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帛书“刑德大游”与秦灭六国战争

马王堆帛书《刑德》甲篇的《刑德占》是在《刑德》丙篇相关内容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其中“刑德大游”占辞的改写存在明确的史实依据。《刑德》甲篇写定的占辞,至少参考了秦灭六国的多次具体战例,特别是“背刑迎德”占辞,与秦王政二十二年李信攻楚先胜后败的史实完全相合。以史实入占书应该是帛书的撰写者有意为之,可见实际战争对数术文献的编纂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兵占书中引入战争史实,以战例校验占书准确性,很可能是秦汉时期兵占书的一大特点,这丰富了我们对古代数术文献的认识。     

战国秦汉城市人口结构初探--以农民问题为中心

伴随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城内居民的构成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城最初是军事防御的城堡,居民以农人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兴盛,春秋战国时的城市居民主要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但农民一直都是主体。两汉时仍然延续着战国的传统,但在交换经济和土地兼并的破坏下,大量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流民或大土地所有者的依附民,城内农业人口的数量不断趋于下降,但短期内还不会完全被排挤在城墙之外。     

秦代政治与儒家伦理探微——以秦刻石铭文为中心

本文以秦刻石铭文为中心,分析秦帝国政治与儒家伦理的复杂关系,揭示伦理因素对秦朝政治的重大影响。由刻辞中所见秦意识形态及其治国实践的变化,无疑反映了秦始皇和李斯君臣对政治模式的修正。在天下一统的历史形势下,秦事功型政治传统确实出现了向伦理型政治转轨的迹象。秦政与伦理之间复杂互动历程表明,秦文化创造其事功奇迹的同时,也造就了自身的专化特征,从而丧失了大一统时代政治价值目标重建和政治文化转型的自我更新功能。     

东魏北齐国家权力结构新论——以怀朔镇勋贵任官为中心

从对怀朔镇勋贵群体任官的统计分析看,东魏北齐国家军政最核心、最重要的权力,基本上被高欢及北齐诸帝授给高氏宗亲,怀朔镇勋贵群体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和权力仅次于高氏宗亲而高于其他派别。怀朔镇勋贵在六镇暴动时就跟随高欢东征西讨,拥有显赫的战功和资历,在由六镇鲜卑组成的东魏北齐军队中享有极高威望。这些均非年轻的高氏宗亲成员所能比。高欢及北齐诸帝虽将关键军政权力交给高氏宗亲,但高氏宗亲大多没有威望、资历和战功,很难离开怀朔镇勋贵单独领军作战。由此,怀朔镇勋贵仍然能够分享东魏北齐国家的一大部分军政实权,维持在东魏北齐统治集团中仅次于高氏宗亲的政治地位。同时,被授予军政大权的高氏宗亲在行驶权力时,也离不开怀朔镇勋贵的协助与支持。在长期的军事征战和政务处理中,高氏宗亲与原本就有姻亲和同乡关系的怀朔镇勋贵群体在军政事务上相互配合,这必然会对北齐诸帝的皇权产生直接威胁。因此,怀朔镇勋贵与高氏宗亲一样,成为高欢及北齐诸帝限制、猜忌、打压的主要对象。这是决定东魏北齐国家权力结构变动的主轴。     

两汉时期河西四郡自然灾害探析——以悬泉汉简为中心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时期,从传世典籍和出土简牍记载来看,主要有蝗灾、沙尘暴、地震、风灾、干旱五种自然灾害。本文通过以分析上灾害,得到一些启示,以期对今天的防灾、减灾有所借鉴。     

秦即墨郡的设置和变迁——以里耶8-657号秦简为据

里耶秦简8-657号简记载了"琅邪郡尉徙治"的相关内容,根据秦历谱、干支纪日、秦代信息传递速度和里耶秦简8-657简的内容,可以推断出8-657号简"琅邪郡尉徙治"的发文年月是秦始皇二十八年五月,此时尚无即墨郡。秦在灭齐之初,根据齐国疆域沿革和山川形势设齐、琅邪二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后分琅邪郡置即墨郡,琅邪郡尉徙治即墨和即墨郡的设置与秦始皇东巡关系密切。     

孔雀与六到十二世纪的东亚外交世界——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六至十二世纪的东亚处于古代中国构建的宗藩体系中,国家间的往来伴随着各类动物的赠送,是当时国际关系的重要环节。这一时期,孔雀一方面得益于自身的外在特性,另一方面借助佛教东传,成为颇具宗教内涵的符号性动物,被视为动物赠送中的代表之一。以古代国家间的孔雀馈赠为线索,有助于帮助探究其在东亚各国关系中的政治地位、文化内涵,明晰当时的东亚国家外交特性。     

宋代社会救济制度的运作和国家权力——以居养院制的变迁为中心

考察宋代穷民收养设施的具体情况,就会发现其运营实态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大部分居养院的财政基础极其脆弱,基本上无法提供长期维持居养院所需要的财源。居养院规模的零散性和财政基础的脆弱性与居养院收容者的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宋代穷民收养设施的收容者中,确实存在着需要救济的穷民。但是,除了一些穷民之外,为维持社会治安,还必须收容无赖之徒。不少居养院常常以短期的治安维持为目的而运营,从而,呈现出其财政基础也极度脆弱的状况。正因为居养院制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其盛衰与社会情势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宋代的居养院基本上是因政策的需要而被采用和运营的。     

