明初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水工技术考

明朝初年,国脉皆仰东南,为解决南方粮财物的北运问题,宋礼和白英受命组织修建了大运河山东段南旺分水枢纽。该枢纽主要包括引汶济运、导泉补源、设立水柜和置闸节流四个组成部分。其中,引汶济运是工程之重点,包括戴村坝、小汶河、南旺分水以及配套工程等四个子系统。这些水利设施组成一个和谐的系统工程,保证了该段运河的水量稳定充足,从而实现了大运河500余年的正常通行。南旺分水枢纽代表了我国古代运河水工的最高科学技术成就,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经典范例。     

漫洋湖和者戛湖的由来(傣族)

在美丽富饶的元江坝子西北边,有一塘清汪汪的湖水,叫漫洋湖;坝子的东南面又有一泓清澈如镜的湖水,叫者戛湖。两湖相隔十里,遥遥相对,灌溉着元江坝子千亩良田。说起这两个湖的来历,在元江坝子里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神奇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元江坝子西南面的清水河边,住着一对凶恶的蛟龙夫妻。它们常常游乐嬉闹,兴风作浪,淹没了清水河两岸数不清的田园稼禾。不仅如此,它们还想把整个元江坝子变成一个宽宽的大湖,供它们享乐。但是要造这么大的一个湖,蛟龙也感到力量不济。它们便到东海龙王那里去请求:“龙王爷爷,我们要在元江坝子造一个大     

晚清徽商在皖西大别山区的贸易与纠纷——以《照抄知单议约禀帖告示稿》抄本为中心

皖西大别山区是明清徽商重点经营的区域之一,为长江一带跨区域茯苓贸易的重要一环,来自皖南黟县的药商颇为活跃。文章聚焦于民间文献抄本《照抄知单议约禀帖告示稿》,探讨黟县商人在大别山区的贸易及与当地土著挑夫之纠纷,由诉讼纠纷之渐次演进中,考察外地商帮、土著挑夫、在地士绅和地方官府之不同立场及其应对策略。从中可见,在传统时代,客商外出居廛列肆、负贩商贾,在长途或短途的贸易运输中,最常打交道的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码头工人。明代以来,徽商在各地纷纷建立会馆,相互汲引、互为奥援;各地的码头工人亦抱团取暖,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同业组织。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生存竞争之日趋激烈,双方为了维护彼此的相关权益,时常展开持续而紧张的博弈。在此类博弈中,作为纠纷之仲裁者,地方官府在平衡商人与土著挑夫诉求和权益时,始终最为重要的关注点是维护地方社会之稳定。     

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

明代漕河因地为号,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和浙漕共七段。江南运河即浙漕,起自京口闸,终于杭州北郭务,全长近七百里。明代国家财赋主要仰赖东南,每年有二百余万石粮通过运河北运。因此运河是明代经济的重要命脉, 常镇运河是江南运河的西北部分,是明代东南漕运的关键地段。“三吴之粟,必由常镇”,它可以说明常镇运河在明代漕运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分析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以恢复明代常镇运河通航的历史,从中了解运河利用中的得失,以指导我们现在的运河利用和整治工作。     

官、民与法——元代判决离婚的制度与实践

延续唐、宋之制,元代国家对涉及违律为婚和义绝的婚姻予以强制离异,但在具体规定上产生了明显变化,其解决婚姻冲突、救济婚姻双方的作用更加凸显。在实践中,判决离婚并不是国家对民众婚姻的单方面干预,民众往往主动寻求官府对婚姻进行判决。作为司法者的官府,则希望在"厚风俗"的同时能够"免词讼",通过法律宣传、民间调解以及提高司法效率等措施减轻诉讼压力。在具体的判决中,官府并不一定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判离,有时会出于现实的考量断以"已婚为定",体现出"法意"与"人情"的衡平。判决离婚所展现出的这一图景正是元代官、民法律实践的一个缩影。     

城市中的农民--济南市大明湖湖民生活习俗

济南是一座千年古城,老城曾被一圈城墙包围着,以这一圈城墙为界分别城里城外.大明湖被围在城中,是一个城中湖.在大明湖的北岸、北城墙根以南,有一块狭长的地方,住着100多户人家,世代以种植湖菜、捕鱼捞虾、撑船载客为生计,自古人称"湖民",后来也有人称他们是"城市中的农民".他们的生产生活习俗,非城非乡,似城似乡,在从前被认为是特殊的一群,由今天变化了的时代眼光来看,他们的心态与精神的许多方面,倒可以说是中国农民转型的一种先声.     

