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二战前日本的国史研究流派——以《日本近代史学事始》为线索

《日本近代史学事始》是大久保利谦的回顾录。该书多处提及大正至昭和初期以东京帝大国史科为代表的学院派及部分民间史家的国史研究。国史科内长期存在两大派系:辻善之助一派在研究方法及治史态度上承袭了重野安绎等人的实证主义,专注于史料;黑板胜美派在古文书学中也遵循实证原则,追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但他同时强调史学的政治功用,其国体论反映了国史科内的国学—神道思想潜流。昭和初期,国史科内的平泉澄和羽仁五郎等青年学者批判纯实证研究及不涉及政治的史观。平泉将以国体论为理论基础的皇国史观发展到极端,而羽仁五郎则坚持唯物史观。二人是当时国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影响下的史学研究的代表。民间史家尾佐竹猛、德富苏峰在研究领域、资料收集方面和学院派形成一定互补,但不同史观决定了他们史学叙事的差异。这些研究流派在研究关注点、研究方法及潜在历史意识上的差异,反映了近代日本史学的研究状况及时代氛围。     

从社会性质出发: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

史学方法的核心是思想方法、理论方法,而非技术方法、研究方法。近代以来,具有主导性、占据核心地位的根本性史学方法是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它理论层次最高,具有方法论意义。在这一方法主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构建了完整的史学知识形态。从20世纪70年代起,背离或驱离这一方法在西方国家成为思想与学术主潮,但在实践层面往往出现漏洞,"新清史"与"中国中心观"便是典型样本,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这一方法指导下坚持从内外因素结合的全视角考察中国历史,不仅先期避免了西方汉学界以"要素"肢解"整体"的研究缺陷,而且预先包容和回应了西方汉学家内设的问题。真正科学地"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不属于历史决定论,而属于历史根据论。     

历史叙述之争与西方史学发展的波动:论尤里安之死

对于"叛教者"尤里安之死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基督徒与异教徒有着错综复杂且相互矛盾的叙述。这一历史叙述的争执实为基督教史学与传统古典史学间竞争和交融的缩影。基督教自身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在历史意识方面与古典史学迥异。但古典史学历经千年的繁荣发展,在史料分析、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方面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因此基督徒史家必然会继承与吸纳古典史学优秀传统,这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教育

史学价值观是人们对史学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价值观以资治、教化、畜德、明智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标,并形成了以"不隐"为原则、以"书法"为追求、以史经世的史学价值实现模式。这使古代史家普遍具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并成为历史教育主体。从清末开始,中国史家从内容、目标、方式等方面对古代史学价值观进行了更新与改造,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现代史学价值观。新历史考据学派重考据轻致用,以"求是"为目标,以学用分割为特点;马克思主义学派注重"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战国策派等重视史学的社会效用,以学用统一为特点。史学价值观的分歧反映出史家对求真与致用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教育的态度。主求真者对历史教育态度消极,坚持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造成了史学小众化,使史家在历史教育中缺位;主致用者为各自目的积极投入历史教育,推动了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但也存在以用害史的弊端。为推动历史教育健康发展,史家应成为历史教育主体,坚持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并摒弃精英意识,树立大众意识。     

古代希腊史学的普世观念

古希腊文οiκουμ■νη,中文译作"普世",即人类世界(humanworld)①。"普世"作为西方古代史学的重要观念,大体形成于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之后,此观念的涵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普世"涵义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古希腊史学思想的不断深化,而且也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及哲学思想的变化对史学思想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

正编者按: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最悠久的优良传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是历代史家念兹在兹的立身、立学之本,是中国史学不断成长、持续繁荣的源泉和动力。经世致用饱含着史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体现着史学家"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追求。还原历史和经世致用,构成史学的两个基本功能,它们相辅相     

汉代社会与史学思想

在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史学思想与社会变动之间持续着一种互动。秦亡汉兴的历史巨变,促使了汉初史学"过秦"思潮的出现;汉家天子起于闾巷的特殊身份,以及光武中兴使得汉家天下失而复得,引起了汉代史家从神意角度对汉皇朝政权的合法性作出论证;汉代国家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扩大,使得汉代史学具有着浓厚的大一统观念;"汉盛于周"的历史定位,决定了汉代史学具有强烈的"宣汉"意识。     

