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如何同税:近代所得税开征中的外侨纳税问题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在华侨民不断增加。在军事、外交和传教人员之外,还有大量侨民长期寓居中国,通过设厂投资、商业服务、自由职业等方式获利谋生。西方各国外侨在中国借治外法权及租界壁垒,拒绝向中国政府缴纳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各类税捐,导致中国税务行政长期难及于外侨。关税自主运动的重点在于税权自主及税率调整,并未同步解决外国企业及侨民在华纳税问题。到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开征所得税,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外税收平权问题的集中讨论。外侨是否缴纳所得税,不仅关系税权税源,也直接影响到国内商民的纳税意愿。中国政府、民间社会及西方各国间围绕租税主权、税负公平、条约体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与外交交涉。国民政府虽经努力,但仍难在税务行政范畴内解决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中国与西方条约国家外交政治关系的重构。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

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部屈辱的历史,而耆英是1842年至1848年清政府外交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耆英外交活动的研究开始起步。学术界对耆英的评价分为三类,即完全批评、完全肯定以及部分批评部分肯定。争论主要围绕耆英禁烟态度、耆英与基督教弛禁、耆英处理中英冲突问题、耆英与"协定关税"条款的签订、耆英外交理论是否正确等方面展开。历史有其客观性,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人物研究应本着客观全面的态度,要论从史出。     

晚清首位外交使臣:美国人蒲安臣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这标志着东方华夷体系的崩溃和西方条约体系的取而代之,中国外交也迈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步。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这样的第一步,才出现了中国外交上的奇人奇事: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按当时的称谓应是大清国——出使外国。美国人蒲安臣带领的中国使团是晚清王朝按照西方的外交方式,向西方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条约体系逐步取代华夷体系的产物,它具体地反映了中国外交在历史性转折时期所充满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它表明清政府已向国际社会与西…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浅析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

1840年之后的中国,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逐渐形成。这种民族主义在外交上的体现就是中国民族主义外交。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所表达的外交诉求,五卅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为了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和废除外国租界,不断地与帝国主义列强作斗争,都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外交的范畴。笔者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外交源流、主要表现、历史影响三个方面浅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外交。     

重评耆英的外交活动及其思想

耆英被人们认定为投降派,所办外交被称为投降外交。其实,耆英在海关税则、禁烟、收回舟山诸问题的交涉中,都为中国之利权殚心竭虑。仅粤海关税收的实际增幅就达50%左右。耆英主持外交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外之间维持了数年和平相安的局面。至于所失之主权,乃源于时代之局限。耆英“诚信守约”的根本目的是限制列强,维护中国权益。“一视同仁”主张的实质是平等开放,“与外人平等交往”是当时乃至之后的十余年间最为开明和进步的外交思想。     

跨国史视野下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1919-1931)

殖民帝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治外法权是近代的国际性现象。通过外交官与外国顾问等群体建构的信息传播路径,包括中国在内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解决法权问题时,得以吸纳其他国家的经验。近代中国首先了解、采行日本的办法,即在5年内改革法律及司法,然后取消治外法权,但未能藉此废除治外法权。通过法国顾问宝道等人的引介,北京政府一度试图采取暹罗的办法收回上海会审公廨,进而解决法权问题,亦未成功。20世纪20年代,同为"病夫"的土耳其的成功激励了国人,国民政府取法土耳其以取消治外法权,但因缺乏稳固的中央政府等因素,在列强反对后,只能提出折衷土耳其与暹罗办法的方案。     

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治外法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运用

近代西方的"治外法权"概念由外交豁免权与领事裁判权两种性质有别的域外司法管辖权组合而成。这一矛盾含混的内涵结构及其在日常使用中后者遮蔽前者的语用强势,导致中国知识精英有关认知的长期分歧;而中日汉字构词习惯的差异,又曾一度引发国人对"治外法权"的误读。清末时,即有人试图将"治外法权"两层矛盾含义予以分离,甚至加以对立,宁愿选择以"领事裁判权"来明确指代列强在华司法特权,以避免含混的"治外法权"名义。北洋后期特别是国民政府时期,此一认知倾向经由政府提倡和实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又因故出现某种逆转。尽管存在认知分歧,"治外法权"由领事裁判权所代表的不平等的司法特权内涵,却一直主导着社会上的传播。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治外法权"在清末主要被用于唤起危亡意识、鼓吹变法维新,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五四运动及其后,则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进行反帝斗争的话语武器。     

