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重内轻的晚清庚子年

1900年这个庚子年对晚清王朝注定非同寻常.列强干涉慈禧“己亥建储”和“归政光绪”等,使执掌王朝最高权力的慈禧雌威暴怒,对列强十一国宣战,导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率光绪帝等仓皇“西狩”.可是,在接到朝廷向列强开战的谕旨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封疆大吏,不仅没有遵旨执行,反而与西...     

书与人

《庚子西狩丛谈》1900年,义和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京城,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到怀来附近时,"饥寒已两日夜"。怀来知县吴永去25里外的榆林堡迎驾。慈禧见吴永"衣冠来此迎驾","犹不失地方官礼数",感慨万千,大吐苦水。此后吴永大受慈禧宠爱,很快就有上谕让他办理     

奕勖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

奕勖作为总理衙门的主持人，在义和团高潮期间的表现，长期被认为是主张“剿团”的，因而与慈禧关系十分紧张，以至于慈禧“欲杀奕勖”，后因城破而免。义和团也认为，奕勖信教，提出了“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口号。二虎之一就是奕勖。但是，新发现的档案史料表明，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前后，奕勖一直为慈禧出谋划策，对其言听计从。二人关系诡秘，其亲密程度，无人可比。当八国联军已经兵临北京城下时，慈禧几乎每天都见奕勖与载漪，密商对策；相反，军机首辅荣禄受到了慈禧的冷落。庚子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间，慈禧居然召见奕勖达16次之多，且与载漪同日召对，共谋西逃之策。而作为武卫军统帅的荣禄，则丝毫不知出逃之决定。本文还揭示慈禧与奕勖这种不寻常关系的由来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荣禄与晚清政局》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39.3万字,65元晚清重臣荣禄在甲午战争后重新崛起,在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事变、清末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既往学界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大多停留在策划戊戌政变、创办武卫军、围攻或“保护”使馆等具体问题上,对荣禄一生的事迹缺乏整体观照。由于史料过于分散,旧说先     

光绪帝位危机与外国干预

光绪与慈禧帝后矛盾的演化对晚清政局影响殊大,二者政争在1898年9月21日的戊戌政变时达到高潮。此间,慈禧以凌厉手段一举粉碎帝党集团,使皇帝成为囚徒,帝位虚设,徒有其名。其后,慈禧仍未甘心,试图稳底废黜光绪。为此,历戊戌、己亥、庚子三年,清朝出现了严     

一份令慈禧太后向世界列强宣战的“绝密情报”

正公元1900年5月20日深夜,暴雨如注、电闪雷鸣。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凄风苦雨之夜,大清内务府总管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荣禄正忧心如焚地在府内踱来踱去,约一个时辰后,这位重量级的大清权臣终于下定了决心,决定冒雨夜闯储秀宫,向慈禧太后面奏刚刚得到的大清甲级绝密情报。荣禄有何军机大事要在雨夜急禀慈禧老彿爷呢?原来,在两个时辰之前,荣禄的心     

庚子年清政府对外"宣战"说质疑

百余年来,不少中国近代史作,甚至包括现行的大、中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几乎无一不把庚子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即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给内阁的“上谕”作为“宣战诏书”来解读（如清季举人、官员李超琼在事变后不久写的《庚子传信录》中有“二十五日,明诏宣战”、“二十五日,谕旨宣战”的说法。别详《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3、252页;自庚子事变至今日,此说仍陈陈相因而不易。     

慈禧修“三海”和工人的罢工斗争

载湉亲政、大婚,即叶赫那拉氏(慈禧)器帘归政的前夕,醇亲王奕譞为了迎合慈禧的奢望,按照慈禧“查看‘三海’(即南海,中海、北海)等处应修工程即行修理”的懿旨,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起,动用当时筹办海军的经费,开始了劳民伤财的大规模修建。从内务府奉宸苑档案记载看,这次工程包括新建、改建及拆修、补修等项。工程于光绪十二年正月初八日正式开工,至光绪十四年主要工程相继基本告竣,其间南海重     

庚子肃王府之战

1900年6—8月发生于北京的围攻使馆之役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时期震动中外的事件。这一交织着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复杂事件,有诸多基本史实问题像乱丝一样长期困惑着学界,亟需缕清。围攻使馆之役的各项重要战斗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其中,肃王府防线的战斗最为激烈,是重中之重。肃王府之战,守方是以日本使馆卫队为主力进行的,故本文以中、日、英档案史料互证,具体探讨使馆战守布防、双方兵力、该役的起始阶段、肃王府防线的重要性和肃王府战斗的状况,以在更可靠的史料基础上重建这段历史。通过细化围攻使馆事件的关键过程,可以明了荣禄严格遵照慈禧意旨指挥的围攻使馆,并非假攻,而是真打,战斗异常激烈,但这些战斗均服从并服务于慈禧"以战逼和"的政治决策及其变化,并由此严重影响到清军进攻的路线图和效率。加之围攻使馆之役具有城市街垒攻坚战的特点,清军不具备这样的近代军事素质,军纪、训练差,对先进武器掌握差,清军火炮的种类和性能不利于城市街垒作战,难以发挥自身优势,遂造成使馆久攻不下。     

论戊戌百日维新忽起忽落的原因及教训

戊戌百日维新之所以会“忽起忽落”,是因为康有为不恰当地介入了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康有为的扶光绪抑慈禧之策,迎合了光绪的某种需要,故戊戌百日维新“忽起”;而所谓的“尊帝讨逆”、救光绪,康有为、谭嗣同谋诛荣禄、兵围颐和园,直接威胁了慈禧的地位,致使戊戌百日维新“忽落”。     

