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领主与农民的收入变化

中世纪欧洲领主和农民的收入变化受制于人口和经济因素、庄园制和农奴制等体制性因素。人口和经济因素影响着土地持有、粮价、工资和地租等的变动,庄园制和农奴制使中世纪大地产放弃了古代不持有土地和无偿劳动的奴隶制的剥削方式,而授与农民份地并向其征收地租和税金。大致说,中世纪早中期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的上行导致领主收入增加和农民收入减少,而中世纪晚期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的下行则促使领主收入减少和农民收入增加。总的说,中世纪大地产上佃农的土地持有以及缴纳地租和税金是有法可依的,蛮族法典、土地登录簿和惯例书等组成的习惯法旨在将领主对农民剥削的种类和数量固定化和精确化,领主和农民均可以此为依据维护自己的利益。习惯法的出现不是领主恩赐的结果,而是植根于日尔曼人有关法律是人民制定的立法模式,以及中世纪农民对领主长达几个世纪坚持不懈的抗争。     

德国学者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研究述评

原联邦德国(以下简称德国)史学界秉承兰克史学的实证传统,以其掌握俄国学术成果及其史料的扎实功夫独步于西方史学之林。德国学者对俄国1861年改革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在20世纪60—90年代这方面的进展尤大。德国史学家围绕下述问题：1861年改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前提,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关系渗透到农村的程度、工业转变和农奴制衰落的关系;1859—1861年革命形式和农民解放,改革准备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的配置;19世纪下半期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水平、农业危机、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衰落的原因等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     

关于东欧“再版农奴制”的几个问题

十四、十五世纪时,全欧洲经济发展的趋势大致相同。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主对农民的剥削形式,由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转为货币地租。农民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逐渐扩大。封建主的自营地逐渐减少,绝大部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这种土地制度称为领地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曾经提出:“农奴制在十三和十四世纪几     

近代俄国贵族贫困问题

贵族是俄国的特权等级,但贫困却是俄国贵族的长期特征。小领地贵族的大量出现和不断破产,是俄国贵族贫困问题的核心内涵。彼得一世的政策打击了大贵族,促进了部分小贵族的崛起。俄国的领土扩张、特别是瓜分波兰之后,当地的封建主进入俄国贵族等级,大大增加了俄国贫困贵族的数量。到19世纪中期,俄国贵族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农奴制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贵族债务的增加、小领地贵族及其农奴的大幅萎缩,表明贵族的贫困已经成为显著的社会政治顽疾。贵族贫困问题的形成与演变,表明沙皇政策对贵族地产的调节起到了关键作用。俄国贵族的长期贫困并非是贵族衰落的反映,而是贵族等级本身的开放性、农奴制经济的落后性以及缺乏一子继承制的结果。     

论法兰西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历史条件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封建制度大部分最后形成于9至11世纪中叶。在这个时期,其主要特征是日耳曼的广大自由农民阶层被农奴化,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庄园之形成;自然经济占着绝对优势;大土地占有制和小农土地使用制之结合;劳动者没有和生产资料分离,而是和生产资料有机的联系着;超经济的强制,即大小封建主强制农奴向他们缴纳部分代役租和毫无代价的被强迫在地主土地上付出繁重     

人口变动与农奴制兴衰关系的再探讨——中古西欧农奴制兴衰的政治经济学

中古西欧农奴制的兴起主要并非自然经济的结果,而是当时土地丰富而劳动力稀缺的产物,地主贵族难以通过纯粹经济的手段来获取高额的剥削物品,因而引入了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方式.中古西欧农业的粗放经营,也使得对农奴劳动的监督相对容易.随着人口的增加,劳动力日益丰富而廉价,土地日益变得稀缺,以及农业向精耕细作发展,农奴制有自动走向衰落的趋势.     

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赋役负担探析

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废除了农民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成为法定的自由人,同时可以获得土地所有权。但是改革后的赋役负担制约了农民自由权利和土地所有权的实现。政府仍奉行严厉的赋税政策,农民想尽各种办法筹集税款,却终难摆脱欠税的命运。农民承担的劳役租、代役租和混合租在改革后均转变为代役租,加之担负着各种实物义务,农民的经济负担愈益沉重。繁重的赋役负担迫使大量农民破产,严重阻碍了农民经济的发展。     

关于中世纪德意志“二期农奴制”的几个问题

中世纪晚期,西欧许多农业地区因商品经济的介入而松动了封建关系,并进一步瓦解了农奴制。与西欧其它地区相比,德意志的农产品较早地加入了商品交易中。这是因为早在13世纪德意志就普遍实行了土地的租佃制,农村中有相当一批的个体自由农民。但是,随着粮食贸易的扩大,尤其是粮食贸易加入到远程贸易的交往中后,德意志农村的社会却向着与西欧其它地区相反的方向发展。大领地制更加巩固,自由农民原有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沉重的劳役重又强加在农民的身上,这些都大大推迟了德意志实现农业资本主义的进程。这种历史现象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二期农奴制”。“二期农奴制”的产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是由多方面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俄国城市人口的社会结构

