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一般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但在文化心态上,朝鲜一直采取尊明贬清的态度。朝鲜把明朝看成中华的化身,把满洲看成夷狄,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因现实政治的需要,朝鲜大肆宣扬明朝的正统,贬斥清朝的正统。朝鲜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性理学家,以朱熹的思想为基准,形成了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华夷观作为他们处理与清朝外交关系的准则。他们对于正统论的论述,依从朱熹的思想,且只关心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而不关心其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是朝鲜后期儒家性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朝鲜朝使臣李肇源燕行诗探微

朝鲜朝使臣李肇源曾于嘉庆和道光时期两次赴燕,留下许多燕行诗。他的燕行诗多以纪行和遣怀为主,内容丰富。"我诗如我行"的诗行合一,呈现出李肇源的燕京之旅,是中朝朝贡历史的缩影。诗中表现出对明朝故国的怀念,羁旅思乡之情以及诗人与清朝文士的交往,是李肇源燕行诗的重要内容。诗人在两次燕行体验中,通过对清朝经济、文化的深入了解,改变了"胡无百年之运"的看法。     

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

《小华外史》一书,1 9世纪朝鲜吴庆元父子编撰。“小华”,即“小中华”,指朝鲜王朝。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君臣上下多有崇祀明朝之举,同时编修了大量追述和思念明朝的史书。本书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中产生,内容是记载朝鲜王朝与明朝的历来关系,而在明朝灭亡以后,则详述朝鲜举国怀思明朝、祭奠明朝皇帝和优礼明朝遗民及其后裔的史实。吴庆元父子用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把其编成。全书征引史料十分丰富,参考了明、清、朝鲜以及日本的史料1 80余种,几乎每条史料都标明出处,史学方法严谨扎实,学术视野广阔。在思想上大倡尊周思明理念,宣扬尊王攘夷、尊明贬清观念,将清朝视作夷狄。此书之编撰在清朝已经统治二百余年之后,是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朝鲜燕行使者与18世纪北京的琉璃厂

在中韩文化交流史上,18世纪是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方面,从这一时期开始,朝鲜人逐渐调整心态,对盛清时代的来临,作了全新的认识。而在另一方面,随着东亚形势的变化,以及朝鲜燕行使者孜孜不倦的公关活动,中国官方对燕行使团成员的限制逐渐放宽。在这一世纪,燕行使团渐渐摆脱了朝鲜馆内序班(中国胥吏)的控制,直接与琉璃厂的书商等展开频繁的交流。由于琉璃厂是当时北京雅俗文化的中心,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书籍采买的来源,而且,通过持续不断的观察,以及与不同阶层的接触和交流,也使得朝鲜人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更为全面。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明清福建商人

根据朝鲜李朝的《备边司誊录》记载的明朝林成商船、清朝黄宗礼商船的珍贵资料,说明从明朝后期至清朝中期,福建商船单船的货物资本在白银两千两至一万两之间。绘于明清时期的日本"唐船图"表明,清朝中期赴日本贸易的福船中,有船长43米的大型福船"金全腾号"。文中辑录有关闽商与福船的海外资料,在国内少见介绍,因此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评姚晓娟《<燕行录>与清代满族印记研究》

满族作为入主中原的最后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亦是东亚文化圈崭新的聚焦点,邻国朝鲜对满族群体格外关注,燕行途中那些关于满族族群的书写既有客观的历史记录,又是主观情绪的宣泄与表达,冷峻的评判与理性的思考充斥在燕行使的日记中,成为域外透视历史满族与文化满族的重要窗口,对满族群体来说,这是一次具象与宏观的域外形塑,对燕行使来说,这是一次不同文化间的情感表达。     

北朝长城现状调查

北朝时期长城是指从北魏开始。历北齐、北周,以至到隋朝时期修筑的长城,主要分布在今山西、河北境内,是中国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朝时期长城的修筑,关系着中国历史上这段纷乱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北方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等,是一段承载着大量文化信息     

先秦燕文化与长城文化带早期成型研究

先秦燕文化是构成早期长城文化带的重要范畴。燕国作为北方农耕文化中心,与周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长期对峙和交融,形成兼容并蓄的文化格局。从西周至战国,先秦燕文化从滥觞、成熟逐渐发展至鼎盛,并强势扩张,造长城以拒内外之敌,其在北部边界抵御东胡等游牧民族的“燕北长城”及在易水流域防御齐、赵等国的“燕南长城”,是长城文化带初期成型的标志性建筑物。通过对“先秦燕文化发展谱系”“战国时代的燕长城”“燕文化在长城沿线的传播与影响”三方面的探究,建立起对先秦燕文化和早期长城文化带动态而立体的观照。     

文庙祭礼变动与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演进——以朝鲜王朝启圣祠为中心

朝鲜肃宗二十七年仿照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建成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这是自14世纪末在王京汉阳建成文庙后,朝鲜仅有的一次仿效中国礼制增添文庙祭祀建筑。由此反映出,明清鼎革之后,明朝礼制依然保有对朝鲜的主导性影响。与之形成对比,清朝在雍正年间改启圣祠为崇圣祠,朝鲜则始终保持启圣祠之称不改。此时中朝宗藩关系依然强固,但是朝鲜启圣祠与清朝崇圣祠的平行存在,透露出朝鲜礼仪文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体现明清两代中朝关系中的一些差异性。这是观察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整体演进趋向时应该注意的一条线索。     

