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夫人”福芝芳

"人家都以为我这个梅太太,亨尽了人间荣华富贵,殊不知抗战八年期间,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中……"梅兰芳听了夫人的这席话,百感交集地说:"名人总有本难念的经。没有福芝芳,哪有梅兰芳?"周恩来接见福芝芳时,也称赞道:"芳心总是伴忠魂。你是上海滩名符其实的‘抗战夫人'。"     

抗战胜利后的苏、蒙、日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除了忙于受降、接收,在外交方面也在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做着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外蒙古的独立。此外,对日索赔也提上了议程。由于这几项活动都是国民党政府所为,更由于1949年中共建国后外交问题一度奉行"一边倒"政策,加之对日关系错综复杂,这段历史也被淡漠了。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其前因后果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现据有关资料,录以备考。     

抗战胜利后的“驱龙”事件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战"并非在国共之间打响,而是蒋介石在云南发动"驱龙"事件中响起的第一枪,拉开了战幕。当时,美国的一家报纸称之为:"小偷式的袭击"。针对"云南王"龙云的西昌秘密会议在祖国的西南,位于成都、昆明、重庆三大城市之间有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山城西昌,它虽然地域偏僻,     

“抗战与山西: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学术讨论会评述

<正>2015年7月17日至7月19日,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山西省历史学会共同主办的"抗战与山西: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西武乡召开,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编辑部的专家学者近50人与会。会议收到论文40余篇,内容以山西地区抗战为主,又不局限于山西地区,以中共抗战为主,兼有论及国民党抗战,讨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体现出了一种大视野、大格局。     

抗战胜利后的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同志率领重庆办事处大部分人员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建立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接着又在上海建立办事处。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两个办事处人员被国民党当局所逼,在董必武同志率领下,从南京飞回延安。两个办事处存在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焦     

抗战胜利后对沦陷区的“大劫收”

名目繁多的接收机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迅速派出了接收大员驰往沦陷区各地进行接收。由何应钦指挥督导。其分工是：日伪的行政管理机构．由国民政府同一性质的机构接收;经济事业和企业,由国民政府同一性质的机构接收并立即恢复生产经营;银行、金融部门,由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接收清理。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就学的应对

抗战胜利后从军知识青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纷纷要求复员。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在经过一番布置后,国民政府允许他们陆续复员。按照计划,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安置主要有留营、就学、就业和回籍四种方式。由于他们大多为学生,因此学业安置成为复员安置的主要方式之一。其时,蒋氏父子想继续利用这些学生作为维持统治的力量,于是想尽办法对他们复员后进行管控。但是,内战爆发后大部分复员就学的学生并未像当局期待那样站在自己阵营,反倒是他们因为压迫而不断反抗甚至投入到人民阵营。     

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对“密报物资”的接收与处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立即着手接收原敌伪统治区的资产,除了敌伪移交清册中的物资外,以“敌伪人员让渡、转移、藏匿他处的各种物资”为主的“密报物资”也是接收不可忽视的部分。湖北省“密报物资”的接收与处置由第六战区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以及湖北省政府先后负责,包括接收保管、调查审核、估价标售以及发放密报奖金等事项。湖北省意图利用“密报物资”变价款拨充教育经费,推动战后重建工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密报物资”变价款实际所得不仅低于预算,而且在使用中又因政府挪借他用、工作人员贪污、通货膨胀等因素导致了部分流失,对复兴战后湖北省教育事业的作用极其有限。     

王世杰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外交

一、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7月30日,王世杰接替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此时正是宋子文访问莫斯科第一阶段结束,回国商讨对策之际。 在此之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等于6月27日前往苏联谈判。在十几天的谈判中,中苏双方就大连问题、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外蒙古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有些问题初步达成协议,有些问题尚未解决。7月12日,宋子文以回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风腐败及有关问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风腐败迅速蔓延发展,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正如蒋介石1948年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所说：“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沦陷区的“劫收”风潮

“先头部队”抢先劫夺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政府军队均远处大西南,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沦陷区进行接收,这便给了身处沦陷区的各色“先头部队”以可乘之机。他们在重庆方面紧张部署的时候已捷足先登,在收复区内如上海、北平、天津等几个大城市,迅速掀起接收敌伪财产的狂潮。他们分别被人们称为“土行孙”、“穿山甲”和“变色龙”。     

陶因与抗战胜利后国立安徽大学的创建

民国时期的安徽大学,大致以抗日战争前后为界,经历了省立安徽大学和国立安徽大学(以下简称省立安大、国立安大)两个阶段。国立安大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原省立安大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其过程历尽艰辛,皖籍著名教育家、国立安大首届校长陶因对这所大学的创建和初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代理主持安大筹委会陶因,安徽舒城人,1894年出生,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随后,他又前往欧洲,留学德国,获得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30年初,陶因从欧洲学成归国。此时,故乡安徽刚刚建立了一所近代教育的大学,这就是安庆的省立安大。安徽大学…     

抗战胜利后武汉市小学的复课

正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标志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战前的"大武汉"该如何"复员"教育工作,特别是复员最为基础的小学教育工作,这是战后摆在武汉地方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日本投降次日,教育部长朱家骅便向收复区教育界广播,要求"暂维现状,听候接收"。随后颁布《战区各省市教育复员紧急办理事项》14条、《教育复员及接收敌伪教育文     

抗战胜利后民国官场的腐败

1945年8月,抗战取得了胜利,国民政府制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根据这一办法,国民党向各大城市派出特派员或接收委员,接收敌伪资产,被老百姓称为“接收大员”。     

抗战胜利后的国共重庆谈判述论

近年来,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教学研究中,提出了涉及抗日战争后国共和谈性质方面的问题:我党把重庆和谈视作战略方针,还是斗争策略?重庆谈判有无必要?我党是否有和平诚意?     

抗战胜利后收复区的救济与复原

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华物资在收复区进行了紧急救济与复原。它在难民的救济与安置、工农业生产的复原与经济的复兴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这些成果也随之散失在内战战火中。     

抗战胜利后短暂的幸福时光

正经过中国人民14年的顽强抵抗,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战后的中国一派欣欣向荣,城市乡村,处处是胜利的喜悦。然而,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战后的幸福时光显得尤其短暂。直到1949年10月之后,中华民族才赢得了长久的安宁与复苏。     

抗战胜利后民国官场的腐败

1945年的8月,抗战取得了胜利,国民政府于是月制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根据这一办法,国民党向各大城市派山特派员或接收委员,接收敌伪资产,是为"接收大员".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被民众百姓讥之为"劫收大员".一个"劫"字,道尽了抗战胜利后民国官场的腐败!……     

论施复亮与抗战胜利后的中间路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一部分民主人士曾提倡一条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实质的中间路线。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中间路线只是一种幻想。然而,在抗战胜利初期,它又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如何评价中间路线,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复杂的     

“抗战戏剧”与“戏剧抗战”刍议——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有感

“抗战戏剧”,顾名思义,就是以抗日战争的题材用戏剧的形式去演出、去表演。那么,“戏剧抗战”又是什么呢？有人说“戏剧抗战”是“抗战戏剧”的变种,也有人说“抗战戏剧”和“戏剧抗战”是同胞孪生姊妹。其实无论“戏剧抗战”还是“抗战戏剧”,都是名词的展现。但它们却有着相互依赖又相互拆斥的关系。笔者试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供广大同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