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是在秦汉一统局面后的又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三国鼎立也是魏、蜀、吴之间长期复杂纷争的开始。三国鼎立时期的战略要地主要有淮南、荆州、汉中。淮南、汉中分别为魏吴、魏蜀的边境地,而荆州为三国接壤,且当时各占一部,是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所以这一地区遗留了很多古战场。东汉末至“三国”时期,武汉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开始形成城堡,作为地区政治中心。武汉三镇中,武昌历史最为悠久,孙权得夏口后,在今武昌蛇山（江夏山）筑夏口城,将郡治移至此处,即今武昌。也正是在三国时期,武昌、汉阳开始分治,两城独立发展。     

夏口筑城与武汉双城格局的奠定——纪念武昌建城1800周年

<正>公元222年，孙权在武昌(今鄂州)称王即位。孙权深知夏口对武昌“据之而存，失之而亡”的重要性，“孙氏都武昌，非不知其危险，仅持一水之限也。以江夏迫临江汉，形势险露，特设重镇以外拒，而武昌退处于后，可以从容而图应援耳。名为都武昌，实为保江夏也，未有江夏破而武昌无可事者”“于是城夏口，都武昌”^[1]。称王建国之初，便在黄鹄山上修筑了夏口城。     

江山万里君行早

正汉川马口少年留名书画艺术家武修,1962年出生于湖北汉川马口,父母皆为位于马口镇的三五○九工厂的工人。这个工厂原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是上个世纪中叶国防建设的产物。马口镇地处江汉腹地,据嘉靖《汉阳府志》记载,东汉建安三年九月,蜀先主败于长坡,斜趋汉津,与关羽船会,得济沔于夏口,关羽路经此地系马休息,故名马口。这里山岗林立,交通闭塞,生活极为不便。在那个政治运动不断的年     

趣谈武汉旧时的公所会馆

旧时武汉工商界拉帮结社之风颇盛。 据《夏口县志》载,清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年）,夏口即有药材行帮公所存在。随后,各种公所、公会、会馆、帮、行不断成立,令人眼花缘乱。至解放前夕,正式登记的工商同业公会即有 ３３９家（汉口 ２２７、武昌８０、汉阳３２）,与民间三百六十行的提法已比较接近。 为什么本地和外地来汉经营的工商来者喜欢结社呢？ 据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出版的《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一书,解释为：汉口为中原最大之市场,不特为本省商人所趋集,其各省之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立于此间。然国家幅员至广,…     

汉阳地理沿革

(一)县域变迁汉阳县(今蔡甸区)定名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县名一直未改,县城基本未变.古老的汉阳县地处长江中游、汉水与长江汇流地段.地跨汉水南北,东濒长江,西连(汉)川沔(阳),南与嘉鱼、武昌隔江相望,北与黄破、孝感彼此接壤.县辖土地总面积近3000平方公     

国内造船重镇武昌

正(一)武昌有文字记载的造船始于汉末。在白沙洲一带建有船坞,供修船、造船之用。孙权筑夏口城时,黄盖所率水师部署在武昌沿江一带,并设了大型造船工场,《武汉通史》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二个大船坞。那时所造之船均为军事之用,且造船体较大,"于坞中大会百官议之",可见造船工场已有相当规模。两晋南北朝时期,武昌的造船工场,不仅继续在军事上发挥作用,而且向着民用     

拼上生命也乐意──胡幼松故事四则

“上孝堂，见血灵，珠泪滚滚，哭一声，胡幼松，我的夫君……只等哪，大红军，早日得胜，杀贼子，与我夫，来祭血灵……”这是人们怀念革命烈士胡幼松，以他妻子口吻编的一首歌谣。它曾流行于潜江和沔阳一带。胡幼松，1898年出生于沔阳县坡段场一个富有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毛泽东同志举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省农运潜两地区特派员，沔西“农民大王”，洪湖地区第一个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潜江县委书记兼潜沔游击大队政委。1930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潜江县铲共团长陈樵松软硬兼施，无法动摇胡幼松的钢铁…     

三国夏口城

三国时期孙权在黄鹄山下修建的夏口城,今天从地表已经见不到丝毫的踪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是一座用夯土筑就的小城,一旦毁弃,就难以找到与城垣相关的证据;它处于武昌蛇山西北麓,这一带正是今天有名的司门口闹市区,     

张之洞注重兴办教育

张之洞督鄂期间办了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好事,如办工厂、修铁路、建桥梁、筑江堤等.除此之外,他还十分重视兴办教育.清同治七年(公元1866年)张之洞督湖北学政,在武昌曾创立经心书院.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     

由“国殇碑”谈起

“国殇”为国牺牲也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陈列室里,陈列着一块刻有“国殇”二字的石碑,它用普通的江南麻石雕琢而成。碑通高1．12米,碑身高约0．72米,宽约0．4米,厚约0．19米。碑额上端正中刻着红“十”字标志。碑心隶书“国殇”二个大字,为国民党元老程潜所书。两侧分别刻有“中华民国”、“元年增筑”题款。这块“国殇”碑曾作铺路石铺在汉阳凤凰山的山道上。1991年10月,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的退休干部黎柳西先生发现了它。经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联系,该馆作为珍贵文物予以收藏并陈列。这块石碑记录了辛亥革命阳夏战争的…     

