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

贵刊2009年第11期署名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读后令人震惊。难以按捺,我们不得不将一些看法函告,并请在《炎黄春秋》予以澄清。     

胡耀邦救了我一家

1954年我与爱人赵维田分别在团中央和中国少年报社工作。老赵是党员,我是团员,三个孩子是少先队员。这是一个奋发向上、幸福美好的家庭。     

《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

编辑同志 :最近我常常想到 ,人生一世总要多一些良师益友才好。童年有童年时的小朋友 ,坦诚率真 ;青年有青年时的朋友 ,生气勃勃 ;中年有中年时的朋友 ,奋发有为 ;老年当然也有老年时的老朋友 ,坚定稳重。各个时期又会有各个时期的老师 ,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以至读硕士学位 ,读博士学位……但有多少能称得起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呢 ?恐怕不会太多。即使是有不少良师益友吧 ,他们终究不能和你天天聚首 ,得以时时求益。我以为 ,各类刊物这时就是需要的了。刊物 ,不管是高标准考虑还是低标准要求 ,对读者来说至少应该能起一些良师益…     

忘记了历史，就只能在原地踏步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了,要讲祝贺的话、希望的话,我想讲这样两句话：一句叫保留记忆,一句是保存信史。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无法理喻的人;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无法预期她的未来的。忘记了历史,就只能在原来的地方踏步,只能在已经逝去的生活里往复循环。     

我在大是大非中认识了任仲夷——杜导正同志访谈录

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的官声，凭纠正“左祸”、落实政策的能力，在中国历史开辟新局的起点上决毅受命，在经济改革的试验田里耕耘播种，任仲夷这个名字，当然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史书上留下浓墨。这位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老人，于2005年11月l5日阖然长逝，享年92岁。老人留下的遗嘱是：（1）不作告别仪式；（2）不写生平；（3）不留骨灰。但我们这些改革事业的受惠者与后来人有责任、有义务去缅怀，去承继。 2005年l2月初，与任仲夷有较多交往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同志，在北京万寿路家中，接受了我的访问。[编者按]     

来函摘登

读了2006年第9期《炎黄春秋》《我亲身经历的文革》一文,对那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动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觉得此文中的某些概念和提法有辨析之必要。一、该文第四个小标题“京郊的一次武斗事件”一节中说,京郊大兴县芦城公社新立村一天晚上,“一口气杀死了五十六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我觉得这一事件不是“武斗”。“武斗”是势不两立的两派进行的互相殴打、械斗乃至真刀真枪的厮杀。发生在新立村的事件五十六名被杀者是奉命来“开会”或接受“训话”的,根本没有跟任何人进行武斗的动机和行…     

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

我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跟随中央青委常委蒋南翔率领的五四青年干部工作队挺进东北做青年工作,担任青年团哈尔滨市委书记、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建国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陆定一保护了故宫

推荐者的话 陆定一的长子陆德到我家来,要我把他所写的这篇《陆定一保护了故宫》推荐给《炎黄春秋》。我愿意做这件事,这不仅因为陆定一是中共党史中的重要人物,而且因为我参加过上世纪50年代批判梁思成对古建筑“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参与这项活动有关的主要人物有五个人。毛泽东、梁思成、陆定一、彭真、于光远。无论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或者对梁思成“资产阶级”建筑学、建筑思想的批判,毛泽东都是发动者领导者,是主要的“正面人物”,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粱思成本来是一个古建筑保护主义者,是个非党员。在北平城内尚未解放、粱思成还在城外的清华大学的时候,解放军一位将军,特别派人到清华找他,请他把城里古建筑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出来。这件事使梁思成对共产党重视古建筑的政策,十分感动,开始接近我们党。以后,进一步加入了共产党。陆定一作为中央宣传部长,对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负责。但是因为梁思成是北京市的党员,就要于光远去找彭真,请彭真抓这件事。彭真反过来要于把批判梁思成的班子组织起来,并且让北京市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查汝强,坐镇颐和园畅观堂,写出三十来篇批判文章。然后彭真自己出面,手中拿着这些文章,与梁思成谈判。告诉梁思成,我们不是写不出批判文章。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错误,那就把这些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你和我们辩论辩论吧。当梁思成承认自己错误之后,彭就决定这三十来篇文章一篇不发。 总的说来毛泽东是批评者;梁思成是接受批判者;彭真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从事实际行动的人。 彭真曾经告诉梁思成,有一次毛泽东和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用手比划着用赞美的口气说,“将来从这里望出去,全是高烟囱”。梁思成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听了之后全身凉了半截。不过彭真在处理梁思成的事情上,很有分寸。 至于陆定一本人的观点如何,陆德的文章中写了中宣部开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过保护故宫的问题。这次会议,我恐怕出国或者去了外地,因此完全不知道。这次看了陆德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原来陆定一是主张保护古建筑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写了这样一篇推荐《陆定一保护了故宫》的文章。[编者按]     

