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银系统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抵制和破坏

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与日本在华北的利益、金融构想产生了直接冲突。军方和银行在日本政府默许和授意下,胁迫华北实力派干涉华北白银移交国民政府,支持河北省银行并发行货币、接收兑换华北地区外商银行存银。随着币制改革的推进,日方被迫不断修正华北币制自主方案。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实现了对华北金融系统的全面控制。     

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以中英交涉为中心

1938年春夏之交,为避免留存于天津租界的巨额白银被日本窃夺,中国方面展开以英国为主的对外交涉。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天津租界存银问题关注不够,直接从事对英交涉的外交部与主管货币银行事务的财政部未能充分沟通和融洽合作,加上英国一味维护自身利益,不顾中方反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进而影响法国也向日本作出同样让步,中国存银最终被日本监控并攫夺。在对英交涉中,国民政府对英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重大利益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因此英国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下降。     

最短命的货币金圆券

一、先从法币谈起 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废止银本位制,禁止银元流通,以中央、中国、交通3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并将白银收归国有,移存国外,作为外汇储备金,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币1先令2.5便士或0.2975美元.当时1元银币兑换法币要损失3角钱以上,实际上是一种掠夺.此后,国民党政府逐步控制了一般商业银行。     

抗日根据地对伪币斗争的政策

<正>日本早就想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管理权,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国民政府的法币先与英国的英镑建立比价关系,后来受于美国的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将法币与美元挂钩,改革结束时日本连一杯残羮都没有分到,怀恨在心。日本陆相说:"中国此种快刀斩乱麻的货币政策计划即系抗日精神的表现"。日本为了破坏法币政策,他们大量从华北走私出口白银,据日本官方统计,1934——1936年两年间,由日本转运出口的白银达日金2500万元。同时还进行走私贸易。在这些     

救济与控制：中国通商、四明和中国实业三行的改组

白银风潮前夕,中国通商、四明和中国实业三行因长期经营不善而资金周转不灵.在白银风潮中,三行同时陷入挤兑的困境,而在法币改革后,三行因难以缴足发行准备金而再度陷入困境.在这两个过程中,国民政府以救济之名,实施控制,并最终对其增资改组,将其纳入政府金融体系.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法币伪造现象初探

正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式样统一的法币,随即在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伪造法币。解决伪造法币问题对于维护国民政府金融稳定,保证币制改革成果,维护法币信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于这一时期伪造法币现象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徐德莉等学者对伪造法币现象的原因及国民政府在法治方面的应对等问     

法币·金元券·银元券

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的数十年间,为了稳定财政金融,挽救经济危机,曾先后进行过三次“币制改革”,发行过三种纸币,即法币、金元券和银元券。法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商品市场上使用的货币极其混乱,银两、银元、铜币和纸币并行流通,仅发行纸币的银行就有三十多家。在这些众多、杂乱的货币中,以银两和银元为其主体,实行着“银本位制”。这种货币极不统一的状况,严重阻碍了国内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国际上美国高价购银,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金融紧缩,济经萧条。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摆脱危机,遂于1935年11月3日正式发布了改革币制的布告。     

沦陷时期北平日伪的金融体系及掠夺手段

北平沦陷后,伪华北临时政府对北平金融强行“统制”,建立了伪中央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随后排挤中国法币,发行“联银券”统一华北的货币市场。太平洋战争后,又掠夺滞留在平津租界内中国政府的巨额白银,打击中国本土的民族金融资本,“整顿”北平的金融机构,实行严密的金融垄断。日本统治还通过发行公债、强制储蓄等手段搜刮北平民众的大量资金,以此支付日本侵略战争的军费开支、各种掠夺性经济开发公司的开办费和伪政权的行政开销。为了加快金融资本的运作过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还在北平设立了票据交换所。这种统制和掠夺,配舍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加剧了北平经济殖民地化的过程,给北平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

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初期,试图通过速战速决。摧毁我国包括货币金融在内的经济体系,并在其占领区强行使用军票等。在其初步企图未能得逞后,从1938年起日本采取利用法币政策,先后通过建立伪银行等,发行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与法币等价行使,套取外汇,以打击、贬低法币的外汇比价,破坏法币币值。在1937年至1941年抵制日伪的货币金融破坏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曾配合国民政府组织会员行拒绝使用伪满钞票、日本新金币等敌伪货币。银行公会还参与制订并组织遵行政府当局的金融政策、法规,在上海租界先后组织会员行拒绝参加敌伪金融机构,阻止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的行使。这也引起日伪势力的仇视。尽管如此,上海银行公会参与抵制日本货币金融侵略,曾收到明显的效果,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认可。     

抗战时期中日秘密“伪钞战”

为配合军事侵略 日本发起“伪钞战” 1935年国民政府在英、美等国支持下进行币制改革,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国货币为法币。只有上述4家银行才拥有法币的发行权。由于法币统一了中国货币,并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提高了中国货币的威信,这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在金融方面准备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南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

中南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吴筹中自１８９７年５月２７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起,到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４日国民政府实施法币制度止,曾崛起中国八大商业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南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中国...     

