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以父为质三次觐见袁世凯

以父为质袁世凯想称帝,挟武力、施权术、密探遍地、网罗四布的情况下,暗杀了宋教仁,造成一时的全国恐怖的黑暗统治局面。“山西王”阎锡山为了博得袁氏对他的信任不疑,他着实地下了一番苦心：一方面疏远同盟会;一方面派员到北京贿赂袁氏左右。按当年袁氏把各省都督都排了队,凡属同盟会者大都撤了职,只留下云南的唐继尧和山西的阎锡山。阎氏在他的《早年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袁氏帝制运动期间,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皆己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四年（1915）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的…     

宋朝驸马“以父为兄”?

北宋真宗时期,实行过一个“奇葩”的特殊规定,公主下嫁时,将驸马辈分升高一格,名义上变成爷爷的儿子、爸爸的弟弟。如此违背人伦的规定,为何会出现在讲求礼法的宋朝?     

《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

韩国明知大学教授金渭显著。台湾华世出版社1981年出版。定价台币180元。 金渭显教授为“中国台大”陶晋生教授弟子,陶又继承姚从吾治辽金史。故渭显教授治学实学自中国。而又广泛利用中、韩及西方诸国史料,着眼点系在契丹、高丽、女真史者略有不同,并可互为补充,实为一可资参考之著作。     

契丹族的文化特色与中原汉族的关系

我国北方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916～1125年）在中国封建王朝和民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审美与时代的关系:以中国唐朝为例

对于美的思考是贯穿人类整个历史的,也是深深植根于其所在的时代之中。唐代主要以丰腴富丽、雍容华贵为主流审美取向,这与其时代的开放自信以及国家前所未有的富强都是紧密相连。因此,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审美的看法也会局限于当时社会的发展程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时代性。尽管审美文化是"一种更高的,更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但它终究还是要存在于时代基础之上。     

未分的果实:土改前后晋西南的果树分配与乡村经济

传统乡村经济结构类型多样,既有以农、林、牧、副、渔等其中某项为主的单一化经营,也有农林、农牧等多元型经营,粮食、经济作物种植业所占的土地比例有多有少,对乡村经济的影响千差万别。通过解读山西西南部永济县一些村庄的《阶级成份登记表》发现,果树收益对乡村经济影响重大,果树分配和家庭经济状况存在密切关联。土改时期,重新分配土地对于改变村庄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村庄的家庭经济收入并不完全取决于土地面积的多少,同时还要受到果树经营种类、规模的影响。根据《土地改革法》,各个阶级家户的果树受到保护,没有被重新分配,从而影响了土改后至高级社时家庭经济的发展和演变。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土改的意义,而且有益于理解土改后乡村的社会分化问题。     

学术、学风与黄宗羲吕留良关系之新解

清初浙东学者黄宗羲与吕留良之间的争执,是清代学术史上一桩有讨论而无定论的学术公案。我们有必要从经学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新的探索。“黄吕”的真正原因,是缘于他们不同的经学理念和争夺经典解释权所致。这种认识具有开拓经学研究新方向的学术史意义。     

五十步笑百步:历史与传说的关系——以长辛店地名传说为例

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形成了相互竞争的传说,正是基于更可靠的史料、更有效的逻辑,"历史"具有了高于一般"传说"的话语权威。人类知识需要积累,更需要不断地否定和淘汰,否定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权威和级差。而在那些文字缺失的地方,历史望洋兴叹之处,却是传说的英雄用武之地。民间传说"历史文学化"的处理方式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文学历史化"的实际效果又让历史变得丰富完整;而历史的挑剔和淘汰作用,则让那些优秀的传说得以脱颖而出,免于泯然众说。研究者们所从事的,就是在不断否定的历史考辨中,以更加丰满的证据和更为科学的认识,一方面不断生产新的传说,一方面通过修正、淘汰或更替,建设起更丰富多彩、更稳定有效的人类知识体系。     

溯源与新解:论文物古迹“原状”

"原状"认识来源于西方经典保护理论,历经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反修复等社会运动。至19世纪,其思想内涵不断发生变化,从单纯地强调"原物""原状"发展到将历史真实的"原状"观念扩大到历史时间和"环境"等更大的对象范畴。20世纪以来,经典保护理论走向成熟,"原状"也真正从追求"原物真实"走向了传递其蕴含的"价值意义"。"不改变原状"是我国文物古迹保护的核心原则,经历了"初建时的原状""整旧如旧"、对于"原状"的多元释义、"体现价值的状态"等四个阶段。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从原物、原信息、原地点、原场所精神、原用途五个方面综合考虑"原状",才能真正保护好遗产的价值。     

