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觉醒与搏击——忆解放前夕我的地下斗争生活

1948年暑假,我住在武汉大学单身教授宿舍半山庐.有一天,蔡心耜讲师等3位同在武大教书、相互有所了解但素无来往的高中校友,突然来找我打桥牌.我虽然不无高兴地、礼貌地接待了他们,但对这种多少有悖常情的交谊行为有些费解,特别是此后半年再无来往,更令我觉得这次孤独的桥牌友谊很是蹊跷.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蔡心耜是解放前武汉大学教师中唯一的一位地下党员,那次他带人来和我打桥牌,是因为他读了我当时发表在上海《观察》、《时与文》以及南京、北平等杂志上的文章,知道我倾向进步,来做我的工作的.我曾问他,为什么以后再没来找我呢?他说:“你在上海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红(这当然是他当时的理解),我们怕暴露,所以未敢再来找你.”     

山寨版的人生

1865年,维多利亚女王读到卡罗尔的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对侍从说,今后凡卡罗尔写的东西,都赶紧给我买来。 她不知道,其实卡罗尔是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数学讲师,有3个女儿,其中一个叫爱丽丝。当有一天,你孩子眼巴巴地说,给我讲个故事吧。你想了一圈,从孙悟空到花仙子,肚子里已无存货。如果你够爱自己的孩子,虽然狗嘴叶不出象牙,但你嘴里一定能吐出童话。     

温济泽临终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好党员”

1999年4月16日晚7点多,我正在看新闻联播,于光远同志突然来电话,问我知道不知道温济泽同志去世了。他说,听说是在凌晨一点钟左右去世的,但他还没有核实。我立刻给温济泽的夫人钱家楣打电话,果然,老温已经不在世了。两三个星期前,我听说他因为肺炎住院治疗,还说要去医院看望他。家楣同志说,因怕患者再感染,医生不允许现在去探视。我说,什么时候让看了,告诉我一声。没想到转眼之间天人永隔,竟与老温永别了。家楣同志告诉我,一直到去世前的七八个小时,他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15日下午四五点钟,他让家楣给青年出版社编辑吴晓梅…     

爱被吓了一跳

上初二的时候,读到一篇文章:一个小男孩,晚上从住宿学校跑回了家,因为他想跟父母说一声“我爱你们”。父母被小孩感动了,我也被小孩感动了,心里想着要是自己也能这么很“壮烈”地来一次,不知道爸妈心里会是多么高兴。心动不如行动。虽然学校在镇上,家在农村,回家的路将近二十里。但是在晚自习下课,已经是晚上九点的时候,我还是偷偷地溜出了学校,义无反顾地向家走去。     

人生没有彩排

那是2005年8月的最后一天,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开学典礼上,子尤从轮椅上起身向他所在的中学校友讲了一番话。结尾时,他用力而深情地说:"要珍惜呀!"我知道他说的是珍惜生命的意思。那时,我们在生死线上,可是他依然有他的追求和向往,     

作风民主 待人诚挚——记和刘大年同志的一些交往

2000年1月中旬,我从福建回来,收到张海鹏先生给我寄来刘大年同志的生平及遗著《评近代经学》,才知道大年同志已在去年12月28日谢世。我感到很突然,在我离开北京前不久,大约是11月中旬,我和大年同志通过电话,曾问及他的健康。他身体多疾,有点悲观,他说越来越不行了。其间还谈到一些别的,当我问及具体情况时,他说见面谈吧,我们约好我从福建回来后去看他,谁知这竟是最后一次话别．     