西汉敦煌郡钱币的使用与调配——以敦煌出土简牍文献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自官方到民间都普遍使用钱币进行薪俸、酬劳结算及商品交易。通过悬泉汉简记载分析,西汉敦煌郡钱币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使用规模也非常庞大。为满足敦煌郡钱币需求,西汉政府往往利用国家力量从钱币铸造地区或钱币库存充裕地区调配大量钱币作为支持,表明西汉敦煌郡经济的发展对中央政府有着较强的依赖性。     

秦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关天地区为中心

关天经济区包括了陕西关中平原及甘肃天水地区,区域内秦文化遗存丰富,见证了赢秦族的西迁与春秋之后秦国"九都八迁"的宏大过程。秦人从天水越过陇山而向关中挺进,由小到大,由弱及强,由强而盛。具有包容与创造力的秦人精神和秦文化,对关天地区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机遇。利用独具一帜的秦文化资源,打造关天地区文化品牌,彰显华夏文明,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将对关天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秦直道的历史学探索——以走向、修筑与沿线遗存为中心

正直道是秦帝国在长城之外沟通都城与北边郡的第二大国防工程,与驰道一起成为帝国交通网络的重要构成,并被视作"世界古代高速公路之首"(杨泽蒙《世界古代高速公路之首——秦直道》,《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不过,这项重要的军事与交通成就在后世之中,除司马迁略有提及,及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与清代方志偶有涉及外,向为学人忽略,许久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现代学术意义的秦直道考古踏勘与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自此迄今,众多学人留心     

政府权力与资源保护——以1950年代的胶东渔场为中心

本文通过考察1950年代胶东渔场的资源保护政策,反思了中国环境史学界的“破坏—保护”取向.很多资源保护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往往伴随着高度规范性的政府权力.渔业机构为保护海参而采用了设置禁捕期、限制规格和设置保护区等相结合的办法,这些手段并非对资源危机的回应,也不能阻止稚参的大量生产,它们旨在避开低效的生产季节、截断非法的交易链条以及占据产量最高的参场.本研究表明,环境史学者应该走出“衰败论”的怪圈,揭示隐藏在资源保护政策背后的开发秩序与利益体系.     

敦煌郡在西汉经营西域中的战略定位——以敦煌简牍文献为中心

西汉政府设置敦煌郡,与其经营西域及打击匈奴的战略关系密切。西汉设置敦煌郡主要是为了经营西域与隔绝羌胡通道,以此实现压缩匈奴生存空间的战略目的。敦煌郡设置后,在西汉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至少发挥着三种作用,即：物资存储与转运、驻军及将卒中转、迎送接待往来使者。敦煌郡仓库设施与水陆交通设施的建设,为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又成为敦煌郡供给驻军、迎送接待等工作顺利展开的前提,而这些都巩固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作为汉朝西陲重要战略基地的敦煌郡,在西汉政府经略西域过程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敦煌出土汉简,尤其是悬泉汉简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清末新政时期官制婚书之推行——以四川为例

清末新政时期,四川省出于改变婚姻陋习、增加新政经费诸考虑,下令废止民间自拟庚帖,改为购买官方统一印制的婚书。推行过程中,制定了具体措施,广为宣传,逐级落实。然而,由于民间婚俗根深蒂固、推行方法失之简单、法律新规形同虚设等原因,致旧弊未杜,新弊日生,最终以失败收场。清末四川推行官制婚书,既反映了时局变动下政治、经济、法律与社会的实际状况,也表现了当时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的契合与紧张,对审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具有示范意义。     

商鞅“农战”政策推行与帝国兴衰——以“君—官—民”政治结构变动为中心

商鞅推行“农战”政策,是秦国家体制“战国模式”构建的重要组成。“农战”重“法”,与“赏罚”形成整体性关联,着意构建“君—民”联结,塑造“农战之士”。秦惠文王以降调适“君—官”层面,宗室、大臣势力重振,“富强也资人臣”状况逐渐呈现。至吕不韦执政,政策出现较大波动。始皇帝统治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事皆决于法”,并尝试“农战”政策调整。后期转向“外攘四夷”,严酷役使民众,“农战”政策效能不再。二世统治亦分前后两期。前期继续始皇事业,“用法益刻深”,摧折“君—官—民”联结,山东“新地”掀起反秦浪潮。后期“行督责之术”,以“术”辅“法”,破坏故秦之地政治结构,帝国终至覆亡。“农战”政策推行,并非直线向前,而与秦政相互作用,呈现一定幅度的波动。相关探讨或为秦国崛起至帝业兴衰的历史进程提供认识线索。     

资源配置与权力之争:以战时浙江大学内迁贵州为中心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等地时,因资源配置问题,与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党部势力初起抵牾。地方党部借口"反共",积极介入大学校园,彼此的矛盾在1942年初的"倒孔运动"中被激化,最终以拘捕学生告终。国民党执政当局采取的措施,令竺可桢等中立学者对其不信任日益加剧。在执政当局"重政不重党"的地方治理观念下,以黄宇人为首的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各级党部为争取党权所做的努力与反击,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民党执政当局地方治理的失序。     

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一般认为 :北朝时期 ,乡村因实行三长制而不存在乡里编制。其实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 ,北朝乡村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约自北魏太和年间开始直到北朝末 ,除北齐时京畿地区不设乡里之外 ,均设有乡里编制。不同于前代的是 ,北朝的乡里具有划定的地域 ,这可能与实行均田制有关。乡里编制虽然普遍存在 ,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 ;相反 ,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 ,并依托“村”组织活动 ,官方的乡里设置在村落受到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