清朝宝泉局机构沿革新考

本文从明朝及清朝关外时期开始,对宝泉局的地位和天命年间铸钱时间进行了新的考证,并找到清朝关外时期从朝鲜进口铜矿的史料。考证了雍正年间在宝泉局一厂外多设四厂的原因,并对五厂的功能加以分析,同时对"宝泉分局"的历史概念进行辨析;最后对以往没有解释清楚的宝泉局撤销时间加以探讨。     

“燕行使进紫禁城——14至19世纪的宫廷文化与东亚秩序”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推动故宫学研究,加深对燕行文献等域外汉文史料的挖掘,我院故宫学研究所于2014年6月28-29日召开了"燕行使进紫禁城——14至19世纪的宫廷文化与东亚秩序"学术研讨会。明清时期,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国家和地区来到中国的使者、商人、留学生、留学僧等群体,留下了大量用汉文记载的游记、图录、笔记、诗文等材料,这些材料即称为燕行文献,而撰述这些燕行文献的主体,是各国来华的使臣。紫禁城向来是宫闱禁地,除几部官书外,私人对它的记述不是很多,且出于重     

《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评介

正孙卫国教授《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作为"台大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近出的一种,2018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以下简称"孙著")。除绪论与结语外,全书共十四章,前八章为上编,后六章为下编。朝鲜是明朝最忠实的藩属国。明清易代后的百余年间,朝鲜在政治上保持与清的宗藩关系,文化心态上却敌视清朝。朝鲜君臣固执地相信"胡无百年之运",明朝迟早会"中兴恢复"。朝鲜王朝对清的矛盾心态,根源何在?作者指出,朝     

明清宫廷朝鲜“采女”研究

明清时代,朝鲜与中国是一种特殊的附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清人所修《明史》认为;“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这也应是清朝的情形。象在国内挑选女子入宫一样,明清两朝都曾在朝鲜挑选女子。明朝在洪武、永乐、宣德、正德时代,以永乐,宣德朝为甚,清朝主要在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和入关后多尔衮时期。中国官方文献和宫中档案对此直接记载绝少;外朝官员对此知之不多,而且有意回避,所以至今未发现相关私家记录。朝鲜《李朝实录》及此     

从考古材料谈长城的起源

长城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既具防御功能,又具象征意义的遗迹,从分布上看,是一条线的概念,但从历史文化内涵来看,又是一个带的概念,即所谓“长城地带”。它的文化内涵不仅体现在燕、赵、秦、汉、明,而是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甚至更久远的年代。因此,要揭示长城的起源就必须追溯到史前时期。本文就是通过对目前长城地带所发现石城聚落的考古学研究,得出长城是由上述地带发现的石城聚落发展而来的,长城就是放大、延续、     

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遗址的量化统计分析

近30年间,中国辽吉两省、朝鲜西北地区相继发现了"列燧"遗址,主体性军事类障塞、中枢性行政类城址和附属性保障类遗址等重要的长城障塞遗址,累计调查发现的障塞数量规模已相当可观,为我们进行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量化统计分析,创造了基本的条件。本文通过量化统计得出:目前在总长约1081公里的辽东长城障塞线上,共发现"点线式"障塞结构、"线段式"短垣结构和"线条式"长垣结构三种构筑形式;其中障塞结构遗址162座;"线段式"短垣结构遗址3道8段;"线条式"长垣结构长120公里。使我们对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的地理分布、障塞类型、设置规律、建筑特征、历史分期等方面,初步有了一个理性认识。     

北朝长城东部遗迹 综合考察与分析课题研究

北朝长城是指从北魏开始,历北齐、北周,至隋朝时期修筑的长城。这些长城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山西、河北境内,是中国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朝长城的修筑,涉及中国历史上这段纷乱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     

康乾时期燕行使眼中的满族习俗

康乾时期,来到中国的朝鲜燕行使从服饰、饮食、住房、礼俗等四个方面观察记录了满族习俗,为我们了解历史上的满族提供了珍贵资料。     

明清鼎革后东亚文化共同体内各国的中国观——以安南使人对“薙发易服”的态度为视角

清乾隆末期,安南正值后黎与西山政权更替之时,两朝使人面对清廷"薙发易服"令做出了看似截然不同的回应,其实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及政治邦交考虑,反映出这一时期安南对清朝的心态和中国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南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不仅安南如此,明清鼎革以后,东亚文化共同体(1)内各国的中国观颇为复杂,朝鲜、日本等国均有自身的审识度量。三国对清代中国虽都持排斥态度,但基于自身特点又各有不同表现。这显示出周边国家在与中国渐行渐远的过程中颇具特殊情态,而其背后的复杂因素不但构成当时特有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也为后来这些国家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做了铺垫。     

“吸毒石”与“清心丸”——燕行使与传教士的药物交流

清代康乾时期,北京逐渐成为东西洋文化交涉的重要城市之一,朝鲜半岛的燕行使有机会在这襄与西洋天主教的传教士们交流。西方的风土人情和科学知识是双方交流的主要内容,吸毒石与清心丸则是双方互赠的有名礼品。吸毒石被当成了西洋医药的代表,清心丸成了朝鲜半岛特产的象徵。这两种药物的传散史,至少牵涉到西洋、朝鲜、中国和日本四地,反映了当时的东亚文化交流中“相互缠绕与交错的”景象。因此,只有在相互为背景的情况下作考察,才能理解近代早期东西方文化相互之间的复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