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

幽州镇位于河朔三镇最北端。偏处一隅,孤立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内部频仍的动乱,使它同魏博和成德二镇相比,对中央表现出较强的恭顺性,在平叛攘外、稳定唐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应看到它所谓的恭顺是阶段性的、相对而言的,不宜绝对化。虽然唐廷河朔政策原则上视三镇为一体,比较注意维持三镇的平衡,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重魏博、成德而轻幽州的倾向。由于唐廷对幽州镇的限制乃至歧视政策,幽州镇又往往成为三镇叛乱的主要肇始地。它游走于恭顺和叛逆两极之间,构成了唐后期政治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唐代的经济繁荣与对外开放

中华民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国外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因素.唐代的经济繁荣就与对外开放,实现与国外的经济交流有很大的关系,与当今我国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且不乏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唐代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

唐代道制改革是以中央集权、分级管理为制度取向的综合性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起于睿宗、玄宗之际 ,至代宗、德宗之际告一段落 ,经历了景云—开元和乾元—大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是改造贞观十道的虚设巡察单位性质 ,使之逐渐向实体地方管理层级机构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的发展特点是受战争影响 ,加强了观察使、节度使等使府长官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作用 ,同时改进加强了道一级建制的制度建设 ,使之行政实体化。第二阶段及此后百余年唐廷的地方行政 ,就在道级单位作为地方最高一级政府的体制下运行 ,形成道—州府—县分级管理的三级制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唐代地方官府水旱祈祷与水利资源控制——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中心

唐代地方官府在水旱祈祷获验后所立的祠庙碑,碑文在文本创作上具有一定共性,即赞美神祇与颂扬德政,但这仅仅是祠庙碑所要表达意涵的一个方面。文学的创作实际上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这些结构性文字的背后,祠庙碑文的叙述应该暗藏着某种历史特殊性。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例,石刻文字反映出这样一种史实:地方官府为了保护辖区内重要泉水资源不被破坏,利用当地民众浓厚的泉水祠神信仰,在官方控制与信仰强化的理念下,通过实施水旱祈祷、修建祠庙、建立碑石等仪式,间接地完成了对泉水资源的保护与掌控。水旱祈祷仪式是表相,水资源保护才是真相。为了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长期维持下去,碑刻在这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碑文不仅按照祠庙碑应有的叙述结构描写神祠灵验、官员德政等内容,以达到宣扬神祇、赞颂官员之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文字将当时的官方控制理念与盛大仪式现场进行选择性地再现,从而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得以持久传承。祠庙碑的建立体现出唐代地方官府权力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是地方官府实现区域治理的重要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

唐代的地方祠祀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由国家礼典明文规定并全国通祀者 ,其次是由地方政府所赋予合法地位的祠祀 ,最后则是由州县官府判定为淫祠者。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第二类祠祀最为重要 ,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生祠和城隍神是这类祠祀的典型代表。对于为数众多、来源各异的地方祠祀 ,国家并不将其简单作为“淫祠”加以禁毁 ,更多是通过将其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 ,其正当性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认定。     

发挥地方志在地方经济品牌建设中的作用

当今．在发展地方经济,推进城乡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健康、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地方志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显现．特别在地方品牌建设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     

实现地方经济立法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文化障碍与路径选择

实现地方经济立法科学化、民主化与规范化,是保障地方经济立法质量、确保地方经济立法合法性、维护法制统一与立足地方实际的客观要求。传统的文化和立法观念阻碍地方经济立法质量的提高。对此,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即树立科学的立法观念,加强地方经济立法的预测与调研;彰显公民本位理念,扩大地方经济立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摈弃传统保守立法观,规范地方经济立法的文本语言。     

安徽宁国“小三线”企业改造与地方经济腾飞

20世纪60年代,在国家搞"大三线"建设的同时,上海为了建设后方基地,积极在江西、安徽等省开展"小三线"建设,曾陆续在安徽省皖南地区设立80个"小三线"企、事业单位,为当地的工业建设奠定了基础。80年代,中国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压缩军工产业,上海将"小三线"企业资产无偿交与当地政府管理,当地政府将这些资产大部分用于国营、乡镇企业的改建,取得了巨大效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国有资产转移、改造,对于当前防止国企改制、资本重组过程中的资产流失,发挥企业最大效益,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向隅独泣——晚明泰州经济困境与地方应对

晚明泰州经济的衰败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黄、运治理政策形塑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州县同罹水患。在治水技术无法提供兼顾三者的解决方案时,明廷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选择将下河作为排泄区。这种角色设定导致泰州水害频发,破坏了原先优良的农作环境,当地经济也随之陷入困境。泰州士绅既无力扭转大的水利格局,也未能说服国家提供更多的赋税优惠,水利与税收分配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国家手中。这表明在地方与国家核心利益发生冲突时,地方社会所能体现出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很难抵制国家行为对地方民生的侵害。晚明泰州的遭遇显示帝制国家对地方社会保有较强的穿透力与影响力,地方史研究亦需充分考量"国家"要素。     

论两汉时期皖南铜与皖南经济

皖南地区铜矿资源丰富,两汉时期的皖南属于丹阳郡,丹阳铜以质优量多而闻名全国.两汉时期皖南铜矿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采和冶炼,同时兴起了铸钱和铜镜制造业,从而扩大了皖南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增强了皖南地区的经济实力,推动了皖南的农业和其它行业的发展,可以说皖南铜在皖南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