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

近代以来,民众身体在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同时,又遭遇身体的国家化和被现代权力日益广泛而细密的监控。对于中国社会这一过程,虽已有一些探讨,但尚未有从卫生行政的角度对身体的近代化的专门探究。本文从卫生防疫一隅,考察了从传统到近代,卫生防疫与身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卫生行政这一现代权力实现对国民监控的过程与特色,以及这样的身体规训又是如何被接受的。本文认为,这一进程的实现,既有西方科学、卫生和文明等话语霸权的威力,更离不开国家的相关立法和相关职能机构逐渐增设。在接纳的过程中,尽管不无外在的压力,但总体上无疑是中国一百多年来那些士绅精英为追求国家和国民现代化而做出的主动而自觉的选择。是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危局中,为了强国保种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缺乏深思熟虑、简单便捷化的选择。     

消费主义语境中的身体呈现

在消费主义社会,身体已渐渐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核心,身体的呈现方式也已大为不同。主要表现在：由内而外的本我突围与由外而内的社会建构所共同塑造的欲望的身体;大众传媒借助话语权力对身体操控而形成的屈服于消费主义的驯顺的身体;在消费逻辑和父权制压迫下,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的物化。身体的单向度呈现,使得人类在消费社会进一步呈现异化的窘态。而人类却麻木无知,甘于异化,人的解放仍然日遥路远。     

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作者在回顾近年来中国海疆史研究近况的基础上,从中国海疆史研究的目标、方法和面临的问题等方面提出建构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并论述了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和建构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的着力点,为建构中国海疆史研究的话语体系提出了初步设想。     

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散论

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散论桑兵在当代史学研究中,女性史这一研究领域,不仅在欧美学术界受到普遍重视,硕果累累,所产生的崭新视角和方法,带动了整个史学的发展,而且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或学会组织,如日本的中国女性史研究会（１９７７年）...     

20世纪初年西藏历史研究中学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探析

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的话语权也发生了变动,以"史界革命"相号召的"新史学"渐成主流。具有近现代意义的西藏历史研究也于此时启动,体现了现实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在历史思想方面实践传统的藩属话语体系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变,在西藏历史研究文本中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得以初步确立。     

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

在日本,关于"中共革命根据地"已经有长达90年的研究史。从战前的情报调查和"灭共"研究到战后初期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好奇、同情而进行的探讨,经过对革命的反思到21世纪以来的研究创新,其显著特点是将革命根据地研究纳入到近现代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脉络之中。日本学界较早突破了阶级分析的单一方法,关注到更加广泛的社会组织、集团和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宗族、地方组织、宗教团体、土匪、移民、青年、女性以及村落内的互助和恩仇等。在研究方法上,日本学界重视从民众史角度研究中国革命,注意到中国社会的非身份制特征与革命动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从乡绅论出发,引申出了对于根据地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和各种模范人物的社会作用研究。在对根据地土地改革的研究中,他们较早认识到这并不只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还包括村落权力、权威结构的根本变革。其研究体现出了社会革命史的取向。     

微观权力视角下的游船空间解读

研究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微观权力学说为理论基础,收集了多元文本/话语资料,采用批评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对珠江广州城区段上的游船空间进行解读。研究发现：①游船空间权力的对象转变促使新的权力文化的诞生,游船空间中物的使用价值让位于符号价值;②游船空间的分层体现出类型学秩序,座位的排列则渗透着等级性秩序,由此生产出不同性质的社会空间及社会关系;权力对时间的分解及序列化,确保能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来创造利润;话语的编织及渗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控制场;对身体的安置,能提升权力支配及管理的效率。最后,微观权力视角下的游船空间,体现出的是资本与权力在空间中相互串谋而引发的旅游空间异化。     