关于《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的几处小失误

《炎黄春秋》编辑部： 贵刊今年第10期《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一文,有几处事实有误。     

老同志们多说真话对我们有益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我很喜欢《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我喜欢她讲真话,不讲假话,很少空话,很少套话,喜欢她实事求是,对历史进行反思。     

读第一期后的几点意见

《炎黄春秋》第一期看了一部分，先写下一些想法。编辑部的开篇文章写得不错。给我的感觉是：高瞻远瞩，眼界开阔，态度鲜明，坚持原则。     

我跟随胡耀邦当乘务员

1982年夏,刚刚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乘一架天蓝色的“米八”直升飞机从北京出发,对青海、内蒙、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在这架专机上,有一位身着军装、年轻漂亮、高挑身材的乘务员。她就是今天的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经委的人事科科长李艳玲。事隔近20年,请看这位“空姐”当年那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读者来信摘登

不久前,我在上海《报刊文摘》上读到该报摘编贵刊的一篇文章,题为《杨绛不起哄》,文中写道：１９５７年,吴晗、肖乾、浦熙修、姚芳藻都去鼓动杨绛大鸣大放,幸亏杨绛不起哄,……这几个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这篇文章有两处失实： 一、我是１９８０年因编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去拜访钱钟书时,才见到杨绛一面的。在这之前,我从未见到过钱钟书和杨绛。１９５７年,我与浦熙修根本没有去鼓动杨绛鸣放过。 二、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没当过右派,众所周知,吴晗是因为６０年代写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落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姚文元…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

1954年初春,我由中央团校调到团中央任胡耀邦的秘书,任职三年半,和他朝夕相处,对胡耀邦同志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原团中央的老同志约我写点怀念耀邦同志的文章,就应承了。执笔过程中,能否完全忠实于当年,尚请知情者批评指正。     

我向胡耀邦说实话

1979年冬,我去看望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后再度出山、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     

编写“红色文学史”的前后

最近,黄修已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修已是我在北大时同班同学。我们都曾参与编写所谓“红色文学史”。该书当年曾被赞誉为“奇迹”和“创举”。修已的文章重提这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发人深省,感触良多。其实,这个“奇迹”和“创举”,不是孤立发生的事件。我想围绕编书的前前后后,也谈谈我今天对此“奇迹”的认识和反思。     

良知良谋写春秋——献给《炎黄春秋》的诗文

我早就想给《炎黄春秋》杂志(以下简称《春秋》)写点读后感之类的文字,然而迟迟没有动笔。这是为什么呢?一是手头确实在忙,二是自感积累不足,担心词不达意。但是,当看了第七期《春秋》,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以后,就抑不住激情迸发,信口流出了一首拙诗:圣洁灵魂遍古今圣洁灵魂何处寻?神州大地遍古今。无私奉献伴终生,一心为国更为民。泰山压顶不弯腰,只为立言又立身。马恩大纛光万丈,科学民主是精髓。传到中国走弯路,哲人慨叹两头真。和平崛起论发展,三民理念争创新。我是《春秋》的老订户、老读者,现年七十又六。在我有生…     

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

前几日,偶然间看到贵刊2010年第2期,上面刊有一篇王敏清局长的署名文章,题目为《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读过之后,感到文中所谈的当年胡耀邦同志发病和抢救经过不够完整,有的与事实有相当出入。作为当年耀邦同志发病现场的目击者之一,我认为有必要致函贵刊,对     

送别老宋

直到最近我收到《炎黄春秋》第六期,突然发现特邀编委名单中“宋文茂”三个字加了黑框,才知道老宋已经去世了。     

散议《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

96岁高龄的李锐先生《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以下简称李文）是一篇有理有据的回忆史实、阐述观点的力作（《炎黄春秋》2012年11期）。它历数“民主堡垒”里陨落的群星们可歌可泣的事迹,鞭笞让群星陨落的罪人,追溯毛从1926年《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起就暴露无遗的对于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