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体五例”问题

“三体五例”问题是《左传》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牵涉到对《左传》中解经文字怎样理解。当代青年读《左传》往往被其迷惑。古今学人虽然对《左传》义例多有批评 ,但又缺乏系统论述。本文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指出所谓“三体”,既不出自周公 ,也不出自孔子 ,而是《左传》作者所总结的《春秋》书法原则。至于“五例”,本为汉代左氏学者赞美《春秋》的文字 ,后被窜入到《左传》原文中。依“三体五例”去解《春秋》大义 ,则不可信据     

新释《左传》一则筮例兼谈战国楚地筮占的来源

正研究春秋历史,《左传》是最为重要的文献,其于筮占意义亦不容忽视,《国语》的情况也相类似。二书中记载的春秋筮例,是目前研究筮占内容最为可靠的文献材料。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学者对《左传》筮例进行整理研究,其著作出现于汲冢竹书中,《晋书·束晳传》称有《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1。杜注云:"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2自此肇始,后世学者根据这些筮例著书立说,蔚为大观。     

论《左传》的政治思想倾向

传统的观点把《左传》看作儒家经典,说是儒家学派的政治教科书,《左传》作者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但过去有人从经学角度考察,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或说“左氏不祖孔子”,攻讦《左传》不附合经意,两汉今文经家即力主此说。近人有认为“《左传》作者固兼有儒法兵三家思想”的。此外,称《左传》是兵书的亦有人在。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左传》思想不是正统的孔孟学派,而更多地倾向于荀子学派,兼容了法、兵家的某些思想成分。如果摒弃今文经家的偏见,对“左氏不传春秋”的内容极易理解。因为,《左传》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它的政治思想倾向正反映了战国前期魏霸鼎盛、王者未兴的时代特征,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适应变动了的潮流,承认现实变     

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功臣——广东人陈钦陈元父子

一般的意见认为汉人刘歆是奠定《左传》学的元勋。那么,当时的陈钦、陈元父子俩对促进《左传》学的发展来说也贡献颇大,堪称是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大功臣。 《汉书·刘欲传》说:“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说《左传》是由春秋末战国初的鲁国人左丘明最先编撰的,因这部书中有不少内容对孔子所撰的《春秋》经文有所解释,故它又被视为解经之作。西汉时著名的解经之作有《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具属今     

廖平《左传》研究对杜预的批评

杜预的经学成就主要在《左传》注,成书《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杜预在《左传》研究方面的创获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杜预所谓“集解”不同于何休之“集众家之解”,而是“集经传而解之”之意,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     

《春秋左氏传郑义辑述》辨正四则

《春秋左氏传郑义辑述》辨正四则陈建樑徐孝实先生《春秋左氏传郑义辑述》（见《文史》第八辑）辑录郑玄於他书注解中提及《左传》的条文,用功极深。拜读之间,仅录其中可商榷者四则,以就正於方家。（一）《昭公三年》：三老冻馁。朱鹤龄《读左日钞》：黄震曰;郑康成解...     

试谈《榖梁传》对刘向的影响

刘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是西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大师。关于他对《春秋》学的研治,班固《汉书》说他早年即受汉宣帝之命,习《谷梁传》,并始终持《谷梁》义;桓谭《新论》则说他同儿子刘歆一样,“尤珍重《左氏》”。本世纪初,章太炎作《刘子政左氏说》,提出“不应信《汉书》,疑《新论》”,又从刘向著述中抽绎出《左传》事义数十条,以证《左传》为刘向所宗。章氏的观点失之偏颇,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汉书》的说法。但刘向到底在哪些方面受到《谷梁传》的影响,自来语焉不详。本文欲对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究。     

“长狄”解

先秦文献《左传》、《国语》中提到的“长狄”,长期以来 ,被误认为是一支具有特异体形的狄人种族。通过对《左传》用语的仔细分析 ,我们发现 ,“长狄”仅是《左传》作者对狄人中一二身体长大的具体人员的称呼 ,而非指整支狄人部落 ;而《国语》则截取了《左氏》“长狄”这一名号 ,断章取义地与《山海经》诸书所谓“大人”的说法牵连在一起 ,其说是不可信的。《左传》中几位长狄属于赤狄下属的瞒部族 ,本居于今山西太行山西麓 ,与所谓“防风氏”、“大人之国”均无关系。“长狄”与赤狄、白狄亦不能相提并论。     

服虔以《谷梁传》解《左氏》例释

服虔以《谷梁传》解《左氏》例释陈建梁服虔为汉末大儒,其解经与郑众、贾逵、许慎、郑玄皆有一相似之处,即多为存异说。而贾氏、服氏在解释《左传》时,却为后世学者如杜预、孔颖达等批评他们肤引《公羊传》、《谷梁传》作解释为＂自乱＂;然而细观其文内容,可知此等引...     

