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京通二仓述略

明朝时期 ,在京城和通州设置了许多粮仓 ,统称京通二仓 ,并建立了相应的仓场管理和监督制度。京通二仓按一定比例分贮漕粮。明代前期 ,京通仓储比较丰盈 ,但中叶以后 ,由于折银数额和冗食人员增多 ,京通二仓储粮数额大幅下降 ,常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 ,只有万历初期曾一度回升。京通仓米主要用于发放京卫官军月粮 ,有时也调拨部分粮米充实边镇军储。当北京粮价腾贵或发生天灾人祸时 ,也常支用京通仓米平抑粮价或赈济饥民 ,不过 ,随着储粮额的减少 ,此类举措越来越少。     

明代起运税粮按“领价”折银的原则及其适用范围

北方各省起运京边粮料,皆是大户领银到指定京边仓附近买纳上仓,这就为按"领价"折银提供了基础。所谓"领价",就是指大户等从政府领取买纳各仓粮料的额定单位价格,其价包含了运输、盘缠、交易、贮存、上仓等各种费用,故按"领价"折银的折价远远超过了"市价"。京边粮料按"领价"折银的原则具有示范效应,以买纳方式运作的各类起运税粮,其折价多以官定或民间私定"领价"为准。按"领价"折银,不仅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还能相对减轻纳户的负担,是多赢的财政政策,致使明代赋役货币化不可阻挡。     

试论明代的田赋折银和折粮银锭

明代货币政策从禁银到用银转变的契机是田赋折银。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陆陆续续出土了一些明代的各类田赋折银的银锭。尽管数量不多,但清晰地展现了明代田赋折银的历史演进和折粮银锭称谓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折粮银锭的分析和考证,求证明代的白银在田赋制度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说明白银货币是明代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最为重要的媒介。     

明代北方边镇粮食市场的形成

明代北方边镇的军饷问题,有明一代始终困扰着明政府,可以说是关系明王朝统治兴亡的一个严重问题,早在30年代。已经引起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70年代初,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先生在《山西商人研究》一书中,就此问题有过论述,近年来,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已越来越受到重视。有的学者已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文章。但是上述论著,在内容上多侧重军饷制度的研究。本文则侧重就明代北方边镇粮饷的筹集及演变为粮食市场的过程做一分析。     

明代前期大同镇的军饷问题

明代大同镇的军饷收支是理解整个明代军饷问题的典型案例。明代前期,大同镇"以一镇之收入,供养一镇之军士",屯田、地方税与食盐开中是大同军饷的经常性来源,收支基本平衡。这一时期的军饷开支尚未成为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但是其饷源结构的固有缺陷已经存在,表现为屯地不足、环境制约和官僚势要强占等,军饷增长空间受到严重制约。到明朝中期,因明蒙战争频繁发生,军饷支出暴增,大同镇对国库的依赖日深,边镇粮饷才成为明朝国家财政危机的主要因素。     

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咸丰七年,胡林翼在湖北推行漕务改革,将漕粮一律改折征收,以漕折银解部。这改变了漕粮征收本色之定制,调整了不合时宜的收支结构。咸同年间,各省纷纷效仿湖北,重订钱漕章程,此为"第二次耗羡归公"。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甲午战后,漕折银转用于外债、赔款之急需。19世纪后半期的漕运制度之剧变,反映出漕务运作中核定成本、依赖市场的程度大为加深,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取代。     

明代延绥镇列女群的特点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产生节妇烈女的高峰时期。延绥镇作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虽为军事重地,地处边陲,人文教化不足,但也产生了一批列女。通过对《延绥镇志》所载列女群进行统计和分析之后,发现延绥镇的列女群具有列女具有数量相对较少、军烈属居多、极具献身精神和刚烈之气等特点。这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明代边镇列女群的一些共性和生存状况。     

明代山东高唐州均粮记碑考释

均粮记碑记录了明嘉靖初年山东高唐知州王纪"均粮"的史事。均粮一事,是王公的重要德政之一。碑文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对于研究明中期以后北方的税粮与赋役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