杨向奎先生访问记

一九八四年新年前夕,我们很高兴地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向奎先生。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们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来到历史研究所。杨先生热情地把我们引进一间小会议室。大家刚坐定,杨先生微笑着环视一周,首先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值得访问的。不过你们几位一来,我还是要谈一谈的;因为我对北京师大是有感情的,曾经在那里教过书,还是校友哩!今天,就当作老朋友谈谈心吧!”一听说杨先生是师大校友,我们都很惊喜,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城固时,杨先生曾在史地系执教三年。那已经是四十三、四年前的事了。杨先生说的“今天就当作老朋友谈谈心”,一则表明了他为人的谦逊,再则也反映了他对于北京师大的眷眷之情。于是,我们就像“老朋友”似地谈了起来。     

托派老人刘平梅

一位气质高贵的老人 2007年11月9日傍晚,我接到黄先生从香港打来的长途,他告诉我,刘平梅老人在昨天的晚上故去了。黄先生是刘平梅的女婿．消息不会有错;而一年多以前我已得知,刘平梅患上老年痴呆症,记忆全失,生活不能自理．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对他的过世,应该说我早有心理准备。然而,那一天,电话中传来的消息依然令我感到意外,面对电话,竟无语。     

泰国归侨黄华的三晋情结

正2017年7月中旬,接到从山西移居香港的泰国归侨黄华老先生从太原小店打来的电话,说他回山西已经半月有余了。听到93岁的老侨友洪亮的声音,判断出他思维清晰、表达流畅,身体肯定不错,我自然是很高兴。我问他:此次莅晋,是观光旅游,还是会晤老友?他答:除了你提的两点,我还想再考察考察山西,了解了解山西的经济状况,看看在经贸方面有什么事     

喜晤庄灵先生

2004年6月19日,忽接安顺晚报记者小厂电话,说她陪台湾张先生访华严洞,说起我曾写过有关抗战期间洞内贮藏故宫国宝的文字,张先生想见见我。她随即将电话交给了这位台湾朋友。我问,洞口有当时主持此事的庄慕陵先生的题字,不知见到没有?他说：那就是先父!我这才明白把“庄”错听成“张”,这是庄先生的哲嗣来了。顿觉无比高兴,欢迎他来筑时下访寒舍。     

刚强不屈 大义凛然——祭我的父亲赵福鑫

2004年春节过后,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来到杭州我家里,一见面他就紧紧握住我的手,动情地说：“我一定要来看看赵福鑫的儿子……你父亲是个好同志,他牺牲时很年轻,太可惜了!”我心头一热,一下子就热泪盈眶,说：“能够见到父亲抗日时期的战友,我心里不知多高兴!”     

那没打下来的一巴掌

我的一位球友,最近探亲归来,送我十几包笋干。“一毛钱也没花,都是朋友送的。”球友说:“自从我爸爸过世,十几年没回去,这次回老家,才知道我爸爸在乡民心里有多伟大。大家主动跑来欢迎我,送我各种土产,都说感谢我爸爸在世的时候帮助他们,对大家那么慈祥。”说到这儿,他突然笑起来:“天哪!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很慈祥。因为我从小就觉得他凶得要死,一点也不慈祥。我爸爸动不动就骂我,动不动就打我。没错!我小时候是顽皮,但也犯不着他那么甩我耳光,可是……”他又摇摇头,笑道:“可是有件事,我永远不会忘。那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了,像小学一样贪玩、…     

太平洋石子儿

一位数十年没见过面的低班校友,忽然来电话,说是刚从美国儿子处回来,老同学谢虎生托他捎了一袋＂太平洋的小石头＂给我。次日就来访,把这份万里迢迢的礼品交给了我。谢虎生是我的世交学弟。其尊翁根梅先生与先父同事,是竹城有名的箫王。五十年代初期,广播电台就放过他的演奏。     

本刊专访日本前首相 村山富市:“闯入别国就是侵略”

日本大分县政府邀请我去做一次讲演。大分县位于日本的九州地区,出过一位首相村山富市。老先生退休后,就住在距离县政府大楼不远的一栋老宅子里。我想顺便去看看他,同时请他谈谈"村山谈话"发表的前因后果。拨通了电话,是村山先生接的,听说我要去,他很是高兴。我们约好5月24日上午见面。我准备了两样礼物:我老家浙江省舟山市的"普陀山佛茶"和绍兴塔牌酒厂酿造的十年陈绍兴酒。     

