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贵州历史上毒患的根源

一、鸦片的流入贵州鸦片的流入，约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史料记载，早在唐朝，鸦片（罂粟）就作为名贵药材板有限地流入中国境内，初始并无作为烟用。十八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在对华贸易的同时，也开始将鸦片作为“药材”向中国输入，实际上已不是药用，而是供给病民吸食。由于当时清政府的“闭关”政策，鸦片输入量受限，价格也昂贵，能吸食的仅是达官显贵，豪门商富等特权阶层。1757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占领了孟加拉后，便强迫当地农民扩大鸦片的种植，先后获得了在印度的鸦片专卖权和制造鸦片的垄断权。他们将…     

解放初期的白云禁烟禁毒运动

贵阳市白云区在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进行有计划种植罂粟．在其所谓的“田寓禁征”的口号下．大批鸦片公开运销,因此,烟毒泛滥甚广。1949年,全区大面积种植了一季罂粟。当时,每个角落都有人吸食鸦片．只要有10户以上的自然村寨就开有烟馆。尤以鸡场、沙子哨、麦架、     

除之不尽的罂粟

阿富汗经济在饱受战火摧残之后，依然沉溺于罂粟生意，令该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鸦片生产国。鸦片是从黑罂粟的果实（下）中提取的膏状物质，是生产海洛因的主要原料。     

鸦片与汉流和土匪

我小时候听老团总段成三讲：民国初年宣恩县种鸦片很普遍,田土较多的户每年可收获烟土一二百斤,一般的人户也收几十斤。成后年,约在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左右,我亲眼所见,宣恩长潭河一带仍有４０％的人户种鸦片。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仍然有人在深山老林辟地偷种。种植既普遍,吸食的人也很多。豪绅地主大都嗜吸成性,一般人也多吸食,连妇孺当中也有因病吸食而上瘾的。据民国《湖北县政概况》记载：抗日战争前“宣恩县吸食鸦片的人数超过全县总人口的一半”。种鸦片的多,吸鸦片的多,经营鸦片生意、开设烟馆和长途贩卖…     

“大烟灯”

这套精致的白铜物件,是过去抽大烟者用的“烟灯”。名虽曰“灯”,但其用项主要不为照明,而是抽大烟时用以烧烟泡吸食的火源。大烟．即鸦片．亦称烟土或阿片,是罂粟果乳汁的熬煮提取物。熬煮好的烟膏呈浓稠的黑褐色半固体状态,吸食时要用烟钎子挑下一小块在烟灯上烧烤,将其烧成冒着细白泡沫的烟泡,才能放到烟枪上对着烟灯的微火吸食。     

晚清时期鸦片反流播问题透视——以浙江省为例

近代百年鸦片流毒中国,造成经济、社会安全、朝廷危机等多方面的危害和影响。沿海省份浙江也属首当其冲之地。杭、嘉、湖、宁、绍、台、温等地区也出现了罂粟种植与鸦片吸食、贩卖现象。浙江地方官员在鸦片禁政上提出了自己的禁烟政策,虽然没有最终阻止鸦片流毒的蔓延,但从道光十九、二十、二十一年的相关政策来看,有关对沿海关卡、口岸的防范措施,包括人员和设施等在内的手段准备,确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虎头蛇尾的民国禁烟运动

正鸦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抹之不去的魔影,它像一条妖艳的"美女蛇",一边翩然起舞,一边肆意地向国人的身心喷吐毒素,给国家、民族以及社会各个阶层造成了深重灾难。一、民国社会吸食鸦片剪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国内吸食鸦片的人已经很多,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更加无法抵挡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鸦片。尽管清政府在王朝覆灭的最后一刻还在高喊着禁烟,但是鸦片烟一直都没禁掉,百姓公开吸鸦片,一些官员也偷偷吸食。     

雍正禁毒：拟绞监候

鸦片与罂粟传入中国,肇始于唐初。当时,“中国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诸国或和亲或内附或敬慕,大多来朝贡”,鸦片与罂粟遂由阿拉伯商人朝贡给中国皇帝。据记载,彼时鸦片与罂粟在唐宋时期的中国是被作为“灵丹妙药”对待的,     

清代贵州鸦片诸问题

一、鸦片简史及其传入贵州的时间鸦片是从一种名叫罂粟的植物果实中提取汁液熬炼而成的一种具有巨大的麻醉作用的固体物质。罂粟,具体于何时传入中国,今已不可考。在我国诸多史籍中,最早对罂粟的记载是曾经沿海路到过印度的唐代高僧义净〈635—713〉翻译的《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一书,其中叙述了药烟(即鸦片)的服食方法及功用。唐、宋人的文章也有对罂粟种植状况的记载,并于宋时正式将罂粟编入了医药书籍,民间亦因罂粟花娇艳而遍植于庭院花圃中以供赏玩。鸦片一开始作为药用,多半是烹煎吞食,直到明代才从南洋传来提取罂粟之汁制造鸦片的方法。明人王玺《医林集要》、李时珍《本草纲目》、方以智《物理小识》都记载了鸦片     

日据时代台湾民政变革研究——以鸦片改正政策为例

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之后,鸦片问题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殖民统治。驻台总督府为有效管理吸食鸦片人口,采行了鸦片改正政策,但由于鸦片专卖利润巨大等因素,总督府实行了渐进式禁绝的步骤,直到殖民末期才较为彻底根除鸦片。鸦片陋习改正政策稳定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一定程度上禁绝了台湾人民吸食鸦片,却无法掩盖日本罪恶的殖民统治本质。     