明代漕河因地为号,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和浙漕共七段。江南运河即浙漕,起自京口闸,终于杭州北郭务,全长近七百里。明代国家财赋主要仰赖东南,每年有二百余万石粮通过运河北运。因此运河是明代经济的重要命脉, 常镇运河是江南运河的西北部分,是明代东南漕运的关键地段。“三吴之粟,必由常镇”,它可以说明常镇运河在明代漕运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分析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以恢复明代常镇运河通航的历史,从中了解运河利用中的得失,以指导我们现在的运河利用和整治工作。     

何处买军妻？——明代佥妻制度研究

佥妻制度发韧于明代军制,旨在抑制军士逃亡,对清勾、解军等军政影响深远。早期佥妻主要用来辅助完成清勾军政,弘治以后佥妻制度逐渐脱离清勾军政独立存在。起初,军士无妻者只解本身,随着佥妻条例强制效力的加强,无妻者改由军户或地方为之娶买,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佥解的军士、军妻数量,但也加深了军妻觅雇的弊端。解军及佥妻以其广阔的影响力笼罩着明代社会。有司将佥妻等徭役平均分摊到各里图的决策,减轻了军政负担,避免了佥妻政策难以维系的局面,但也不断消耗着地方社会的自治效能和民间财富。佥妻条例的种种弊病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政令堆叠的积重难返。佥妻及其实践也提供了一个从制度层面持续观察明代人口性别结构变化的视角。     

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为例

明代留存下来不少财政数据,这些数据均以叙述性文字罗列,给今人利用造成极大困难,急需运用现代统计技术加以整理。但是,由于这些财政数据的来源和性质十分复杂,整理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赖建诚教授的《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值得充分肯定的尝试,但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提醒我们在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时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历时性研究必须准确判断财政数字的年代;转录财政数字必须辨清各项目之间的分合关系;比较财政数字必须以性质相同、口径一致为原则;解读财政数字必须明了当时的财政制度。     

宣城出土的明代银锭

本文介绍了安徽省宣城市出土的13件银锭基本情况,并对其型制和铭文进行分析,推断其主要为明代地方政府运送给朝廷的赋税折银及军费支出,对研究明代银锭铸造流通、赋税制度和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三座明代宦官墓葬的发掘与认识

2016年7-11月,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在雨花台区天隆寺复建工程地块清理48座六朝至明清时期墓葬。其中三座明代砖室墓同穴并排分布,保存完好,出土遗物121件(套),质地包括瓷、锡、玛瑙、银、象牙、铜、石等。根据出土墓志可知,其中一位墓主为明代孝陵神宫监太监韦清。这三座墓葬的发现,为研究明代宦官墓葬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太仓库与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研究》评介

<正>太仓库是明代后期中央公共财政库藏的核心机构,它的白银收入支撑着明代后期公共财政的很多支出,后期北方九边的军费更是离不开太仓库的白银。但是长期以来,相关研究与太仓库在明代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极不相称。2021年,苏新红《太仓库与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其独有的特色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第一,该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明代户部太仓库的学术专著。太仓库全称“太仓银库”,成立于正统七年,隶属户部,     

明代递运所考论

递运所是明代的驿传机构,有一整套完备的体系,直至明末仍发挥着重要的功效,但尚无相关的专门性研究。本文梳理了递运所制度层面的基本情况与兴废历程。明代创设递运所,意在专司物资运输,但在实际运行中,驿站与递运所的职能区分逐渐模糊,驿、递分离的制度设计被打破。洪武至宣德年间是递运所新设、网络扩张的时期,正统以后趋于稳定,表现为全国性的运输网络。嘉靖以后朝廷开始大量裁并递运所,至万历初年构成了以河南为中心,以供给京师与边镇为主要目标的大区域运输网络。递运所的兴废变化,不仅是朝廷政策调整的结果,也是明王朝关注点的转移与国势的盛衰起伏的反映。     

