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性、地方性与利益共同体——以上海公共租界华人代表权问题为线索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凸显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代表权问题,出于调整对华政策的考虑,英国表示支持,并且形成了以本地化和渐进化为原则的解决思路。但是,在落实过程中却引发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矛盾和竞争。为维护既得利益和地位,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保持自治地位为由,将排除来自租界以外的政治势力作为首要关切;为遏制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势力的增长,美国支持华人代表权;日本亦积极支持华人代表权,其动因是希望改变英、美籍董事在工部局中的绝对多数地位;意大利等国则趁机提出工部局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诉求,谋求借此提升自身的地位。这些矛盾和竞争及其解决之道反映出上海公共租界既具有高度国际性,又具有地方性,而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则是依托上海城市的繁荣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北洋政府外交部等为交涉处理五卅惨案来往函电

1925年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捕房枪击华人事件,酿成五卅惨案,由北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风潮.本组史料反映了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在各界压力下派员与上海领事团、租界工部局、北京使团等交涉处理此案的经过情形.     

城市地下空间的变迁：近代上海公共租界排污系统时空特征研究（1862—1941）

上海公共租界早期的排污系统由于管道缺乏重力梯度、河流缺乏冲刷能力,无法胜任处理生活污水的职责。20世纪10年代,为应对抽水马桶引入的挑战,工部局决定建设地下分离式排污系统,以实现污水处理方式从“雨污合流”到“雨污分流”的转变。1921—1934年间,工部局参照英美市政工程经验,结合上海实际地理情况,逐步修建了分主管道、次级管道和入户管道三层级的新式排污管道网络。通过排污管道与其他市政管线的空间争夺与功能联动,排污系统的升级也带来了城市地下空间的整合。     

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

"上海问题"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何去何从,顿成中外关注的焦点。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和外侨以及其他相关方面首先向英美寻求支持。英、美的反应有明显不同:基于对华新政策和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判断,英国不愿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而是主张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美国的表现截然不同,从"上海中立化"的建议,到试图通过民间机构介入调查"上海问题",再到最终推动上海工部局采取聘请外部专家调查方案,美国表现出强烈的插手愿望。尽管如此,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却有一条共同底线,即放弃武力,采取开明的亲善政策。     

上海霍乱

1937年11月14日,因为淞沪会战,大量中国难民涌入上海公共租界以寻求保护,这让租界巡捕忙于应付。战火破坏了华界的基础设施,从而加剧了1938年霍乱的流行。     

“火柴大王”刘鸿生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惟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这是胡厥文先生对刘鸿生—生成就和品格的精炼概括和高度评价。 刘鸿生(1888～1956年),浙江定海人。1906年在圣约翰大学辍学后,曾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会审公廨及意籍律师穆安     

租界时期鼓浪屿华侨华人社团组织与华人参政格局的形成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厦门被逼开放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两方列强蜂拥而至,竞相争夺鼓浪屿为租地。他们在鼓浪屿设立领事馆。并于1903年5月把鼓浪屿变为“公共租界”。从此时开始至1945年中国政府收回鼓浪屿,整整42年,鼓浪屿都处在工部局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统治之下,形成了鼓浪屿特有的租界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这一期间,鼓浪屿的华侨华人社刚组织,议政参政,对提高华人在租界中的地位,争得并维护华人应有的权益,起了一定的作用。     

近代上海万国商团之华员群体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商团组织,万国商团肇始于1853年成立的"上海本埠义勇队",其有华人参与,已是在54年之后。万国商团中华队,前身名为"华商体操会",组织于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之后,由买办虞洽卿等人发起,被公认为近代中国华人商团之鼻祖。1907年3月,华商体操会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骥附万国商团,成为其中一支,变该组织之族群隔绝为华洋共存。华员群体始有83人,后不断壮大,经不懈努力,破除种种之束缚,渐有平等之地位。1932年10月,华人于万国商团设置翻译队。1942年9月,终随万国商团之解散而复员。万国商团之华员群体规模虽然不大,但在上海城市史上居于独特地位,亦是许多其他华人商团效仿的典范。     

上海滩1号汽车牌照给了谁

正上海是我国第一座行驶汽车的城市。清末民初曾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汽车牌照之战。1901年,一位名叫李恩时(Leinz)的匈牙利人,将两辆汽车带入了上海,第一辆卖给了上海滩的大富翁宁波巨商周湘云家族,第二辆售给了英国籍犹太富豪哈同。1902年1月20日,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例会上     

1940年上海公共租界选举闹剧

租界,是殖民地的产物,向有“国中之国”之称,帝国主义凭借其在租界特权,进行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公共租界,一般为几国所共有,因此租界内最高决策机构工部局董事会,便成为租界内各国关注的焦点。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于敌手,时上海公共租界内英美日尚未成为敌国,但日本侵略者为独霸其在租界内的权益,于1940年掀起了一场选举董事之闹剧。阴谋、利诱、枪杀……接踵而来。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如此折腾,不能不是中国人的悲哀……     

近代上海银器中的中外情谊

正近代上海,是旅华外侨最集中的城市。以1942年为例,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外侨超过86000人。~①当时,公共租界华人人口超过150万,接近外侨人口的30倍。外侨与华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和谐相处、友好往来的温情画面,但后者常被忽略。上海中外人士交流、交往中,常互赠礼物表情达意。近代上海银器曾经是中外居民社交中最常见的礼物之一。1970年开始,作为中外互赠礼品的近代中国银器逐渐引起国内外文博界、收藏界关注。1975年美国H·A·Crosby Forbes等人所著《中国的外销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