剖析1937年浦口假币案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实行“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使法币成为全国的统一通货。法币改革规定：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个人或企业存有的银本位币或其他银类．限3个月内兑换成法币,实行白银国有。法币发行权的集中,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信用的增强。废除银本位制,将白银收归国有．既防止了白银外流,又稳定了法币汇价。在抗日战争中,它对维持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抵御日寇的疯狂侵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与战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

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问题,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蒋介石对货币发行、币制改革等重大财经问题的基本态度,揭示了他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的深层矛盾。四省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量曾受到多方面限制,蒋介石通过推动成立中国农民银行,使其运营范围和纸币发行规模不断扩大。1935年法币改革期间,蒋介石、孔祥熙、徐继庄围绕该行是否有资格发行法币等问题反复博弈。此后,蒋介石出于军政需要,不仅同意农行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而且一再允许该行增发纸币。然而,为顺利筹组"中央准备银行"以破解财政困局,蒋介石最终决定悉数收回中国农民银行的发行准备金,而国民政府权力架构的调整则是促使蒋介石与该行关系发生改变的关键。     

平津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应对华北沦陷区日伪金融管制史料北大核心CSSCI

抗战初期,为应对日伪政权相关金融管制策略,平津地区原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国家金融机构奉命采取相应措施,努力维护当地金融与法币信用。本组史料为平津中交两行、交行总管理处及财政部等来往函电,反映了日伪在华北沦陷区成立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钞、胁迫填送报表、监视检查库存等金融管制政策。     

1949年国民政府金融的最后一搏——银元券发行述评

国民政府从发行法币到金圆券而银元券,呈一下降曲线,显示出行政控制经济、操纵货币发行的弱化趋势。通过对银元券的发行背景、出台过程以及失败原因的系统分析,探究其内在实质,从而认识到纸币的发行必须遵守经济规律,超经济手段的滥用只会自食其果。银元券最终成为国民党在经济、金融领域彻底失败,无奈地逃离大陆的历史见证。     

上海解放前夕中央银行大量金银偷运台湾的来龙去脉

（一） 解放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占有的金银外汇．是国家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国营事业的固定资产形式不同．可以随时移动转化．在国际间金银外汇也是公认的支付工具。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从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起即已作为发行的准备。中央银行于1942年7月统一法币发行后。成为唯一的发行银行．所有发行准备金均集中在中央银行保管。     

平津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应对华北沦陷区日伪金融管制史料

抗战初期,为应对日伪政权相关金融管制策略,平津地区原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国家金融机构奉命采取相应措施,努力维护当地金融与法币信用.本组史料为平津中交两行、交行总管理处及财政部等来往函电,反映了日伪在华北沦陷区成立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钞、胁迫填送报表、监视检查库存等金融管制政策.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领券制

民国时期没有发行权的银行、钱庄等纷纷向中国、交通、中央等政府银行和其他有发行权的商业银行领券使用。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了法币制度，领券制演变为其它行庄向中中交农四行领用法币。抗日战争爆发后，领用法币合约无法按期解约，先后展期三次。随着发行权的逐步统一，领券制逐渐衰退。     

中国农民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

中国农民银行是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后成立的,在1934年11月14日开业。“资本总额定为一千万元,实收五百万元”(见“民国二十五年全国银行年鉴》F第11页)。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发布《施行法币布告》,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发行法币的国家银行。是年12月又公布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亦称法币,限定该行最高发行额为壹亿元。     

程振基与安徽地方银行

民国时期,安徽经济比较落后,连一个省级银行都没有。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发行法币,禁止银元流通,弄得人心惶惶。国民政府认为,单凭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去兑换全国银元,难以推行,各省银行是地方势力,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财政厅长杨绵仲为了适应形势而申建省级地方银行。资本额为200万元,实收资本为1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