《明史·食货志》所载提编均徭诸问题探析

《明史·食货志》对明代的役法进行了系统性的记载,为梳理明代役法的流变提供了重要史料。均徭法是明代中后期役法改革的重要一环,提编则是对均徭法中的银、力二差通过里甲的形式重新编排,再对其进行征发的一种加派形式。提编最初用于北方的边费,之后与嘉靖年间的抗倭军费密切联系在一起,但是提编不仅仅局限在抗倭经费之中,还参与到地方事务的建设、宗室俸禄的发放等;提编在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地区主要是用于平倭经费、军饷等军事行动,而在河南、河北、陕西、陕西、顺天府等内陆地区征发的提编主要用于边费或者发放宗室俸禄等。倭患平定之后,提编并未就此废行,反而成为地方日常开支的一部分,用于赈济灾害等。提编的实行推动了海防、边防的建设,保证了国家安全,但是提编的大量征发加剧了人民的负担,造成大量的逋欠,进一步加快了明代中后期以赋役折银为主要形式的赋役改革进程。     

邓世昌的工资单：月薪40到60万人民币

邓世昌生前任北洋水师两大主力舰之一的致远号巡洋舰管带（舰长）。按北洋水师相关资料记载,邓世吕的武官阶级是总兵。在清代,武官的副都统和总兵为正二品大员（相当于中将）,故邓世昌的官衔是非常高的。他的月薪是官俸1584两,船俸2376两,合计3960两。按光绪年间推算,当时大米每斤价格15文,折银0.015两;食盐每斤35文,     

明代潼关卫与北直隶关系考论

明代潼关卫坐落在陕西华阴县境内,与北直隶相距遥远,却要接受北直隶巡抚和巡按的管辖。这一奇怪现象始于永乐年间,当时为了加强大名府一带的防守力量,遂将潼关卫"辖隶于此"。这并非只是名义上的辖隶关系,潼关卫确实在大名一带驻有军士,拥有土地。不过,潼关卫并未像北直隶其他卫所那样,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后军都督府,而是直隶中军都督府,因而其京操班军事务先由中都留守司带管,后来为便于管理,又改由河南都司带管。通过潼关卫这一个案,可以了解明代卫所极其复杂的管理关系。     

论明后期辽东安乐、自在州的变化——兼及辽东行政问题

明代辽东安乐、自在州是专管内迁女真达官的特殊建置,明中期以后随着对女真政策的调整,自在州南迁辽阳,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模式。尤其弘治以后,随着辽东都司事权逐渐转手文官,巡抚、分巡、分守等临时派出官员权重事繁,然而却无类似地方机构的完善机制,管达官的安乐、自在州知州遂成了抚、道离不开的"差官",管马市,代管民人、粮储及委派审理军民刑讼等。两州抚缉女真的性质并无改变,知州兼管也无敕命。这种不正常现象反映的是辽东军政体制下文官有权却无相应运行机制的矛盾。     

边缘的底层:明代北边守墩军士的生涯与待遇

军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军士是主要的组成分子。位处最前线的墩军被赋予瞭望和传烽的任务。他们除承受大自然与敌人的威胁外,也必须面对长官的各项要求。文章结合制度史、生活史与社会史,关注这一群底层士兵的职业生涯与相关待遇,侧重制度运行的动态过程、连锁变化及其衍生的问题。全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讨论士兵的生活层面,包括生活用水、炊爨燃料和各项配备(含鸡猫狗),另又谈到家眷随住与养赡田。其次,分析墩台的兵力编制、轮值周期,及墩军不得换班、军官私役和卖放免守等弊端。第三,探究墩军的薪水收入,除了月粮之外,因其任务特殊,又加给行粮。不过,薪水常被军官以各种名目克扣,实际所得有限。第四,涉及御寒的问题。明初以来,官方定期拨给墩军毛袄或胖袄、胖裤、鞋等保暖衣物,但基于各种原因,墩军有时并未享受到这一福利。若干狠心的军官,甚至将胖袄等依高下订价加以勒索,以致没钱的军士不敢领取。墩军防守着帝国的最边缘,而他们也是极为弱势的群体和边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