中英关系变动背景下“费唐报告”的出笼及搁浅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外交上继续推动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交涉,列强承诺逐步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上海公共租界因此面临出路问题,于是聘请南非法官费唐来沪调查,为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提出建议。1931年4月起,"费唐报告"陆续发表。报告从历史与现状的角度,论证租界不能立即交还中国政府,应设立一长达几十年的过渡期,待各项条件成熟后再交还。报告出炉后遭到中国坚决反对,英国则反应冷淡,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也不肯采纳。"费唐报告"的命运折射出国际格局变动背景下中英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异乡非异客 他乡亦故乡——记世界各地的原哈尔滨外国侨民团体

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的外国侨民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以"哈尔滨"为名的侨民团体,具有代表性的有由俄罗斯侨民组成的俄罗斯哈尔滨人协会、悉尼原哈尔滨工业大学(北满大学)校友会和由波兰侨民组成的波兰"哈尔滨人"俱乐部。本文梳理了这些侨民团体的相关情况,并为哈尔滨市地方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处理在新疆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侨民问题的经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在新疆的巴基斯坦侨民和阿富汗侨民的政策几经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大多数巴基斯坦侨民和阿富汗侨民为中外混血儿,持有效国籍证件者少,且愿意加入中国国籍,中国政府采取了争取他们自愿加入中国国籍的政策。三大改造后直到1959年底,部分"入籍外侨"要求退籍,中国与巴基斯坦政府关于外侨问题发生分歧,对此,中国政府主要采取了教育和挽留的政策。1960年后,为改变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孤立局面,中国政府开始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协商解决外侨问题。     

“日本型华夷秩序”辨析

"日本型华夷秩序"论左右着学界对近世日本外交格局和性质的判断,为此,就必须对其实质做出价值判定。16世纪后期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试图摧毁以明朝为主导的华夷秩序并取而代之,结果以失败告终。其后,德川幕府建立起以"对外四口"为框架的对外关系体系,并因明清交替而在日本形成了"华夷变态"理论,从而生成以日本为"华"统治周边国家的意识,即当代学者所说的"日本型华夷秩序"。然而,比照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可见,"日本型华夷秩序"皆是反其道而行之。前者是由"华"对"夷"以"薄来厚往"的给予方式来维持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后者则是不惜动用武力对周边地区进行掠夺,是在损害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     

浅析美国侨民战略的实施动机

近年来,随着世界不少侨民大国对海外侨民的重视,美国政府也开始积极争取侨民,在2011年5月成立“国际离散侨民约言联盟”,试图将全球1500个侨民网络组织连接起来,“促进对离散侨民祖籍国的投资和贸易、志愿者服务、慈善事业、外交、创业和创新”。但是在这项看似大公无私的侨民政策背后却深藏着美国的政治目的,争取侨民双重认同的努力,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考虑,试图将外来移民和侨民纳入美国“巧实力”外交的总体布局中,通过侨民来改变和影响其母籍国。所有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无不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联。     

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

法权会议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撤废治外法权的一次尝试。在改变由不平等条约建构和规范的近代中外关系问题上,北洋政府并不像许多研究者一再批评的那样,仅仅扮演了消极被动的角色。在会议的全过程中,北洋政府外交家均付出了艰辛努力,以图撤废治外法权这一严重伤害中国主权的外人特权。法权会议折射出的北洋外交是一种带有改良色彩的“修约”外交。在中国尚不具备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实力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修约”应为务实的选择。虽然囿于内外条件,北洋政府未能实现撤废治外法权的初哀,但会议确立的一些中外关系原则,也为后来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法理基础。     