作为中西交汇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始终交织着华洋关系,噪音治理即为典型,并以人口密集、工商业繁盛的公共租界最为显著。上海公共租界噪音治理起步伊始,就参照了欧洲的城市治理模式,但也面临本土化的困境。租界内华洋居民因文化传统不同,对噪音的认知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侨对华人的行为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华人对城市噪音的认知也逐渐由不解演变为理解,并深化为对都市文明的探讨,主动参与治理。华洋双方认知的趋同,促进了噪音治理共识的形成。同时,华洋问题的背后也有利益博弈,1938年上海殡葬业噪音问题的处置,较充分地展现了租界当局、商人群体、城市居民三方各自的诉求。最终,经权衡利弊、谨慎处理,在兼顾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取得了共识,有效地推动了城市治理的进展。     

治理“妨害”:晚清上海工部局市政管理的演进

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为了处理各类城市环境污染,借用普通法传统中的"妨害"概念制订了《妨害消除法》,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工部局在管理上海租界时,借鉴了英国的《妨害消除法》修订《土地章程》及其附律,并根据上海华洋杂处的特殊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工部局通过妨害治理立法、行政制度设计和司法惩诫,基本满足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对维护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的需要。在妨害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工部局的行政制度逐步完善,最终在19世纪末分化出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机构。妨害治理为了维护西方"文明观"和公共行为规范,对租界华人居民进行规训,强迫其改变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租界中华洋居民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

1910年10月初,上海公共租界发现鼠疫病例,由于"不卫生"的华人被视为疾病蔓延的温床,外人市政当局采取了带有明显种族偏见的检疫措施,华洋关系骤然紧张,引发了多起华人下层民众的街头骚动。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华人精英提出自主检疫的主张,与外人进行协调和谈判,同时努力说服普通民众和平抗争,迫使外人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此后的检疫和救治过程中,华人精英一丝不苟,普通民众主动配合,不但让外人刮目相看,且也使华人增加了参与租界政治的信心。联系事态的连锁反应和后续发展,此次华人争取自主检疫的抗争,可视为推动英帝国威权在上海租界渐次崩衰的重要一环。     

上海工部局历次货币发行计划及其失败

五口通商以来,上海出现了租界,1854年外国侵略者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凌驾于中国政府和法律之上的殖民统治机构——工部局(Council),它不仅拥有警察、管理市政、征收税捐等权力,而且在争夺货币发行权方面也不遗余力,历史上曾三次策划发行货币,但终未实现。 1866年7月30日,英国商人通过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极力     

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的悲剧——斯托帕尼在上海

1920年2月29日晚8时,夜幕笼罩了上海,北四川路1746号的一间大房子里亮起了灯。房内陆续坐满约四十名从业于江海轮船或轮船公司货栈的雇员,面对这些饱经风霜的中国人,一位年轻的外国人用世界语开始了他的演说。这次讲演的情况很快就分别上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志和英国在沪情报部门的情报摘要。留存至今的这些纸张陈旧、字迹模糊的案卷,录下了演讲者斯托帕尼(Vadim A.Stopany)这个来自俄国的年轻人的名字;档案还记载着他演讲的主要内容和开会的全过程。     

胡钟生与秋瑾案

正1912年1月14日凌晨,35岁的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字焕卿),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惨遭暗杀。1月19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刑侦股的《警务报告》记载了这样一段案情追踪:"关于陶焕卿于本月14日在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被人击毙之事,他的朋友们说,一个叫王竹卿的绍兴人可能是两刺客中的一人。经查刑侦股档案,此人曾被人控告过,亦曾服过刑。他曾     

上海“孤岛”时期的“洋旗报”

上海“孤岛”时期,以外商名义注册的“洋旗报”,是“孤岛”抗日进步力量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利用英美在租界的特殊地位,为求生存而采取的一种办报策略。一“孤岛”初期,由于日寇强行对租界内的中国报刊实施新闻检查,并通过租界当局取缔抗日报刊,因此,自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下旬起,除《新闻报》、《时报》等少数报刊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继续出版外,大批抗日报刊纷纷迁往内地和香港,或毅然停刊,以示决绝。据１９３７年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载称：“自１１月华军退出上海后,出版物之停刊者,共３０种。”上海“八一三”抗战后…     

柔石走向龙华的一曲悲歌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的告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与公共租界工部局联合进行大搜捕。连日来在三马路东方旅社、天津路中山旅社等中共的秘密据点,先后逮捕了参加中共会议的31名干部。柔石、李伟森、殷夫、冯铿、胡也频(称为左联"五烈士")与李云卿、苏铁、刘后春等8人17日下午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首先被捕。19日上午,公共租界的法院开了一次走过场的庭,就把他们"引渡"到市公安局。公安局又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拍照与审讯。     

中英关系变动背景下“费唐报告”的出笼及搁浅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外交上继续推动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交涉,列强承诺逐步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上海公共租界因此面临出路问题,于是聘请南非法官费唐来沪调查,为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提出建议。1931年4月起,"费唐报告"陆续发表。报告从历史与现状的角度,论证租界不能立即交还中国政府,应设立一长达几十年的过渡期,待各项条件成熟后再交还。报告出炉后遭到中国坚决反对,英国则反应冷淡,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也不肯采纳。"费唐报告"的命运折射出国际格局变动背景下中英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