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仓”“库”功能探略

辽朝制度承唐仿宋,立国二百余年间,修建了诸多的"仓"和"库",并置大量"仓"官与"库"职进行管理。钩沉文献史料与石刻文字,归纳辽朝"仓""库"的主要功能为:"内库"私藏,财物可为皇帝随时支配;仓储粮米,用于灾年赈贷及平抑粮价;专库专储,百物各得其用。换言之,辽朝"仓""库"储藏的各类物资,为辽代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

高利贷资本与地主制经济、商业资本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经济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高利贷资本向封建贵族、官吏、地主和商人放债,其中尤以向农民政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本文拟从高利贷资本与农民经济关系的角度,对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的发展问题,作点粗略探讨。（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有着多种性质的借贷关系。封建政权、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有低利息或无利息的借贷,如赈贷。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的借贷,以及农民之间互助性质的结会借贷等等,这些都不属于高利贷的范畴。以高利息率为特征的高利贷,则是封建社会农…     

被遮蔽的“钱赈”:清代灾赈中的货币流通初探

"钱赈"指灾赈中以小额通货为中心的资源调配与赈济机制,其思想源远流长,理应在中国荒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一席,但一直为相关研究所忽略。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成熟标志为同治九年"畿南钱赈案"中制定的《会拟办贷章程》。通过考察灾赈中赈款的调拨、运输、兑换、散放、消费、回流、沉淀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现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核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结合先前研究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灾荒会引发灾区严重的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灾赈活动会推动外部赈钱输入灾区,实现小额通货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与沉淀,从而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     

抄劄救荒与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统计

抄劄是北宋中期至南宋在救荒和社会救助活动中普遍实行的一种排查核实登录制度。从其"抄劄姓名,审核给历,直计口食"的过程而言,实为一种比较科学的赈灾户口调查登记制度。抄劄制度调查登记对象不仅包括遭遇大灾、特大灾害如水灾、疾疫、地震后失去基本生活资料,不分有无产业,需要救助的男女老幼全部人口,而且包括水灾、疾疫、地震、旱蝗等灾情延续过程中,生活、生存受到影响,需要赈济、赈贷、赈粜的男女老幼全部人口。由此可知,宋代在丁簿、五等丁产簿、税账、保甲簿等户口统计系统之外,还存在一个登记全部人口的赈灾户口统计系统。     

谢家福与光绪十五年江苏苏属水灾义赈

光绪十五年,江苏的苏属地区发生重大水灾,之前曾在华北等地举办义赈的苏州绅士谢家福发动各方力量举行义赈。他号召大批外地绅士前来协助,与本地绅士一起,共同举行散发钱物、以工代赈和掩埋尸棺等赈灾措施,在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此次义赈是首次以江南地区为对象的跨区域义赈活动,将江南绅士在以往外地义赈中取得的经验运用于本地,使江南地方社会亦能从义赈中受益,从而保证义赈活动能够继续得到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此次义赈还首次提出和运用"官义合办"的新型赈灾模式,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     

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仓曹贷粮文书》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主要探讨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399)仓曹贷粮文书》。这是目前所知吐鲁番出土段氏北凉统治高昌时期较早的,也是仅有的一件汉文非佛经文书。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进行疏理,并对年号、文书类型、内容、格式进行了分析。该文书反映出段氏北凉统治已达高昌、文书属官府公文《符》、实行了的"常平仓"制度、郡县属官制度相当完备等情况。该文书对研究段氏北凉的职官、经济、文化制度、统治高昌和经营西域等方面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仓曹贷粮文书》研究

文章主要探讨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399)仓曹贷粮文书》。这是目前所知吐鲁番出土段氏北凉统治高昌时期较早的,也是仅有的一件汉文非佛经文书。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进行疏理,并对年号、文书类型、内容、格式进行了分析。该文书反映出段氏北凉统治已达高昌、文书属官府公文《符》、实行了的"常平仓"制度、郡县属官制度相当完备等情况。该文书对研究段氏北凉的职官、经济、文化制度、统治高昌和经营西域等方面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晚清慈善义演发生动因

正晚清慈善义演的发生是内生性历史因素与外在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口岸都市经济环境的变动,营造市场资源的流动,形塑新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都市娱乐生活逐渐发生变化,新的娱乐形式不断涌现。同时,随着官方荒政制度的衰落,传统慈善事业逐渐转变。伴随"丁戊奇荒"的发生,近代义赈开始兴起。这些均为慈善义演的发生奠定了社会基础。     

清代福建育婴事业试探

一、溺婴恶俗的形成 福建溺婴由来已久．早在北宋时期．即因“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而闻名,为杜绝此恶俗,在地方官员倡导下．闽各地普遍设立了“举子仓”．赈贷贫家举子者,开罪不举者．同时还设立慈幼局收养被遗弃的婴儿．初步建立了育婴体系．并在元明二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随着清初农耕经济的繁荣和摊丁入亩政策的施行．福建人口数量激增．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溺婴”之风再炽．所溺者以女性为主。据《八闽通志》记载：“凡贫民生子弗能养者．多溺不举而女优先。”福建溺婴呈现出普遍性、大众性、严重性等特点。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     

