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胡宗南与1943年闪击延安计划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相对缓和,但国民党对陕北地区控制权的争夺并未停止,1943年夏季蒋介石误判日苏冲突在即,命令胡宗南7月10日闪击延安.此后因日苏关系趋于缓和,中共又获悉计划详情,蒋被迫暂停军事行动.随之中共全面改变“和国”政策,展开大规模政治攻势,国共紧张的军事对時演变为舆论宣传战.而苏联公开介入国共冲突,刺激蒋介石再度计划进攻陕北,但罗斯福的反对态度及党内人士对英美停止援助的担心,军事制裁方案最终放弃,重新将中共问题定位为政治问题.由此可窥知,国际因素成为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关系的关键所在,但随着美苏深层次的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转而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更为重要的是,闪击延安计划促使中共重新定位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国共关系迅即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历史共鸣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中共在各地搞了数百起武装暴动后,便进行武装割据。割据的地区,被称作"苏区"。中共在"苏区"实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土地财产被悉数没收,对地主甚至实行"肉体消灭"。这一时期,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作"土地革命时期"。1937年,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是"合作"的条件之一。从这时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编一新四军;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则力主缓和。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这一设限集中表现为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势态得到控制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即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国共围绕条件的较量集中在二届一次参政会。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     

皖南事变善后过程中的日军因素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濒临破裂.国民党持续推进"剿共"部署,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亦有计划于1941年春季集中兵力肃清河北、江苏、山东三省.中共中央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应对方针.就皖南事变一事,日军认为国共最终会相互妥协,不会对战局造成大的影响,参谋本部亦因"南进"方针,否决了中国派遣军的计划,要求其在"南进"之前对国民政府军事施压,以便于从中国战场脱身.中国派遣军趁汤恩伯集团为"剿共"而调动之际发起袭击,即豫南会战.中共继续在军事上保持克制.豫南会战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剿共"部署,但未能改变其方针,国民党甚至讨论赶在日军进攻陕西之前,先出兵攻下延安.就在此际,日军开始为消灭卫立煌集团而集结兵力,并有意散播将进攻陕西的虚假情报,隐藏其作战计划.国民党在日军压力下,软化立场向中共请求支援,许诺中共"配合作战"便可谈好"根本问题".在皖南事变善后的过程中,日军虽非有意去影响国共关系,但其军事行动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为国共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转机".抗战期间日、国、共三方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在皖南事变的善后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

重庆谈判就其政治范畴而论,是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政治对立,展开的若干次对抗中的一个回合。中日战争结束之际,由于美苏分别确认国民党政府的惟一合法地位,并分别决定由国民党接收日占区,为此,改变了原有的国共力量对比,从而打断了原有的国共关系调整进程。在此条件下,重庆谈判以中共收回联合政府要求作为政治基础,以交出解放区作为主题。结果,双方互有胜负。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表现为,联合政府口号在其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     

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

国共三年内战时期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共的领导力和控制力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农村基层干部整改就是其应对这一考验的重要一环。干部整改体现的民主建政愿望、群众意志、反贪廉政诉求、阶级站队做法,鲜明指示出中共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理想和要求。其过程和结果,既是中共非同一般的控制力的集中反映,同时又提示出作为正向执政道路迈进的政治力量,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其理论准备和实际经验都尚在积累,对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国民党《中央日报》在重庆谈判前后的态度

抗战胜利之初,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发展前途和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了一次谈判。对这一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态度却意味深长:先是因预判中共不敢赴会而"假戏真唱"进行宣传,当得知毛泽东亲赴和谈后慌忙调整编辑方针,刻意忽视中共的影响力、淡化和谈的报道,还曲解报道《会谈纪要》的内容……这一切,实为蒋介石政权对国共和谈态度的侧面表征。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

抗战结束前夕,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相交织,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错综复杂的图景。日军已无法改变其所处之总体被动状况;国民党在局部战场的作战表现有了改观,同时力图遏制中共的扩张;中共向南方敌后发展的军事战略和推动民主联合政府运动的政治战略取得了相当成效。就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而言,国共合作对日,国方重正规军事,但因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共重敌后蚕食,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亦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共扩张之企图;中共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并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则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而结束了多年侵华的历史。     

1940年代张治中与新疆谈判(三)

促进新疆起义 早在 1949 年 3 月,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辽宁、 淮海、 平津战役以后, 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 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 100 多万人, 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 今后解决这 100 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 不外天津、北平、 绥远三种." 在这以后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指出, 和平解放新疆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国共北平和谈期间, 周恩来曾向屈武询问新疆部队将领的情况, 特别是陶峙岳的政治态度. 周恩来对屈武说:"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 如果决裂了, 你要赶紧回到新疆去, 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 尽量使人民不受和少受损失." 国共和谈破裂后,张治中留在北平, 屈武返回新疆.     