性别史和情感史的交融：情感有否性别差异的历史分析

性别史和情感史大约同时在20世纪末兴起,成为当今世界史坛引人瞩目的新流派。从西方史学发展的角度着眼,性别史和情感史的勃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情感表达的性别差异着手,史家揭示了性别构成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情感和性别于是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性别构成的历史演变揭示,男女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一种普遍和深入的权力关系,在近代社会表现尤为明显。性别史和情感史的联手,揭橥了欧洲二元论哲学思维的不足,有助于重新思考传统的历史分期,检讨以理性主义为前提的近代史学遗产。总之,性别史、情感史及与之相关的身体史、家庭史、儿童史等学派的兴盛,挑战了近代史学的“宏大叙事”,从“由内而外”的角度探究人的自身,涉及历史研究中更为根本和关键的问题,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身体的交流和互动及家庭、子女和社会的关系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

自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理论界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为探求对中国史的总体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随即,这一框架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核心内容及逻辑话语也开始比较广泛地渗透进中国史领域。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导入这一理论工具来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历史视域,形成新的问题意识,进而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然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对其适用性问题的深刻质疑与反思。     

埃尔伯塔大学埃文斯教授、普雷斯特维奇教授来长春讲学

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布赖恩·埃文斯（BrainEvans）教授与帕特里夏·普雷斯特维奇（PatriciaPrestwich）教授于2006年9月10日至15日到东北师范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讲学活动。埃文斯教授是著名亚洲研究专家,曾任加拿大政府第二任驻华文化参赞、埃尔伯塔大学副校长,并曾多次访问中国。普雷斯特维奇教授是埃尔伯塔大学教授,专治女性史、医疗史和法国史。埃文斯教授题为《西方的亚洲观》的报告从古罗马时代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开始,讲到中国元朝时的中西交流、16和17世纪欧洲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制度对西方的影响、19世纪以后欧洲与中国关系的紧密化以及欧洲向中国的发展,直至最近西方世界关于亚洲的观念。他的另一场报告《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讲述了清朝末年、民国、新中国建立初期和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加中关系,从加拿大政府与民间两重角度分析了加中关系的现状,并回答了关于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中加两国民间学术交流等方面的问题。普雷斯特维奇教授在题为《新兴的医疗史》的报告中,对医疗史的兴起、发展、关注的问题及研究视角与方法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分析。在题为《女性史的重新发现》的报告中,她围绕女性史在中世纪时期的发生、女性历史记录的遗忘、女性史被重新发现的历程、如何重建女性史等几个问题展开了她的讨论,并就社会性别的视角、女性行动能力、女性史研究对政治史的拓展、年鉴学派与女性史研究的关系、女权主义对女性史的影响、女性史研究的材料和意义等问题与到场师生进行了讨论。这些报告的具体内容将陆续刊于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网页。     

聊城木版年画生产传承中的女性角色研究

学术界对于女性研究的不重视,导致了学术研究中的女性知识与女性话语的缺失,民间艺术生产中女性艺人的研究更是如此。这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不足,源于社会性别制度对于女性的歧视,也与父权制为主导的社会现实、女性从事辅助性工作、不喜抛头露面等有关,其劳作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或认可,导致了学术界及当地民众对女性艺人的选择性"忽略"。考察聊城木版年画生产及传承中女性艺人角色,了解当地女性艺人在年画生产中的性别显现、参与的方式与途径、传承中的角色等,可以发现女性艺人在年画生产中的贡献或者扮演的角色比我们原本所知要重要许多。     

女性史研究的独特方法——格尔达·勒纳的社会性别解释方法探析

格尔达·勒纳是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也是美国黑人女性史研究的奠基人。她率先明确提出,女性史需要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并努力为之构建社会性别的解释方法。她的解释方法可具体化为解构法,整体法和多维综合法。社会性别解释方法冲破了语言、观念对女性史研究的桎梏,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侧重研究其共性,也将女性作为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个体阐释女性间的差异性,并希冀从中探寻两性的普遍史。尽管勒纳的社会性别解释方法的前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仍是女性史解释的有效方法,并前瞻性地指明了女性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当代史学变革中的西方古典性史研究

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繁荣与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文化史和妇女史的勃兴、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及福柯和多弗等人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其研究涵盖同性恋、性道德、性交易、两性身体和男子气概等丰富的内容。西方学者主要通过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三条路径来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性史,这些路径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它们往往在相互批评的过程中相互影响,从而推动了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面向未来，构建中国史话语体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23年5月31—6月2日,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主办、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面向未来,构建中国史话语体系”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来自全国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会。兹将会议内容择要综述如下。一、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研究。于沛《走出历史学,回归历史学——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话语体系的思考》强调了历史研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照和史学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问题,     