明代预备仓积粮问题初探

预备仓是一项专以储粮备賑为任的仓储制度,为明代所独有。它的内涵十分丰富,而以积粮一端最为重要。学界对此至今尚少见用力,本文试作初步探讨。作为一个农业社会,灾荒频仍始终是古代中国发     

食为民天:清代备荒仓储的政策演变与结构转换

<正>所谓备荒仓储,主要指以积贮防荒为宗旨的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等,是传统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备荒仓储集传统时代之大成,其成就远迈前代。按照现下通行的看法,其发展大致是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即,官办的常平仓在盛清时期居于主导地位,中晚期之后日渐倾颓,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社仓和义仓方获得良好发展。事实上,这种看法并未获得充分论证。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在于没有确切引入国家的视角,以致相关的制度史认知远不够完善。至于这种缺陷的主要反映,就是对     

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运动述论

华洋义赈会为防救农村灾害,为复兴农村,而倡办了农村合作社。这逐渐为其他注重农村的团体所仿效,从而形成了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该运动中,华洋义赈会的成效最为突出,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明中后期社仓探析

明中后期社仓探析段自成明中后期,社仓得到空前发展,逐渐成为民间重要的仓储制度。探讨明中后期的社仓,有利于我们深化对明代救荒史的研究。但迄今尚未见专文论此,本文拟对明中后期社仓的推行情况、谷本来源、散敛制度、管理方式及其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方家。社...     

秦简所见仓、乡的离邑仓管理权限

研究秦的仓制是认识其时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窗口。睡虎地秦简中“离邑仓佐主稟者”仍应理解为主管稟食的离邑仓佐,而非“离邑仓佐”与“主稟者”两类人。里耶秦简所见乡仓由乡啬夫而非仓佐主持稟食,当是秦统一前后稟食制度变化上的一种体现,反映了仓、乡对离邑仓管理权限的此消彼长。最迟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乡啬夫已经取代仓啬夫成为离邑仓的稟食主导者。这种转变应是在乡官事务日渐繁剧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对节约行政资源与提高行政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筹赈义演的兴起及其意义

义演在中国成为一项较为重要的公益活动,最初主要是借助于晚清时期新型义赈活动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产物。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筹赈义演活动出现了从昙花一现到常见常新、从一点到多点的转变。义演在逐步成为义赈活动的重要募捐手段的同时,其自身也发生了许多具有新兴意味的变化,其中交织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等各种因素的碰撞,呈现出复线发展的结构。筹赈义演的这种发展历程和面貌,一方面显著体现了义赈社会化救灾的发展面相,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义演活动日渐适应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需要。     

高句丽赈贷法发微

面对自然灾害时极易发生民变等危害国家政权稳定的情况,高句丽初期弱小时,采用的是单一的赈济制度,但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大,其统治区和人口的激增,故国川王时颁行了赈贷法,用以解决年景不佳,贫民困苦时的生存问题,同时也是灾后恢复生产的绝佳农业法。正是赈贷法的实施,保证了高句丽此后近5个世纪内,历经数次灾害,但却未发生民变骚乱等内部危及政权统治的情况。赈贷法是面对“无所佣作”的情况,当出现较大灾乱,发生“民饥”甚至“饥人相食”的状况时,仍会辅以“赈给(济)”“赈救”或者“抚恤”等并用手段。因此,赈贷法可谓是高句丽统治者制定的一项成功保全农业生产的法政,有利的保障和维护了高句丽政权的统治和延续。     

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

有清一代,政府对于灾荒的赈济,形成了一套颇为严密的制度。虽然由于封建政治的日趋腐败,有关“荒政”的一些规定渐成具文,甚至存在着种种黑幕和弊端,但无论如何,这种由朝廷和各级政府主持的“官赈”,在很长时期内,毕竟是灾荒救济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直到光绪初年,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的变化,才开始兴起了一种“民捐民办”,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义赈”活动。这在中国救荒史上,无疑是一个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     

里耶秦简所见秦迁陵县粮食收支初探

据里耶秦简,秦洞庭郡迁陵县的粮食来源主要包括本县田租、公田产出、外县输入三部分。迁陵县对个体人员的粮食支出分为供给、出贷两类,供给的对象包括官吏、戍卒、刑徒及刑徒的婴儿、冗作等,出贷的对象则主要是戍卒。与迁陵县的田租收入相比,仅官吏及刑徒的口粮年支出量就颇为巨大。仓、司空、田官、尉官、启陵乡及贰春乡是迁陵县支付上述人员粮食的机构,这些支出机构与支付对象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受支付对象的所属机构及工作地域制约。某些特定岗位的官吏负责粮食支出行动,多数情况下见有禀人协助进行粮食支出,至少有一部分禀人是由刑徒包括女性刑徒隶妾来担任的。     

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淮河流域灾害救治述论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各种灾害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害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大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及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等特点。面对灾害,华洋义赈会开展了施放赈款、赈粮赈衣、举办粥厂、建收容所、农贷和工赈等多种不同形式的灾害救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效果还较为显著。此外,作为建设救灾理念的直接体现,华洋义赈会还于1922年成立导淮委员会,不遗余力地促进“导淮”工程,为民国时期的“导淮”做了大量工作。从华洋义赈会的灾害救治活动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