随斯诺访问陕北和目击红军大会师

冒险到陕北 1936年6月中旬,我已是燕京大学四年级学生,正在准备毕业考试.我很注意红军长征北上的消息,从天津《大公报》范长江的报道中获悉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已到达陕北.进步学生都很高兴.我的室友新西兰研究生詹姆士·贝特兰后来写的文章中曾说到我常告诉他红军北上的消息.我的心头很自然地闪过到陕北去参加红军的遐想.恰巧这时我的老朋友、热情支持和报道一二九运动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答应他的请求,同意他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访问.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他做翻译工作.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加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以及同进步同学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当时的问题是时间上有冲突,去陕北就不能参加毕业考试,就拿不到毕业文凭了.但是有机会去陕北参加革命队伍,那张大学文凭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悼胡绳

十月五日上午,新华日报老友李慎之来电话,说胡绳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差一点哭出声来。我一时语无伦次,在电话里说我十分悲痛,说我在新华日报写的那个专栏,几乎每一篇都曾得到他的指导。然后我才问老胡去世和治丧的情形,慎之也不知其详。要我问社科院办公厅,告诉了我电话号码,说那里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我这才知道他是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的,先在他家里设个灵堂,已经派人去布置了。第二天我去到他家里,向他的遗像鞠躬的时候又不禁热泪盈眶。     

著名历史学家、研究会顾问章开沅教授的讲话

各位理事：今天开政协文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我感到很高兴。大家聘请我当顾问,我感到很光荣。现在到处都是顾问。大家知道钱钟书老先生,学问做得很好,但脾气有点古怪,他从来不接受顾问称号。顾此失彼,不闻不问,现在很多顾问大概就是这样。但我这次还是很高兴地答应了,我想我大概不会顾此失彼,不闻不问。因为我本来是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而且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近、现代史;另外我跟文史资料长期打交道,跟文史工作者很有感情。我1964年到1965年、1966年两次被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工作,当时主任委员是范文澜先生。说句大家感兴趣的…     

给中央委员当秘书

今年4月22日,刘春樵同志走完了他83年的人生历程,悄然而去了。望着老人的遗像,我一下想到了20多年前我给他当秘书的日子。 1979年4月13日,我根据中共常德地委办公室领导的安排,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刘春樵同志报到, 担任他的秘书。我知道春樵同志是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常委, 常德地委副书记,是一位早已耳熟能详的传奇式人物。当时我真是诚惶诚恐,担心不能胜任,给组织上添麻烦。那一年,春樵同志56岁,身体结实,穿一套旧军装,理着平头,皮肤黝黑。他一见到我,显得很高兴, 连忙握住我的双手,把我拉到他的面前坐下。他笑着说,听说你小张也出生农村,是从大队、公社、县里,     

更登什加--土族《格萨尔》说唱家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六月天,我们终于来到了气候宜人、山青水秀的甘肃省天祝县朱岔川,来到了慕名已久而从未谋面的更登什加的家中。正巧的是我们刚刚落座,他也刚刚从地里锄草回来,花白的头发和胡茬间渗着汗珠,深蓝的单衣上洇出汗渍,瘦削的脸庞和粗大的双手告诉我,他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我的合作者哈守德老人是他的亲戚又是同龄人,已多年未见了,相见之下更登什加分外高兴。听到我们是在考察搜集有关土族的民间文艺的资料,他非常赞同。喝茶吃饭的过程中,很随便地就进入了正题,尽管哈守德老人粗略知道一点他的经历,但他还是从头讲了起来。     

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 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 作,更是一无所知。说起来很惭愧,1947年在哈 尔滨外专“三查”运动中,我很认真地说我父亲 是“资本家”。建国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 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 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 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 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 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 阎宝老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