缅甸烟毒种植史话

一、殖民恶魔疯狂撒毒种播仇恨掸邦山民泣血栽罂粟种悲伤毒品 ,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恶性肿瘤。制毒贩毒吸毒 ,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毒品问题 ,成了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具破坏性威胁性的一大棘手难题。瘾君子们吸食的毒品 ,形形色色 ,品类纷繁 ,不下千种。归纳起来 ,可分为三大系列 :即以鸦片及其制品吗啡、海洛因为代表的镇静剂系列 ,以安非他明、可卡因为代表的兴奋剂系列和以大麻制品、菇毒碱为代表的迷幻剂系列。其中 ,鸦片及其制品危害最烈。鸦片的主要产地 ,是泰国、缅甸、老挝边境的“金三角” ,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接壤处的“金新月”…     

清末黑龙江的禁烟运动

鸦片作为一种药材,在清代以前已有进口,康熙年间,曾将鸦片列入药材项内允许纳税输入。后来开始吸食鸦片,并逐渐盛行起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雍正、嘉庆、道光年间都曾下过禁止吸食和贩运鸦片的禁令,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向外掠夺,占领殖民地市场,加之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不但未能禁止,反而出现了     

鸦片史事考三则

一、“鸦片烟”考辨 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始于烟草与鸦片拌合吸食方法的传入。这个问题以往虽曾引起史家注意,但未深究,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误解。例如,鸦片战争史专家姚薇元先生认为雍正时期的“鸦片烟”与鸦片是同一物。他说:“雍正七年(1729年)定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依邪教惑众律治罪。但对于鸦片之输入,仍照药材纳税,并无禁止明令。盖当时尤误以药用的‘鸦片’与吸食之‘鸦片     

从文献资料看近代云南的毒品与反毒品斗争

近代以来,云南一直是鸦片泛滥的重灾区。据史料记载,清季道光年间,云南“广种罂粟,熬烟者日多,贩烟者日繁,吸烟者遂日众,是此等浇风,惟该省为甚”。①人民国后,由于政府在鸦片问题上时禁时弛,导致鸦片始终未能根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云南已成为毒品与反毒品斗争的前沿阵地。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颁布的主要禁烟法令评析

鸦片吸食方式的转变,使鸦片逐渐由药品变为毒品性的奢侈品,鸦片吸食者越来越多,鸦片烟毒泛滥越来越广,最终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为遏制鸦片走私,消除毒品危害,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颁布了诸多禁烟法令。禁烟法令经历了从疏漏到严密的转变,特别是嘉庆、道光时期,立法之严密,达到了前所为所的程度。但禁烟法令的成效却不是很明显,鸦片烟毒依然在中国猖獗泛滥。     

日军“毒化政策”在山西

长子县日军于1938年至1945年侵占长子县期间,险恶地利用鸦片、料面毒害人民,导致吸毒者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综合长子县城关、鲍店、岚水、草坊、南常、南漳、碾张等7个乡(镇)的调查材料,日伪强迫农民种植罂粟557亩,参与贩卖鸦片、料面的137人,吸鸦片、料面的1831人.日军强行把吸毒者送往阳泉霸道窑做苦役的117人,其中死于苦役的占60%以上.     

严复与鸦片

通过分析严复的英文日记和账本等史料,可以得出严复至死未能革除吸食鸦片这一不良习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舒缓病痛;严复自入仕以来收入颇丰,吸食鸦片的开销只是占家庭开销的一小部分而已;鸦片影响严复仕途发展说不能成立。对于仕途不顺的根本原因,当事人自己的反思是最深刻、最合理、最可信的。严复晚年在与亲友的书信中,将早年的仕途多荆棘归咎于自己以前桀骜不驯、率性而为、好论人非,甚至到了晚年还在吞食早年种下的"恶果"。     

“哥德堡”号走私鸦片的反思

“哥德堡”号商船的主人瑞典东印度公司,虽然号称从未向中国贩运过鸦片,但其实是中国贩运鸦片的始作俑者。清廷对国内社会各阶层普遍吸食鸦片现象控制不力,从而变相助长了西方列强的鸦片倾销行为,加速了晚清封建社会的崩溃。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的困境——以 “重治吸食”为中心的考察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禁烟政策遇到内外两种阻力:一方面,英国政府极力庇护中国沿海地区的鸦片走私贸易,企图劝诱中国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另一方面,贩卖鸦片利益集团、受贿的不法官吏、鸦片吸食者和各级行政司法官员构成来自中国内部四种禁烟运动的阻力。在此背景之下,《查禁鸦片烟章程》对鸦片吸食者判处死刑的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得到有力贯彻,禁烟运动也因此逐渐形成 "明禁暗弛"的局面。从实施效果看,主张用死刑对付吸食者的建议并不完全可取,而反对 "将食烟之人拟以死罪",主张慎刑并以 "常例治之"的看法则有一定合理性。     

我与湖北（七）

禁烟 鸦片为害中国,百余年来,殆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用不着我们再来多说。不过吸食鸦片究竟只是一种嗜好罢了,与布帛菽粟之为人生所必需者,不可同日语。那么纵容这种嗜好,使其成为个人之痼疾、国家民族之大患,其事未免离奇,使人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