明治维新前日本“对清国策”大讨论

正近代以来,衰弱的大清帝国不仅颠覆了日本人心中传统的中国形象,也促使其为避免重蹈覆辙而苦苦寻找对策。一些日本人认为应征服清朝以壮大自己,也有日本人认为应联合中国共同对付欧美列强。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最终的结果是前一种观点逐步变成了现实。一、一场"华夷之辩"近代以来,清朝衰落的现实改变了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促使他们对原先的华夷体系进行重新思考。华夷     

租界、治外法权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国际性 ——以《中国论坛》与"伊罗生事件"为中心

美国左翼记者伊罗生193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中国论坛》的出版发行和随后发生的"伊罗生事件"的解决,前者依靠租界的活动空间,后者有赖于治外法权的效力.租界提供了容纳编辑人员进行地下工作的空间,治外法权则给予了主编切身的保护,以刊物为阵地、以主编为纽带,中共地下党人、美国记者伊罗生和各界在华左翼人士三方实现了有效的"跨国合作".考察《中国论坛》在租界的持续运作与治外法权在"伊罗生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可以为深入理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之"国际性"特质提供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实例.     

抗日烈士蔡公时与“济南惨案”始末

<正>1928年5月3日,侵华日军借保护侨民为由悍然侵占济南,大肆屠杀我无辜军民和外交人员,打死6123人,打伤中国军民17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即"五三惨案"。"五三惨案"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奉命赴济南与日方交涉,面对强行进入交涉公署的日军,蔡公时为维护民族正义慷慨陈辞,     

抗战时期山东潍县集中营的“小囚徒”

正1941年12月7日,美日双方谈判正在进行中,日本不宣而战,对美国珍珠港发动空袭,太平洋舰队损耗严重,举国悲愤。对此,"美国总统罗斯福授权美国军方将居住在西海岸的几千名日本侨民迁走,把他们安置到内地集中营去"。经调查,居住在夏威夷附近的日本侨民曾多次为日本军政府窃取秘密情报,随后6万日本侨民陆续被迁往内地集中营,禁止与外界联系。美国的这一举动很快引起日本的报复。1941年底,日本开始在中国占领区全境搜捕外国侨民,主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对在沪“第三国侨民”的赔偿

一·二八事变后,在沪"第三国侨民"因战争损失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面对来自十七国侨民及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一边极力推诿责任,一边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在赔偿过程中,日本政府通过严苛的审核标准驳回大部分索赔要求,同时将"赔偿"改为"救恤",以掩盖其战争责任。日本外交机构也在军部的压力下篡改了公文中暗含日军掠夺行径的条款,以否认战争罪行。整个赔偿工作涉及与各相关国家的外交交涉,其中以日美交涉最为典型和曲折。日本政府虽希冀通过赔偿问题缓和国际舆论压力,但其一再减少赔偿金额的行为则引起英美等国的质疑和愤懑。日本政府就在沪"第三国侨民"赔偿问题的外交交涉,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初错综变幻的国际关系。     

甲午战争后六年间长江流域通商口岸日租界设立问题述论

《马关条约》订立后,日本为了在华享有与西方列强同样的地位与权益,急于在长江流域一些通商口岸设立专管租界。但清政府根据张之洞等的建议,以设立本国拥有主权的外国通商场来应对,同时接受李鸿章主张,试图引入列强来牵制日本。围绕在苏州、杭州、沙市、汉口、重庆、上海设立日租界问题,双方交涉6年多。日本始终想剥夺中国对日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实施治外法权,同时尽量将设租界的负担转嫁给中方,但遭到相关各地官府和总理衙门的抵制。日本最终以强权迫使清政府屈服,在苏州、杭州确立专管租界框架后,推及其他口岸。此间,日本很顾忌西方列强的反应,其在上海设立专管租界的图谋与英美扩大公共租界相抵触,加上别无有利之处,最终选择放弃。张之洞曾主导中方抵制设立日租界,但在转向对日"联交"后,态度与举措大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