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

一、历史理论中值得重视的问题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的关系,是历史理论中值得重视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在史学著述中注重了研究和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确有必要的。根据对经典作家论述的全面理解,以及总结我国古代优秀史家的经验,我们还应该注重历史的丰富性问题。我们的史学著述应该做到将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二者结合起来。通过讨论,求得对这     

史学家和政治——关于唐代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

一、史学家的政治情怀唐皇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盛大的朝代。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对于唐皇朝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突出地反映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史学家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家和史学的关系,是它的两个主要方面,本文着重考察前一个方面,即史学家和政治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随着历史的进步,这种历史意识在不断地深化着。同时,中国古代史家也有关心政治的优良传统,不少优秀的史家都具有饱满、深沉的政治情怀。这种情况,在唐代史学上是很突出的。首先,唐代史家把撰修前朝史不仅看作是史学工作的一部分,而且看作是政治统治的需要。武德四年(621年)唐皇朝建立不久,天下尚未安定,史学家令狐德棻就向唐高祖李渊提出建议: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史坛出现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趋向,其目的是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书写的传统。从中外史学传统及其转变的角度,笔者希图对这一"后人类史学"思潮,从几个方面做出讨论和解析。作者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代表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战后受到了诸多批评。而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结合并回应哲学界思想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反思,"后人类史学"的探索和实践将会对历史书写的范围、主题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或将对整个现代史学产生一个革命性的改造。     

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

"四史"运动具有与现代史学思潮相契合的一些基本理念,但由于过于强调政治目的,因而在实践中滋生乱象。专业史家着力挖掘、阐发编写"四史"对于史学研究的正面因素,试图对"四史"的编纂体例提出规范性意见,将其引入真正意义的"历史"编纂轨道,并在研究、编写"四史"方面做了积极探讨。但是,专业史家在"四史"运动中并未能扮演主角,他们从学术角度着眼的理性思考在当时也未能得到广泛应和。总体而论,专业史家虽大多衷心服膺"写人民群众的历史"这一取向,也曾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却无力影响"四史"运动的方向,也难有更大作为。     

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探研

"会通"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周易·系辞》中,用以表明卦爻之会合变通。经过两汉至魏晋隋唐时期学者们的阐释和运用,其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了"执一"与"折中"的观念。随着会通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史家会通的史学意识也开始萌生,在早期的史书编纂和历史评论中都有所体现。到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会通思想的深化,会通成为历史撰述的思想主旨,由此被正式纳入史学思想的范畴。明清时期,胡应麟、黄宗羲、章学诚等史家在继承和系统总结前人史学会通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会通之义的"一"与"中"的关系,推进了这一思想的哲理化发展。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是对传统通史撰述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注重历史撰述的客观性、史学认识的通识性以及突出史家独断之学等特点。     

时代的期待与史学的自觉

"史学、史家与时代"是我们开辟的一个史学沙龙性质的栏目。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办过"史学沙龙"(后更名为"学术沙龙")栏目,当时采取的方式是,由编辑部设定议题,一期一题,内容上学术性与思想性相结合,形式上座谈与笔谈相结合,且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跨学科风格。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曾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因刊物本身的客观因素自主停办。此次我们开辟这个栏目,立意在于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的演进,选择一个史学界共同关注、深切感知且都可参与的议题,展开学术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形式,唤醒一种执着而高尚的学术精神,倡导一种严谨而自由的学术风格,鼓励一种务实而平允的治学态度。我们敬佩那些摒弃名利、无怨无悔地执着追求学术真理的学者,赞赏那些具有严肃认真治学精神的"学术职业者",鄙视那些将学术界作名利场、败坏学术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其中的"学术大腕"!常言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代学术反映着一个时代。"史学、史家与时代"的命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蓬勃发展的火热时代,这也是提出学术议题最多的时代。那么,如何审视我们当今的史学、史家?我们的时代需要怎样的史学,我们的史学如何反映我们的时代?时代在呼唤什么样的史家,我们的史家如何因应自己的时代?史学如同"十八岁大姑娘的打扮",抑或等于"死"学?史家如何才能表明自己是火热时代的参与者?我们设想:议题相对固定一段时间;内容将结合各自专业研究实践,谈些切身感受和认知;完全采取笔谈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字数不限。我们希望撷取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中形成的和通过学术交流碰撞产生的新的思想观点。我们郑重声明:无论约稿还是自由投稿,都必须是"自家酿造"的、"打上自己印记"的作品。祈请学界同仁给予大力支持,也望各自珍重。     