“变家为国”:耶律阿保机对契丹部族结构的改造

契丹人的"家"指同一祖父的后裔,"族"指同一高祖的后裔,在契丹建国前,两者都持续发生代际裂变,皆已与特定地域相联系,但各"家"仍可以进入其他"族"的驻牧地内游牧。耶律阿保机在建国过程中,一方面人为中止了皇族的裂变,加强皇族的力量,以维护皇权;另一方面又改革旧俗,脱离季父房另立自己的"家",将皇位继承权限定在其"家"之内,以消除皇族内部对皇权的威胁。通过这种方式,阿保机最终改造了契丹人的部族结构,"变家为国"。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新解──读俞辛焞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领导者。他的革命活动与日本密切相关,在其长达3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先后出入日本16次,在日驻留9年6个月。其在日时间占孙中山整个革命生涯的近三分之一。在这近10年的时间里,孙中山或以日本为革命活动的基地,或以日本为流亡之地,与当时的日本政界、财界、军部、大陆浪人、民间人士结成了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如何理解和解释孙中山与日本各界人士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在孙中山革命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成为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日关系研究中的热…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曲解与辨正——以《旨趣》为中心的观念史新解

傅斯年是一位颇具哲学素养的理论家,但其"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却长期被理解为"史料派"反对历史理论研究的"唯史料论",由此导致诸多疑点。《旨趣》实际上只是史语所的工作纲领,傅斯年提出"反疏通"是为了实现"集众"工作的可累积性,但其本人治学并不反对"疏通"。无论是把傅氏理解为兰克后学,还是理解为"新宋学",都忽略了其最为重要的科学主义立场和哲学前提。傅氏科学史学的核心方法论其实是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主要指口说的"语言"而非文句考据的"文字"。正是基于比较语言学已经在近代发展出较为确定的类型学理论,傅斯年才敢提出重建科学古史、光复"汉字"的科学史学主张。傅斯年虽然与历史主义者一样共同反对历史规律研究、强调以史料研究为本,但本旨截然不同。傅斯年是在现代哲学转型背景下放弃了近代理性主义立场,转向与"语言转向"暗合的融贯论的新实证主义,其史料观是一种观念史料观。     

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 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

1937-1949年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民间借贷政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新债旧债一律减息;旧债继续减息,新债利率自由;废除封建旧债,新债利率继续自由。中共革命策略的实施减轻乃至废除了长期压在农民身上的债务负担,同时也由于惯行力量的约束,造成了农民的借贷困难。1942年中共采取新债利率自由议定的温和措施,借贷政策由此具有了革命、妥协与调和的多面性。但革命的一面总是处于压倒之势,农民借不到债的现象一直存在。这体现了革命策略与承继传统的内在矛盾和困难选择。     

西周金文中伯雍父、■、彔的身份与关系新探

对于西周金文中与《彔卣》有关的师雍父、伯雍父、彔、■、伯、彔伯■这几个人名的身份与关系,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议,或认为彔与■同系一人,或认为伯雍父与■同系一人。然而,通过对相关材料的梳理并结合西周时期的实际情况分析,只能确认以上数人为身份和地位各不相同的四人而不可泛泛系联,师雍父与伯雍父同,■与伯■同。伯雍父为周王的重臣,曾率军戍守古师;■既直属于周王,又是伯雍父的属官,多次执行军事任务;彔的地位比前二者要更低,可能是师雍父的下属;彔伯■为西周诸侯,其时代晚于前三人。至于另外一件《雍作母乙鼎》则是西周晚期器,更与伯雍父无关。     

辽代契丹人与金代女真人汉化过程的对比研究——以陵墓材料为线索的考古学观察

辽代和金代分别是由契丹贵族和女真贵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从公元十世纪初至十三世纪前期,辽与五代十国和北宋、金与南宋先后对峙长达300年之久,继南北朝之后在我国历史上形成了又一个南北分治的局面.辽金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契丹和女真的上层贵族,但是在其统治下有大量的汉人以及汉化程度较高的其他民族,辽金两代的300多年,契丹人和女真人虽为统治阶级,但是仍然无法阻挡本民族融人中华民族的历史潮流.     

女性与社火关系演变初探——以晋南为例

传统时期,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生困守闺阁,社火是其为数不多的能够合理合"法"走出家门的机会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获得了解放,她们从只能作为社火表演的观众,到近代以来成为参与者,进而成为表演的主体,这其中究竟经过了怎样的变化?本文将以有"社火之乡"美誉的晋南为例,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对女性与社火的关系进行个案分析,探索女性参与社火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