政治联姻的背后:载沣娶妻与荣禄嫁女

庚子事变打破清王朝既有的权力结构,也使未来的皇嗣人选重新洗牌。醇亲王载沣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的联姻,是其中关键的环节。不过载沣原聘之妻并非荣禄之女,慈禧太后和荣禄对于两家的联姻,也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乐观其成的态度。载沣婚姻的变故丛生,既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的共同产物,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结果。荣禄嫁女时,适逢其人生权力的顶峰。他之赞成或曰有意识地促成此桩联姻,既是为了减轻参与戊戌政变的历史责任,也有固宠保位、转移中外舆论视线的政治考量。而作为当事人的载沣,虽然表面上处于任人摆布的地位,但这桩联姻,对于他的仕途发展乃至最终成为执掌国柄的监国摄政王,仍有着直接的关系。     

“宣统通宝”花钱赏析

<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年仅３岁即入嗣大统,登上皇帝的宝座。这是慈禧太后继光绪帝之后,又精心挑选出的第二位幼主,只因此子是慈禧妹妹之孙,光绪帝之亲侄,醇亲王载沣之子,同时还是慈禧宠臣荣禄的外孙。此举的深意还在于,慈禧深谙幼主年龄愈小,则愈能     

大清军机处的最后一次政争

正一20世纪初,庚子巨变后,军机处以荣禄为首席军机大臣掌舵,其他军机大臣有老臣王文韶,新人瞿鸿禨。荣禄虽有点文墨功夫,到底不能与翰林院出身的瞿鸿禨相比,就让他在军机处主笔。此时总理衙门大臣改为外务部,瞿鸿禨又兼任了外务部第一任尚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荣禄去世,庆亲王奕劻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嘉庆帝曾规定王公不得入军机处,以免擅权。但亲王入军机处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如恭亲王奕■就长期主     

两种袁昶庚子日记的比较研究

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幕僚黄绍箕利用身份便利,抄录袁昶寄给张之洞庚子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十二日日记。该抄本后经黄绍箕的同乡杨绍廉过录。国家图书馆藏《袁京卿日记传抄本》,即为杨的过录本。日记除记录庚子年五六月间义和团形势及军国大事外,同时记载天气情况、个人生活、读书记录等各种琐事,并多有对朝中各派大臣乃至慈禧太后的批评,是较为完整的袁昶庚子五六月日记,可补此前人们对袁昶及庚子事件的认识。与该抄本内容部分重合的《乱中日记残稿》,是一另有所据的摘抄本,由袁昶之子公开刊布,其摘抄有所选择和侧重,同时对许多细节也有所隐藏和修饰,然其加工皆在合理范围之内。     

也说义和团运动中的奕劻

孔祥吉先生大作《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披露庚子召见单,据此质疑学界关于奕劻对义和团持反对立场的既有认知为“误读”,并认为奕劻、载漪处于“同一阵营”,而慈禧在用人态度上亲奕劻而疏荣禄.上述论断皆有可商之处.在政治史研究中对单件史料的解读,应避免脱离语境的字义推演或过度诠释,而尽量把历史文本放回时间脉络中来做处理,注意其与前后左右史事的关联;为了表述条理化,对政治人物或派系进行命名、定义是必要的,但应避免对其做本质化的理解.     

“山雨欲来风满楼”——浅析清末新政之失败

庚子之乱后,时局呈瓜分豆剖之势。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统治阶级为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计,领导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清末新政。新政从1901年1月29日的变法上谕始,至辛亥革命清政府覆灭止。本文结合部分前人的既有研究,主要就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作出分析.     

晚清新政面面观

晚清新政是辛亥革命前主要由慈禧主持的10年改革。这一段历史颇具争议。笔者根据历史资料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下。晚清新政的缘起晚清新政是慈禧在庚子事变后、《辛丑条约》签订前决定推行的。慈禧在1898年发动戊戌政变,一手扼杀了＂百日维新＂。时隔3年,她为何一反常态,按照维新的乐谱     

试论地方综合年鉴事类条目

记事类条目有事件条目和事类条目。事类条目包括综合记事条目和集合型事类条目,前者较为常见。集合型事类条目是同类事件的集合。地方综合年鉴应该有集合型事类条目的地位。地方综合年鉴要为年度"特、重、新、热"事件单独设立条目;为年年不变的常规事件设立综合性事件条目;把介于两者之间的比较有价值、比较重要的多个同类事件,用集合型事类条目逐一进行简单记述。要在综合全记事条目中增加集合型事类条目的记述方式,简要交代同类事件中各个重要、有价值事件的关键信息。     

徐世昌，见风使舵登上总统宝座

1898年,慈禧对光绪帝推行新政十分恼火,又经满族大贵族大官僚搬弄是非,更是气上加气。她决定借9月到天津阅兵的机会,指使亲信荣禄发动宫廷政变,拘押光绪皇帝,另立幼君,以便自己再次临朝听政。     

曾国藩何时听到普法开战之讯

曾国藩何时听到普法开战之讯朱东安天津教案发生于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公元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１日）,时隔２２日,即六月二十一日（７月１９日）普法战争爆发。也正是在这一天,法国公使罗淑亚照会直隶总督曾国藩,提出“三员论抵”之说,即杀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