走近东钱湖 享受触手可及的诗意

千百年来,东钱湖演绎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们在湖畔繁衍生息,并留下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对这一面湖水的赞美与感叹。正是因为有了人的参与,湖才有了灵气,有了生命,也使得东钱湖一一这个曾经的灌溉之湖,变成了一个集湖光山色和文化内涵于一体的景观性湖泊。     

東漢地方神祠的信仰形態——重讀六通元氏碑刻

保存至今的六通元氏縣東漢碑刻,是三公山神祠、封龍山神祠、無極山神祠、白石神君祠等山神祠廟之碑(其中一通位於總祭性質的西門外神壇)。這些碑刻由地方官府主持建立,記述的也主要是神祠與官府的交涉。但實際上,這些山神祠更爲日常性的信仰圖景,用於廟巫和周邊地域民衆的祭祀祈禱活動。官府只是在特定場合下介入,一方面是祈雨禳災需要和長吏的德政追求,一方面可以藉此凝聚官府與民衆的關係。官府祭祀提升和强化了神祠的信仰權威性。民衆祭祀分爲個人和集體性兩種,後者包括血緣性家族和超越血緣的地域性羣體兩種結合方式,與早期道教組織和佛教邑義有着内在的共通性。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评介

运河之为“运”者,承载了自隋至明清时期的南北运输之任,虽运河之名自元代才被广为使用,但在传统社会中,“运”本身即为南北之意,《国语.越语上》所载“广运百里”的“广”即为东西之横,“运”即为南北之纵。古人关于南北东西空间方向的描述在时间的发展序列中也具有了深远的历史意义,时空的结合成就了运河的区域性特征。王云著《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就是在运河与山东的空间交叉点上,在明与清的时间连续体中,向我们提供了山东段运河区域的“地方性”知识,也揭示了运河区域社会的内在发展脉络。近年来,有关区域研…     

漕运时代的淮盐与运河

<正>漕运是借助江、河、湖、海等水路调运粮食等物资的活动,其中运河漕运是最重要的水运类型。今大运河江苏段沟通了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8市,然而江苏13个设区市全被列为运河城市,原因在于除运河主河道外,与之相连的“盐河”也被作为运河的一部分,从而确立了江苏运河的网状结构。本文拟从盐政、盐运、盐署、盐商、盐官、盐城镇等方面梳理漕运时代淮盐与运河的关系,以期有助于讲述生动的运河及盐业故事。     

试论历史时期固城湖的变迁

试论历史时期固城湖的变迁岑宇玉一般论述：固城湖是古丹阳湖的一部分;随着泥沙淤积和围垦,古湖泊消亡为今日之固城、石臼、丹阳诸湖。如果不考虑时间尺度与现实发展过程,称之谓“古丹阳湖”的该区域是处于茅山隆起西侧的相对沉降盆地;从漫长的地质年代来说,沧海桑田...     

清末民初成都平原的堰长换任与地方社会——以新津县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由于垫支堰费的赔累、预收堰款的困难与水利纠纷的频发,成都平原地区的堰长一职“人人视为畏途”,民间用水群体开始主动向官府“报换”堰长,并形成了适应性办法——轮充制。这些转变却使堰长逐渐脱离了地方精英的身份,“殷实”“谙练”等遴选标准不再被置于首要位置,民间治水在组织运转上陷入困境。官府积极介入堰长换任进程的同时,民堰也试图主动“借用”官府之力以保障堰长制的有效施行。堰长换任这类水利事务所体现出的地方社会官民互动,既存在官方的主动下渗,更展现为民间治水在困境中的能动性诉求,双方的互动是在共同意志下展开的。     

“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

作为咸同之际团练靖乱适所以致乱的缩影,山东团练频繁侵夺以往为州县官掌握的征税和司法权,从而引发了团练与官府间的激烈冲突。这一出乎官方意料的结果有其复杂的成因:除绅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同样促成了团练之乱的发生。团练之乱在严重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的同时,亦引起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显著变动。经过团练之乱,绅士与国家的疏离已相当明显,并为双方未来种种冲突埋下了伏笔。     

记朱德戊午剿匪

“走告政府,则曰:‘吾力不及’,走告军府,又曰:‘非吾之职’。朱君独谓:‘既共处此区域,忧患安乐,当与民同,奈何民来求我,忍而拂救。以民养兵,以兵卫民之谓何?’”这段记载是从《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寿文中抄摘的,说的是朱德同志戊午年(1918年)驻防泸州(当时为泸县)期间进行剿匪的事。 1918年川南地区,以泸县为中心,匪患猖莽,为害乡闾,匪众遍及十大乡。长江南岸,以李得村匪首为最。李原系北洋军连长,纠众一千人左右;北岸匪首以王伦为最,有匪众     

