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的朝鲜使馆

历史上 ,朝鲜与中国是地理位置最接近、关系最密切的邻邦。清代 ,朝鲜派往中国的官方使团络绎不绝。清入关前 ,朝鲜定期派遣冬至、正朝、圣节、岁币 (亦称年贡 )等四行 ,清顺治二年 (1 645) ,此四行并为冬至使。此外 ,还有谢恩、奏请、辩诬、陈奏、进贺、问安、进香、告讣等多种名目。① 派遣使团 ,是朝鲜人员往来清朝的唯一渠道 ,主要使臣是正使、副使和书状官 ,称为“三使”。绝大部分随员都是公务人员 ,但也有少数具有一定身份的知识人由于与三使有特殊关系参加使团 ,以私人参观访问为目的 ,并不担负官方任务 ,比较出名的有 1 71 2年访华…     

从赵太妃之薨论清政府对朝鲜的名分控制

1890年6月4日,朝鲜赵太妃薨逝。按照成例,朝鲜必须向礼部派遣告讣使,清朝派遣敕使,赐奠弔丧,但因朝鲜屡思自主,企图改变事大礼仪,遂引发"郊迎礼"的礼仪之争。从中朝两国处理赵太妃丧礼的案例,可见朝鲜国王追求自主的企图,欲改动事大礼仪,模糊化宗藩体制的等差位阶,因而请求敕使队伍改由马山浦上岸,并免除向皇帝诏书三跪九叩的"郊迎礼",保护朝鲜的体面。但清政府却欲藉"郊迎礼"的举行,向各国驻朝公使彰明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所以坚持按成例处理,稳固清政府的宗主权。中朝两国礼仪之争的结果,最后还是清政府略胜一筹,成功让各国驻朝公使了解"名分"控制朝鲜君臣的有效性,却让朝鲜君臣更加强了反华意识,埋下日后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礼部、总署与早期朝美交涉(1866～1873)

清季以来,朝鲜对外关系逐渐由双边外交转变为多边外交。清朝的涉外机构礼部和总署不可避免地同时卷入了早期的朝美交涉中。朝鲜和美国都希望清朝能够出面帮助实现自身的外交目的。而礼部和总署均不愿过多干涉朝美纠纷。礼部不愿干涉的理由是传统的封贡礼仪秩序,而总署的理由则是以国家利益为转移,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与礼部争权之嫌。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政府将欧美小国与欧美列强“一视同仁”,宁愿让欧美小国享受欧美列强从清朝攫取的除割地赔款之外的种种特权,也不轻易满足欧美小国提出的符合近代国际惯例的一些要求.这样,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也不断丧权辱国.究其原因,在于清朝以传统的“天朝上国”思想来指导近代对欧美小国的外交;清朝对欧美小国外交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天朝上国”的体制,而不是保护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     

天津教案与中国屈辱特使

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４日（清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五）法国轮船“斯嗄莽达”号在法国马赛港北岸,一群衣着打扮与欧洲迥异的中国旅客离舟登陆。这是中国近代首次派遣的外交使团,赴法执行一项屈辱的外交使命,为首的大员头戴红顶子,脑后拖着双眼花翎,他就是清朝第一个使外特使...     

“防俄”到“联俄”背景下清朝对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清朝在对朝鲜政策上经历了从“防俄”到“联俄”的转变。“防俄”作为清朝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持续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走上对外扩张道路,朝鲜首当其冲,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积极参与甲申政变等行为让清朝切实感受到日本对中朝藩属关系的威胁,开始视日本为最大对手,清朝的对朝政策由“防俄”转为“联俄”。     

新中国“将军大使”学习班

1949年底,苏联、朝鲜、蒙古、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都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于是,向建交国派遣驻外大使成了当时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自点将了第一批驻外大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曾经驰骋疆场的将军,对外交工作非常陌生。为此,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举办了“大使学习班”。就是在这个学习班上,发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

“小中华”最初是宋人在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年)赠予高丽的称号,它与宋朝将高丽使馆命名为“小中华馆”这一事件紧密相连.高丽基于慕华思想和抵抗辽金的需要,努力派遣使臣与宋朝结盟,而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高丽使臣高水平的诗文也使宋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小中华馆”诞生在宋丽外交中.这一称谓当时更多地带有外交色彩,还没有成为总体性的文化自觉.高丽末期,以李穑为代表的高丽儒臣在朱子学和元明易代的影响下,对“小中华馆”进行了重新追述和诠释,使之超越了宋丽外交的历史语境,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华夷意识.此后,“小中华”开始升华为高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体认,并上升为儒臣士族的政治理想,这反映了新兴的儒臣势力的崛起.因此,宋代的“小中华馆”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略论《中韩通商条约》签订前后清与朝鲜的关系

