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张连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演变是政局走向的关键。近年来,学术界对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政策和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正逐渐深入,但对战时外交决策的权力结构、决策中枢的地位与作用及决策程序与模式却少有文章涉猎。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     

抗战初期蒋介石与宋子文关系研究

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宋子文虽然在国民政府财经部门中并无实职,但受蒋介石委托赴上海主持战时金融,在拟订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筹建四行联合办事机构和劝募公债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宋子文为董事长的中国银行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为国民政府垫款和提供举借外债的担保,但宋子文的自主业务经营理念和蒋介石集中金融的政策时起矛盾。蒋介石经常起用宋子文承担重要财政军需任务,由于体制和人事的原因,却未给予宋子文任何实际职衔,这些也导致了战时国民政府财经决策和高层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蒋介石与战时美国对华财经援助

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获得美国财经援助的交涉中,努力使中国的利益最大化,他能够调动有关外交官和特使的长才与积极性,与在华美国使节和来访美国高层官员沟通,有助于加强中美之间的了解。抗战时期中国虽然获得了数笔商业信贷、平准基金借款和巨额财政援助,但相应的谈判过程不无曲折,最终失败的案例也不在少数。蒋介石等人对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战略目标、决策机制及其实际运作都了解不够,对于战时中美关系的定位也难免错位。此外,战时中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和主要人事缺乏连续性与稳定性,中国国力与美、英、苏的差距甚大,在对日持久作战中并非时时处处都能够为盟国所倚重。对于蒋介石及其属僚在战时对美外交中的作用和成败得失,应有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蒋介石与战时平准基金

蒋介石与战时外汇特别是与战时平准基金的关系,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在查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及其他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对于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分析蒋介石对于战时重大外汇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作用,进而探讨相应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冀深化对于蒋介石研究和战时财经领域的研究.     

美援外交中的胡适与宋子文

抗战中期,为了争取美援,胡适和宋子相继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和蒋介石的驻美“私人代表”。两人在华盛顿共事达两年多,各施所长,各显其能,折冲樽俎于国际外交舞台,可谓克尽职责。但胡适毕竟是一个学,而宋子则是一位精通权术的政治家,个人背景、性格及作风等方面的差异,增加了两人合作共事的困难,以至常常发生龃龉,并最终导致胡适的去职。     

国民政府争取成为“租借法案”受援国

中国战时外交把中国的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一直努力积极争取西方国家的援助,特别是美国。国民政府认清美国需要中国战场牵制日本的条件,积极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美国租借援华,同时社会舆论界也对争取美租借援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成立前夕,蒋介石的国际关系观含有多重成分,其消极的一面特别表现在他的日苏必战情结之中。在此背景下,蒋误判了苏联的缔约动机,并在欧战爆发之初主张对德宣战。其后,苏、英、法、日等国的对华态度,和国民政府内部对蒋介石之因应方针的反对相结合,迫使蒋修正了政策,重返等待国际变化的路线。因应苏德条约的挫折及教训对后来的蒋介石外交具有重大影响。本研究还显示:国民政府此期的外交决策允许各种意见进行比较平等的争论,即如蒋那样占据最高权位的人,也不能独断专行。     

贺耀组访苏与蒋介石谋求中苏互助条约的努力

1939年下半年,苏联与日本在"满蒙"边界诺门坎的冲突结束,苏日妥协,国民政府处境危急。蒋介石根据驻苏大使杨杰的建议,积极开展对苏外交,并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访苏,争取促成苏联与英、美合作,甚至提出了用东北部分主权换取苏联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以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计划。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拒绝了这一提议,但这次中国的外交努力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过程中,仍有一定的意义。     

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述论

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述论张瑾成立于战时重庆的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审会）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改革高等教育,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举措,也是民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学术审议制度的创始。从学审会的酝酿、成立到实际运作,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战时科...     

并不“一切如常”:抗战时期丹麦和瑞典对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尽管与大多数国家驻华使节一样,丹麦和瑞典的驻华使节并未随国民政府内迁,但丹、瑞两国在对华关系上均希望维持原状,如常进行外交工作。然而,丹麦于1940年被德国占领,使其在日德意的压力下被迫与重庆国民政府断交,转而承认汪伪政权。在重庆政府的积极争取下,前丹麦驻美大使高福曼被委派为"自由丹麦"运动驻重庆的代表,于是从1942年至1945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丹麦驻华使节。瑞典在战时一直保持独立,所以尽管日本屡次要求瑞典承认汪伪政府并与之进行废除治外法权的谈判,但其并未就范,而是在原驻华公使滞留沦陷区的情况下另派大使到重庆国民政府,以致该国也同时有两位高级驻华外交官。     