拉昂错，别样静谧之美

与玛旁雍错一衣带水的拉昂错,也就是著名的“鬼湖”,无论是地理意义上,其无法理解的诡异,还是神话传说中。其阴暗莫辨的背景,均让人们闻之色变。殊不知,真正的鬼湖与人们想象之中的样子,截然不同。 拉昂错位于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被尊为“万水之源”圣湖——玛旁雍错以西,又称“里昂错”、“拐湖”,俗名“鬼湖”,面积268．5平方公里,海拔4574米,比玛旁雍错海拔低15米。该湖南北长而东西窄,北岸有广阔的湖滨平原,东西南3岸均为丘陵和山地,藏语意为“有毒的黑湖”。拉昂错湖水呈深蓝色,是微咸水湖。     

“沧海桑田”:近代长江中游的沙洲变迁与滩地开垦

长江水道是一个开放、动态的自然系统,既有水土流失、江水泛滥、沙洲涨坍等自然变迁,也有人类为了在滨水低地进行土地开垦而进行的大量人为改造。江心洲属于典型的滨水低地,系长江中上游来水挟带之泥沙遇阻减速淤积而成的土地,必仰赖于堤坝的捍卫。堤坝作为低地社会至关重要的水利设施,实际上是国家干预与地方社会自组织治理相结合的产物。滨水人群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改造,则主要围绕洲地的涨坍、开垦与治水展开,呈现“人与自然”动态制衡的演进过程。晚清以来,张家洲北汊逐渐发育为弯弓型河道,北岸受水流冲刷加速崩塌,南岸则逐渐淤积出水,形成“北崩南淤”的态势。原来居住长江北岸的各姓居民先后奔赴南岸垦荒,致使新淤洲地争垦纠纷不断。各群体通过组织超越村落和家族的垦团,并积极利用垦荒条例或土地法规来实现各自的占垦诉求。这表明,近代国家及其制度建设在新淤洲地的“确权”过程中扮演了比过去更为重要的角色。     

淮河治理与里下河地区变迁渊源

<正>里下河，并不是一条河，而是一个特定自然区域的地名。其范围西起京杭大运河里运河段，东至串场河，北自苏北灌溉总渠，南抵新通扬运河，区域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里下河之名源于里运河（简称“里河”，为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又称内河、淮扬运河）与下河（串场河，也叫官河、大盐河）的首字。这片区域内河湖密布，是“四周皆筑圩，村庄俱临水，下田要乘船，上路不离桥”的水乡泽国。     

幻景中的沉城记忆:清代黄淮运交汇区的湖市蜃楼

沉城之灾是水环境变迁引发的极端事件,湖市蜃楼以祥瑞的幻景方式重复着沉城的灾难记忆。黄淮运交汇区湖泊水系众多、河工频繁,为明清时期蓄清、刷黄、济运的水利核心区。尤其清代以后,治河无须兼顾护陵,湖泊环境的剧烈变迁引发洪泽镇、泗州城等沉入水底,给当地环境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史籍中有关湖市蜃楼的记载多见于湖面急剧扩大的清代,在洪泽湖、高宝诸湖上均有发生;蜃景发生时多被与时间空间上最近或影响最大的沉城事件联系起来。沉城再现的湖市蜃楼固然不可信,但幻景中包含了百姓的灾难记忆,提醒人们历史需被记忆,灾难不应遗忘。     

法律与市场:乾嘉时期鄱阳湖区“曹杨讼案”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收集的鄱阳湖区民间文书,记录了清代中期江西都昌县曹氏与鄱阳县杨氏之间的一桩官司。两姓就两县交界处三片湖面的产权,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一直争讼到嘉庆四年(1799),从鄱阳湖一路打官司到北京城。通过对相关58件文书的分析,结合其他材料,我们发现:虽然原告方曹姓将自己描绘为受害者,但实际上对争议湖产不具有充分的产权依据,是利用各种借口来侵占杨姓湖产。这个案例表明,清代民事司法具有积极保护民人产权的一面:正是官方对民人产权的保护,才迫使强势的曹家承认弱势的杨姓的产权。更重要的是,官方对这个纠纷的解决颇有创意:先根据证据判明是非,认定权益归属,然后引入市场机制,促使双方达成双赢的共识。这种法律与市场的双管齐下,比仅仅依法判定是非,更能抓住产权纠纷的根本。     

环境压力与土地利用形式的转变——以汾阳文湖变迁为例

文湖是古代晋中重要湖泊之一,宋、金以前,湖域广阔,有着重要的社会经济效益。随着人地矛盾压力增大,宋、金已有两次开渠泄湖,到了万历四年彻底泄湖,文湖随即消亡。通过对文湖变迁过程的环境因素分析,本文认为文湖土地利用形式的转化,是区域自然、人文环境压力日趋紧张作用的结果,在看到泄湖为田之后的负面影响时,也应指出在区域生态环境长期发展下的行为适应性和无奈。这种因环境压力而导致的适应性土地利用行为,是历史时期人类土地利用形式转变的共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