清朝和朝鲜的外交关系始于清初,这种关系是清朝武力征服朝鲜后,迫使朝鲜与清朝结成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自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宗藩关系因清政府处于内政外交的困境、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剧对清朝和朝鲜的侵略而发生了动摇。１８９９年在俄、日的威迫下,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中韩通商条约》,彻底解除了清与朝鲜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确立了两国平等外交关系。     

朝鲜与明清表笺外交问题研究

表笺是朝鲜与明清两朝所采取的主要外交工具,表笺外交成为朝鲜与明清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是朝鲜处理与宗主国关系的重要策略。但在表笺外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表笺问题纠纷。通过对朝鲜与明清表笺外交中表笺纠纷的考察,论文分析了表笺问题产生的原因,总结朝鲜表笺外交的成功之处和两国古代政治文化交流成果。     

郭嵩焘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

在晚清外交史上,郭嵩焘与曾纪泽是两个极有影响的人物,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只对这两位外交家进行过个案研究,本文则试图把他们的外交思想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比较,从中探寻两代公使的外交理想及认知,并从他们的异同中进一步探讨有关晚清外交近代化的一些问题。一、郭嵩寿、曾纪泽面临的外交大势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几乎与世隔绝,对周边国家的交往则建立在“宗藩制度”上,即中国以“天前上国”自居,周边国家乃至更远的属国必须向清朝皇帝纳贡,并接受清帝册封。清廷则需为属国平挥内乱、外患,但在一般情况下不干涉属国的内政。然而,随…     

理查森 八进朝鲜的“夺宝奇兵”

在“第二次朝鲜战争”的猜想甚嚣尘上之际,作为资深外交调解人,理查森的斡旋对朝鲜态度的微妙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简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滦阳录》新谈

殷商末期,箕子率众至朝鲜,中国与朝鲜交往自此开启。唐时期,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到元、明、清时期,朝鲜更是定期向中原派遣朝贡使者,从而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燕行文献"。《滦阳录》描绘的人物群像为我们展示了清鼎盛时期的社会百态。作者柳得恭与清朝文士的交往,及其问贤求书的积极态度亦可以反映出朝鲜文士的"北学"思想。     

甲申事变前后黎庶昌的琉球策略

1881年中日琉球交涉中断后,驻日使臣黎庶昌力谋贯彻清政府“存球祀”意旨,最初将球案作为独立的外交问题单独对待。甲申事变后,随着朝鲜通商开港政策陷入困境,黎庶昌又将琉球与朝鲜问题相联系,提出“朝鲜.琉球交换”论。1887年第二次使日后,由于朝鲜问题始终未息,其琉球策略大要不离“朝鲜.琉球交换”论。黎庶昌的球案交涉,早期有声有色,后期则主要限于提出书面策略。这与日本通过情报系统对清政府的球案政策有充分把握而立场渐趋强硬有相当关系。     

正确还是错误?——李鸿章外交思想浅论

李鸿章是清朝末年的重臣,他主持清朝外交超过30年,是清朝晚期外交活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以及其奉行的对外政策对于清朝晚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所参加的外交活动以及中外交涉构成了清朝晚期外交实践的主体。李鸿章代表清朝和西方列强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对晚清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深入研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晚清外交,对今天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突破和转折——1873年外使向清帝面递国书交涉事件简论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用武力和强权否定了清王朝以跪拜礼为象征的朝贡制度，此后又通过步步进逼的交涉，迫使清政府作出了历史性的让步。1873年6月29日，清朝同治皇帝基本按照近代国际通行的外交礼仪，接受了各国使臣面递国书。清朝方面对此事的记载略而不详，因为这毕竟意味着“天朝”礼制的崩坏；西方各国却对此大加渲染，因为这代表着中国人心理上的“天朝”壁垒被突破。从更深层说，这又是中国走出深闭固拒，进入“万国”之列并互相交往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外交制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

清代中期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宗藩关系,朝鲜使团进行的朝贡贸易也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清代朝鲜使团的主要贸易形式是“八包”贸易,清朝给予朝鲜朝贡贸易最优厚的政策,朝鲜方面则对朝贡贸易进行多方限制,其中有“八包”定额、用银等制度,抑制了贸易规模的扩大。本对这些制度的形式、内容以及缘起、影响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