1931—1938:汉冶萍公司与国民政府关系述略

九一八事变至武汉抗战是国民政府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处理的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囿于对日外交的考量,长期对汉冶萍采取放任态度;抗战爆发后则断然实施强拆内迁。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政府履行了债权人角色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加强战时经济统制,增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工业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军事冲击下的政治改革--1944年国民党对政治改革的考量和内部决策

以外媒的批评为契机,从1944年初开始,蒋介石曾打算刷新抗战七年来国民政府在行政和人事上积累的弊端,但后来由于日军发起一号作战,此计划终止。然而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其内部要求政治革新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并逐渐发展为一场要求改革人事的革新运动。面对内外各种压力,蒋介石有一个观望的过程,最后在时局的逼迫下,蒋不得不调整行政院以及中央党部等各机关部门人事,成为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中央机关最大的一次人事调整。1944年的人事调整和改革,是国民党为应对日军一号作战引发的军事以及政治危机,而进行的一次体制内的自省,改革政局的走向,完全取决于战局的发展。面对1944年国民党的危机,蒋介石作了一个通盘的战略布局,即以改革人事、建立战时内阁以及计划访问英美等三项措施,来分别应对国民党内呼吁刷新政治、中共要求建立联合政府以及英美督促加强军事等内政和外交上的各方压力。改革的过程和决策心理,充分体现了蒋在处理政治危机中的思维特征和政治手腕。     

1940—1942年胡适、魏道明等致蒋介石电文留底抄件一组

本组资料选自馆藏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档案“要件留底”抄本。其中内容主要是驻美、英、苏、印等国大使及外交部官员致蒋氏电,报告当时中外关系国际关系最新动态情况,文中并附有蒋介石部分回电,指示外交办理方针。这部份文电具有很高史料价值,足供研究抗战时期中外关系国际动态之参考。本刊特将此部份资料选出,以飨读者。本期首先公布其中驻美大使胡适、魏道明及宋子文、王宠惠等人致蒋介石有关中美关系的来电抄件一组。     

中国代表团出席国联第十九届大会总报告暨金问泗在第二委员会上的演说词

1938年9月,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国联第十九届大会,事后编成总报告书一份,分述会上讨论与中国有关之重要问题。国民政府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金问泗曾在本后大会第二委员会上发表演说,说明日本侵华对在华外人权利之影响及中方如何克服图难致力于经济建设之情况,以争取世界各国对战时中国的了解与支持。本刊特予刊出,以期对研究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参与国际组织并利用其发挥外交作用有所裨益。     

抗战前期中国争取同苏联订立互助条约始末--兼析《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32年和1935年,国民政府先后向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问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争取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出兵参战,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工作的重点。这一条约最终未能订立,但有关交涉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结束。本文探讨了这两个条约的相互关系及交涉的全过程。关于互不侵犯条约,重在分析国民政府从首先提议,到不愿订立,再到急于签订的种种原因。关于互助条约交涉,则着重梳理其过程,并分析其对中国战时外交的影响。本文最后指出,两个条约交涉的不同结局,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异同所决定的。     

国民政府在惩处日本战犯问题上的两面性

左双文教授在《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一文中指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     

抗战初期日本侵夺津、秦海关税款保管权问题再考察

抗战初期,日本提出扣留津、秦海关税款要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与英、美政府都试图说服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然而,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表示明确反对,却又无法提出合适的解决策略,只得以拖延战术应对。总税务司又提出,由津海关税务司以个人名义处理津、秦海关危机,以保全国民政府的"面子",英、美亦分别提出多种方案供国民政府选择。随后,国民政府决定以牺牲津、秦海关的利益,换取解决战时全国海关问题,却遭到日本军方的极力反对。在武力威胁面前,"交涉"显得苍白无力。最终,迫于各方的压力,国民政府由抵拒走向妥协。     

论蒋介石与战时行政三联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为实现抗战建国,成立中央设计局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推行行政三联制,强调计划、实施与考核三个环节的相互联系,以提高行政效率。蒋介石对行政三联制做了充足的准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现代化的理念。但行政设计宏大,受战时环境及经费所限,实施倍感艰难;考核流于形式,难以充分调动行政人员积极性,行政三联制未能发挥实效。通过行政三联制的考察可反思蒋介石在战时的政治理念与现实的背离,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政府缺乏实事求是的行政风尚。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