围绕政协会议的国共舆论宣传战

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至内战爆发这段时期,国共双方围绕政协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相互间展开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以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与社会力量的同情与支持。在"破坏"与"保护"、"修正"与"坚持"的对决中,国民党虽然十分重视宣传,但由于其在宣传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和不能客观真实地进行宣传报道,使其宣传效果大打折扣,在与中共的对决中落于下风。反观中共,无论在宣传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上还是针对性、时效性等方面都比国民党更胜一筹,从而为中共争得了政治上的主动,赢得了宣传战的胜利。     

再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的研究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创立了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到抗日战争时期,三民主义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1937年7月15日,中共在为公布国共     

扑朔迷离的“四八”空难

正1946年4月8日,在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前夕,突然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空难事件:当时,参加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秦邦宪、刚刚获释的新四军原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等13人,搭乘美军C-47式运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途中迷失方向,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撞山焚毁,连同四名美军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空难,亦称黑茶山事件。由于遇难人员中有多位中共重要领导人物,而且发生在国共关系日趋紧张的特殊时刻,自然容易使人们对空难原因产生怀疑并引发诸多猜测。70多年     

国共的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以接受东北为中心的讨论

本文以若干事例力求探明,在东北接收初期国共纷争的走向。国民党以民族主义为旗帜,中共以现实政治主义为手段,进行了不对等的交锋,结果证明国民政府没有利用好自身的固有优势,而中共则在苏联保护下证明了自己的选择。东北作为最早失陷又最难接收的地区,国共苏美三国四方均在其身上体现自己的利益和政策。对于研究国共纷争无疑有其特殊地位,但求以本文中探讨的若干问题为思考,探得战后东北接收问题的真相。     

蒋介石与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的行宪决策

抗战后期,国共关系与政治改革问题同是政局的关键环节。"行宪"与"剿共"在蒋介石的政治考量中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蒋在酝酿"剿共"的同时,也在积极布置行宪事宜。从言论和实际动作来看,蒋对宪政的态度在抗战收尾阶段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消极变为积极,行宪问题在国民党六大上正式形成党内决策。蒋的行宪决策,是在宪政运动的推动、中共的政治竞争、权力合法化追求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推出的。行宪决策的推出,成为抗战后时局演变的关键因素。针对宪政这一问题,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随后展开。     

美国大使驻留南京的背景考察——以1949年国民政府南迁为契机

美国作为国民政府在二战时期和战后的盟友,一直竭力地扶持国民党,尤其是国共内战时期,更是大力实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但是到了1949年年初,国民党军事和政治都接近崩溃之时,选择南迁都城。而此时美国却没有按照国际惯例跟随政府南迁,而是留在南京选择和中共的接触,这成为了当时让各方势力感到奇怪的事情。实际上,这一时期美国对于国民党已经失望透顶,正在努力拉开与国民党的距离,避免陷入与中共关系的死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对国共关系的报道与尺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在国共关系中一直支持国民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驻华记者开始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予以关注,对国共关系进行深入报道,对国民党封锁抗日根据地的做法和新闻审查政策进行批评。1944年,英国驻华记者格尔德对国共关系的系列报道和对国民党的批评,不仅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满,还引发了英国内部对驻华记者报道审查制度的争议。在各部门的协调下,英国政府出台了关于中国内政和国共关系报道的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国朝野对国共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胡适三劝蒋介石

正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尽管非常不情愿,他却与混乱不堪、黑暗无比的中国现代政治结下不解之缘。随着中国现代政治争斗的中心由军阀混战逐步转为国共之争,任何身处政治漩涡中的人都必须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胡适自不能外。胡适在国共党争中选择了国民党,但他的选择并不是无条件的。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弊取其轻"的选择。他反对共产党,但对并不符合他的自由、民主观念的国民党,也曾有相当激     

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代表力量,它的政治选择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是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却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的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这一事实,证明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无论中间党派如何动摇,理解其立场,尊重其愿望,照顾其利益,都是现实政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我的父亲秦邦宪

1946年4月8日,出席国共谈判与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乘坐美方运输机由重庆飞返延安,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空难"。博古——正是当时与王若飞、叶挺等人一起在空难中丧生的一位中共领导人。他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秦邦宪。不过,很多人对这两个名字只知其一,而且,很多时候,博古是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联系在一起的。今年是博古诞辰100周年,我们请来了他的儿子秦铁先生,他将向我们讲述他印象中的父亲。     

中共对战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工作的因应——以晋绥察分署救济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善后救济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前筹划的一项重要事业,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黑暗中的一次短暂的闪光"。抗战胜利之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境内的战后救济工作正式启动。然而随着中国内战危机的不断加剧和战争的全面升级,中共解放区的善后救济活动在表层上似乎仍是一种简单的国际施救行为,实已深深地渗入了国共双方的政治角力,乃至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民心争夺战。至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主张的"非政治性"救济原则,亦自然不会为国共双方无条件地接纳,其效不难想见。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在中共解放区的救济活动,则非常典型地彰显了这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