汉水上游巴文化的探讨

汉水是我国古代四大河流(黄、淮、江,汉)之一,源于汉中地区宁强县番冢山,河源段称为漾水,入勉县境内则称沔水,至褒河入沔水处以东则称汉水,至安康县境,一般称为     

回忆我在武昌西川湖五号的一段工作与生活

武昌黄土坡下街27号(今武昌首义路),建党初期作为中共武汉地委机关,已是众所周知;而建党初期党在武汉的另一机关武昌西川湖5号,却鲜为人知。1955年6月13日下午,我在北京夏娘娘的小女儿夏之栩家,与夏娘娘的养女韵秋作了长谈,韵秋向我回忆了在武昌西川湖5号的一段工作、生活片断,现将当时的谈话记录稍作整理,奉献给大家。     

孝子孟宗与武昌凤凰山

武昌古城墙内素有“三台八井九湖十三山”之说,武昌城里的山多是特色之一,其北边城墙就是依螃蟹岬和凤凰山而建。武昌城北唯一的城门建在这两山之间,原名叫草埠门,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将其改名为武胜门并沿用至今,其遗址位于得胜桥与西城壕现在的交汇处。 武胜门东侧的山丘名叫螃蟹岬,别名也叫黄龙山、炮架山和城山。有趣的是,由于近些年来许多不熟悉武昌历史地名的人,往往随意称螃蟹岬为凤凰山,将两处混为一谈。     

武汉大空战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的1938年,中国空军与入侵的日本空军在武汉空域进行了四次闻名于世、扬我中华神威的大空战。这四次空战均与武昌有着密切关联。因当时中国指挥抗战的最高军事机关就在武昌,而武汉的三个机场中有两个在武昌,即南湖、青山。空战离不开指挥的机场,所以本文涉及武昌地区要多一些。挑战者气势逼人应战者毫不含糊     

西山灵泉寺始建考

被尊为我国佛教净土宗初祖的高僧慧远,曾于晋太元中在武昌(今鄂州市)的西山辟道场,这就是古灵泉寺的起源,它是当时江南有数的也是我国最早的佛教丛林之一。三国时,吴主孙权由公安都武昌,在西山南岗筑坛告天称帝。孙权以后,历代的文人墨客、官僚如晋之陶侃,唐之元结,宋之苏(轼、辙)、黄(庭坚),元之丁鹤年,     

略论陈玉成三打鄂东与胡林翼的碉卡战术

1856年秋,太平天国内讧后,人心离散,士气不振,湖北巡抚胡林翼指挥湘、楚军乘机猛攻武昌。武昌太平天国佐将韦俊心怀携贰,于12月19日擅自放弃武昌。胡林翼攻陷武昌后,命令署湖北提督杨载福(后改名杨岳斌)、道员李续宾分别统率湘军水、陆师,顺江东下。1857年1月中旬,湘军水、陆师猛攻九江。九江太平天国佐将贞天候林启荣毫不畏惧,婴城固守,虽一再重创敌军,但九江从此被围。     

明代武昌府城江岸修筑的初步研究

在明代,由于水患频发和长江主泓变动等原因,湖广武昌府城沿江江岸屡屡崩陷,当地政府遂启动江岸修筑工程。考诸史志,明代武昌府城的江岸修筑主要约有四次,分别是正统七年(1442)、成化三年(1467)、万历十七年(1589)和万历三十四年(1606)。最终修成的江岸,自武昌府城南门望山门外(今武昌解放路南端解放桥附近)起,向西折至江边,又沿江边中经黄鹤矶向下游延伸至坛角地区(今武昌和平大道武汉工人文化宫以西),长约5公里。这条堤岸确定了武昌城沿江江岸的基线,将武昌城的城市空间扩展到江边,并延续至今。     

中古时代石城莫愁与大堤艳姬的历史表征与历史本相

在中国文化史上长久占据一席之地的、典型而多变的"莫愁"符号,其最初的人物原型为南朝石城的歌伎莫愁,歌伎莫愁又为活跃在汉水大堤的艳姬群体成员。石城莫愁之个体、大堤艳姬之群体,共同构建了中古时代襄沔地区作为历史表征的区域人文景观。而这样的人文景观之形成,缘于诸多历史本相元素的共同形塑。先秦以来,襄沔地区的汉水大堤、楚地的女子好游风俗以及地域记忆中的神女想象情结,为大堤艳姬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基本条件;魏晋时期,襄沔地区便捷的水陆交通条件与四方凑会的地缘优势,吸引南方蛮族大量北迁、西北胡人频密东徙,加之地方特产宜城美酒的名声渐起,最终导致大堤艳姬群体的生成与为人熟知,而其代表人物"莫愁女"亦逐步成为文人争相吟咏与记忆的文化意象。     

从小首义公园到大首义公园

武昌是一座古城,明年将是武昌建城1800周年,历经夏口城、郢州城、鄂州城、武昌城四个历史时期,其城池规模最大当数始建于明代的武昌城. 监修武昌城的是开国功臣、江夏侯周德兴,他按王城的规模和形制,于洪武四年始建,花十年时间.将鄂州城增拓改建成了一座大型城池,主要是城墙向蛇山南扩展,不仅将蛇山圈在了武昌城内,还把紫阳湖、长...     

《孙沔朱寿隆等四人龙隐岩题记》石刻史实释证

正在广西桂林龙隐岩中有一石刻,上刻:"孙沔、朱寿隆、胡揆、陈钦明同游,皇祐癸巳二月"字。孙沔、朱寿隆、胡揆、陈钦明四人,皆为北宋官员,但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往来游客观者,都只将目光放在石刻本身,而非对其史实。该石刻虽先后被《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1]《桂林石刻总集辑校》[2]两书著录,惜皆未得作详细研究。故本文拟对碑刻中四人同游之契机略作释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