司马光儒门史学实践的内在冲突——兼论程颐、朱熹与司马光史观之差异

司马光既有明显的史家自觉,又将史学限定在儒学门庭之内,以求道作为治史的最高目标,并且高度认同史学的鉴戒价值,以史学实践自觉承担"经之常道落实在具体历史中帝王之一心"的任务。但其儒门史学蕴含的求道、求治、求真三重价值目标,造成了史学实践中的内在冲突,即求道与求治的冲突、求道与求真的冲突。前者引起历史人物评价上与程颐(也包括朱熹)的分歧,后者引起历史编纂上与朱熹的分歧。从程颐、朱熹与司马光的分歧,不仅可以加深对儒门史学内在冲突的认识,而且可以了解宋代理学与史学的学术互动情状。     

继承传统 超越传统——小议西方史学传统及其多重意义

<正>一、西方史学传统的基本内涵传统不是一蹴而就的,史学传统也是这样。在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奠立史学之前,它曾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前希罗多德时代"。西方史学传统的最初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和史诗,尤其是《荷马史诗》那里。正如英国史家柏立所说,在《荷马史诗》中,就隐含着历史的探究精神,这与后来者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探究",确有文脉相通、相互传承的历史因缘和联系。这之后,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所显露的"时序"观念;这之后,爱奥尼亚散文史家显露了理性批判精神。     

攸西比乌斯的《教会史》与普世史传统

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台湾)中正大学方志强教授的文章。方教授的文章主要讨论西方古代普世史的类型及其涵义。他指出,从古希腊史家埃浮鲁斯及波利比乌斯的"政治的普世史"、狄奥多拉斯的"文化的普世史"至攸西比乌斯的"基督教化的普世史",西方普世史的类型及涵义是在承袭中发生变化的。攸西比乌斯综合"政治的普世史"之"一个世界一个国家"及"文化的普世史"之"一个世界一个文化传统"的观念于基督教传统之中,创造出基督教即代表"一个国家"和"一种首要文化传统"的观念。攸西比乌斯的"普世史",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文的观点.对于理解西方世界史(或普世史)观念的渊源及其在古代世界的变化有重要的意义。     

史学精粹

正徐国利:《陈寅恪对"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以诗文证史"是指以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宋代以来的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中国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陈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首先,他在理论上对"以诗文证史"作了重要阐发,详细阐释了中国古诗具有史料价值的     

历史事实的重建与诠释:宋代义理史学再认识

宋代义理史学以阐扬义理为宗旨,根据这一理念,史家对传世史料重新加以甄别、取舍、组合和诠释。作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儒家义理支配了上述过程,构成了史家撰述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重建和诠释,史家期望昭示义理,进而达到垂法示训的目的。义理史学的诠释活动与历史解释有着不同的旨趣,其实质是一种实践活动而非认知活动。     

魏徵的史学地位

魏徵(508—643)做为政治家,早已受到史家的重视。从这方面研究魏徵的论文与专著也为数颇多。但是,对魏徵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却问津者不多,研究的成果也寥寥无几。固然,魏徵的政治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但他在史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他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因此,本文着重于从魏徵在史学方面的活动,说明他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以便全面估价他的历史作用。     

气候变迁的历史维度——勒华拉杜里的气候史研究

勒华拉杜里是法国气候史学的奠基人。自1950年代起,勒华拉杜里向法国学界仍旧盛行的气候一成不变说发起挑战,借鉴物候学(葡萄采摘日期)、冰川学方法,并参考历史文献记载,使用系列史方法,运用年鉴学派的时段理论,建构起西欧中世纪至今气候波动的精确系列。在此基础上,他吸取乡村史家与人口史家的成果,考察气候波动对西欧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历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的气候背景,并在西欧不同国家之间展开比较。经过勒华拉杜里近六十年的探索,气候史学已发展成一门广受关注的新兴历史学科,并在欧洲形成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的跨国研究网络。但是,由于历史学家中从事气候史研究的人并不多,对气候史感兴趣的其他学科的学者又缺少历史知识,勒华拉杜里开辟的气候史学的前景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