研究城市人口的社会成分变化可回答不同社会集团的移动和迁移问题 ;18世纪下半期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农村 ,农民移居城市数量不足 ,部分市民迁往农村或转为农民是俄国城市化缓慢的直接原因 ,国内总的经济形势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障碍 ;18世纪下半期— 19世纪上半期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分化程度和规模不够 ,市民和农民比重变化具有周期性互动性质 ,主要取决于经济形势和城乡经济条件的变化 ;城市人口的社会结构变化反映出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     

关于地主制经济发展机制和历史作用的思考

关于地主制经济发展机制和历史作用的思考李根蟠一、问题的提出讨论地主制经济的机制和作用,可以把地主制经济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地主自身的或自营的经济,可称之为“地主经济”;二是地主经济与佃农的相结合的经济,可称之为“地主制经济”;三是包括地主经济、农民经...     

东欧“再版农奴制”庄园经济的性质问题——与美洲奴隶种植园经济的初步比较

通过与美洲奴隶种植园经济所做多角度比较 ,可以发现 1 6世纪以来在东欧建立的劳役制庄园 ,无论从主人的本来身份还是从生产目的和生产方式等来看都与经典的“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 ,在这里存在的是农奴对贵族的依附 ,而不是劳动对资本的从属 ,哪怕它是以强迫形式来实现的。因此东欧的“再版农奴制”庄园经济 ,不仅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甚至连“形式上”的资本主义也不是 ,但也不能简单地说它们是“封建的” ,因为随着日益深深地卷入商品和市场的漩涡 ,这种封建庄园经济会逐渐商品化 ,并最终会不同程度地发生转化。     

清代江南的一田两主制和主佃关系的新格局--以苏州地区为中心

明清鼎革以降,一田两主制对江南地区城乡格局的重组起着非常显的作用。在一田两主制下,居城的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只剩下土地租佃的关系,日常生活已没有较紧密的往来,主佃的居住空间可以不在同一地点。如何协调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利益愈显重要,与此相关的应对策略和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地主”为主体的地方精英的“在地性”,进而对清代江南的城乡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19世纪以后,随着抗租事件的不断增多,业主更愿意选择类似租栈的专门收租机构进行收租,由此导致城居地主和乡民之间本已动摇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从而形成了主佃关系的新格局。     

到东南亚经商的元江白族

元江县的白族是明末清初大量迁入的。这时的封建地主经济制得到_『充分的发展，约占人口6％的地主，不仅占有因远、北泽、安定等白族聚居村35％的土地，还占有周围哈尼族大浦、卡腊、龙潭、大白、漫迫、大佯、鲁章等村的部分土地。地主一方面出租土地，利用租佃关系剥削佃户，另一方面又廉价雇用白族农民及周围的哈尼族农民作长短工，为其耕种土地。     

试论唐代中期以后佃客的社会地位问题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居于统治地位,而农民則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沒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①。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历代的农民无不遭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生活惨苦,沒有人身自由,沒有任何政治权     

咸同风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腐朽的清王朝,为挽救其覆亡的命运,加紧了对各族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在贵州,自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封建地主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流官、屯军中的上层分子、汉族地主、本民族地主和土司,形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对贵州各族人民敲骨吸髓地剥削,清政府的名目繁多的正赋和苛派,使得各族人民,尤其是农民,生活日益贫困。     

18世纪中英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１８世纪中英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徐浩近人的研究表明,封建经济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经济,不论英国中世纪的庄园,还是中国地主制经济结构,都不能杜绝交换行为;相反,这种商品交换成为自然经济的必要补充。封建晚期以来,中英两国商品交换的范围和数量都扩大...     

土地改革对消灭封建关系及发展生产力的意义——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三十二周年

一土地改革是我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三千多年来,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曾经残酷地压榨我国农民,窒息我国社会发展的生机。我国的农民在封建制度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困、穷苦、奴隶式的生活,繁重的地租和苛杂劳役,迫使农民终年劳碌,不得温饱,剥夺了农民发展生产的任何兴趣与可能。这就是我国社会三千年来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并没有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甘愿屈服,而是英勇地进行了不断的反抗斗争。但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     

王安石变法纵探(续完)

(七)青苗法 马克思指出:“小农民经济和独立手工业经营二者,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农民是封建地主剥削的源泉,也是国家赋役的实际承担者。然而,小农经济是非常脆弱的。沉重的     

19世纪俄国税收制度研究

19世纪俄国的对外和对内战争频繁不断,预算支出居高不下。在这种形势下,政府不断调整税制。19世纪下半期,俄国税制的阶级性特征被打破,但农民阶层的税收负担仍很沉重,废除人头税导致直接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俄国间接税改革主要出于财政动机,导致直接税和间接税进项出现严重的失衡。19世纪俄国税制改革虽未能从根本上消除税收的阶级性和剥削性,但新元素的出现标志着税制发展趋于合理化。     

俄国农民进城经商与农奴制松动

农民,作为一个“没有办法的阶级”,“从农奴制的铁链下解放出来也只有在资产阶级的保护之下实现的”。①但是,具体的某个农奴,则可以”或者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或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私有者。总之,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得到解放”。②“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