女性身体消费的发生学机制及其现代启示——以消费社会为探讨语境

女性身体消费是消费社会中的一大景观。女性近乎疯狂的沉浸于身体消费有其系统的发生学机制。从女性的个体诉求来说,追求美是女人的天性,安全感的缺乏、对衰老的恐惧使得女性紧紧抓住自己的身体。同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促进了女性的身体消费活动。从社会层面来说,资本增值愿望、意识形态操持诱使女性沉浸于身体消费世界。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审美观引导女性正确认识"美";规范女性身体消费市场,引导女性健康消费;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女性正确认识自我;引导女性向内求索,建构女性的主体性,以实现女性的最终解放。     

略谈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女性文学的园地里可说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派繁荣景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女性写作高潮的涌现,我们发现评论界在谈到女性文学时,就会与"身体写作""欲望叙事"这类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概念相关联,有关女性身体书写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一点不可否认"身体写作"确是当代女性文学写作的一大特色,有的作家成为"女性文学"中"欲望叙事"的代表人物,并因此而走红。现在就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是否就囿于"身体欲望"写作中,在"身体写作"之外还有着怎样新的话题?本文将从王安忆、铁凝、张洁和迟子建等几位作家及作品入手,尝试着对女性与我们民族历史、女性与传统伦理、女性与社会底层等"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进行思考和阐释,洞见在"身体写作"和"欲望叙事"之外,女性文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寻求女性文学研究的一种超越。     

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

美国中国学研究自二战后至今,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研究范式的变迁,主要包括,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后现代史学"转向和"全球史"转向等。40年来,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对国内的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过密化"、"大分流"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施坚雅模式"对城市史研究的影响。那么,美国中国学研究为什么能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运用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利与弊是什么?国内学者应如何面对属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美国中国学的理论?如何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西方地图史研究:收藏兴趣、后现代转向、多样化

地图史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快就发生了转向。其中,哈利(John Brain Harley)、大卫·特布尔(David Turnbull)、克里斯蒂安·雅克布(Christian Jacob)是地图史研究转向中展开系统理论阐述的代表性学者。尤其是哈利成就卓著,他关于地图史的理论阐述被称之为地图史哲学,而以他为核心的学者群为地图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影响深远。他们对地图史研究理论的阐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强调了对地图的重新定义,地图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地图与知识、权力的关系。在理论发展的推动下,地图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蓬勃发展。首先,传统的实证主义专题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吸收新的思路与方法,不断深化;其次地图史不再只是地图史本身:地图史同时也呈现历史,而地图更被用来构建历史。第三,也是极为重要的,从权力、资本、知识关联性角度,讨论地图史与地理空间的相互创造过程。第四,地图装饰和女性主义等其他地图史专题研究,同样引人注目。     

略谈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女性文学的园地里可说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派繁荣景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女性写作高潮的涌现,我们发现评论界在谈到女性文学时,就会与“身体写作”“欲望叙事”这类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概念相关联,有关女性身体书写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一点不可否认“身体写作”确是当代女性文学写作的一大特色,有的作家成为“女性文学”中“欲望叙事”的代表人物,并因此而走红。现在就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是否就囿于“身体欲望”写作中,在“身体写作”之外还有着怎样新的话题？本文将从王安忆、铁凝、张洁和迟子建等几位作家及作品入手,尝试着对女性与我们民族历史、女性与传统伦理、女性与社会底层等“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进行思考和阐释,洞见在“身体写作”和“欲望叙事”之外,女性文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寻求女性文学研究的一种超越。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

本文认为,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和以帝国主义侵华为话语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在当代带有严重的视域局限性.基于参与现代和对话现代的需要,它们可以归并到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体系之中.而开展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研究,不仅要考察朝贡体制在历朝的演变轨迹,还应关注封贡关系行为与对外政策、涉外思想三者之间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