章太炎的《春秋》、《左传》研究

本文选择章太炎经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春秋》《左传》研究进行论述。章氏对《春秋》《左传》的研究基本上以论述《春秋》《左传》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 ,以批驳公羊学派的《左传》作伪说为皈依。他从史学角度论证《春秋》为经史一体 ,《左传》信而可考 ,论证《春秋》三传的关系 ,论证《春秋》《左传》笔法、体例、行文的不同之处等 ,从论据到论点均有精彩、可取之处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邿国地望新探

邿国为春秋小国,见于《春秋左传》凡两处：《左传·襄公十三年》：“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左传·襄公十八年》：“乙酉,魏绎、栾盈以下军克邿。”关于邿国地望,历来有几种说祛。一种说法认为在今济宁邿堆。《左传·襄公十三年》杜预《注》：“邿,小国也,任城亢父县有邿亭。”《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和《水经注》对邿的地望的记载与杜预一致,后来史志也多遭此说。如清人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十四谓：“今济宁州南五十里有亢父城,又有邿城在州东南。”另一种说法认为在今济阳县境。《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对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人们常常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以《春秋》三传为例,所谓师法家法只是表面上的水火不容。实际上却互相渗透,《左氏》也并非绝对不用《公羊》、《谷梁》之义。由于受时代的政治要求和思维定势的支配,古文学派使用的观点方法仍没有离开今文学家深求圣人“微言大义”的传统。而对于《左传》开启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的深远意义。汉代学者并未给以更多注意。     

读《公羊传》札记

隐公元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从时代的远近和见闻条件的不同,区分出三世表述手法的不同。首先看出公羊的眼光比左氏、谷梁敏锐,也体现出公羊对历史的理解有深度,能划分出历史的不同阶段,这表明他看出了历史的进展。据此说公羊有历史变易思想是不为过的。但所谓公羊三世说,我理解还是从董仲舒起,看出了公羊的这个突出特点和它的可塑性,由此借题发挥,直至近代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大倡公羊三世说,产生了巨大宣传效果,这可说是公羊学的复兴,更应该说是由近代经师们改造的新公羊学的出台,这应是公羊子始料所不及的。隐公六年:“秋七月。此无事,何以书?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     

从对《国语》《左传》异文的注释看韦昭、杜预之疏失

韦昭《国语解》和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国语》和《左传》的完整注释,在《国语》和《左传》研究以及古籍注释中都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针对《国语》《左传》两书中相同史实的记载,韦、杜二氏的注释既有相同或微殊之处,也有迥别之处.通过韦昭、杜预对两书部分异文注释的比较看出韦杜二注各有疏误之处,二者多可互证疏...     

读章太炎《春秋左传读》记

余杭章炳麟尤长於左学,着有《春秋左传读》,实乃近代《左传》学中举足轻重的经疏。章氏能推陈出新,如《庄公二十一年》“郑伯将王”,前人不释,章氏列举《诗经》、《庄子》之例,指“将”、“逆”往往对举,释为“护送”,其言合理。但又因章氏勇於立说,故书中亦有不周之处,如《庄公十四年》“入又不念寡人”,“念”义本平常,章氏读作“埝”,引《方言》“埝,下也”,再释为“降”,即“不降寡人”。此实舍易求难,求诸过深。本文就《春秋左传读》一书的优点与不足,举隅探析,以明梗概。     

论《左传》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的地位

论《左传》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的地位王志平吴敏霞《左传》,即《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传为春秋末鲁国人左丘明为解释《春秋》所做的经传。《左传》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现存较完整的一部记述春秋时期历史的史籍;它与《谷梁传...     

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试论庄存与《春秋正辞》与官学的关系问题——《禁暴辞》《诛乱辞》读解

《禁暴辞》《诛乱辞》作为庄存与《春秋正辞》的第七与第八"辞",完整体现了《春秋》诛乱贼、达王事的根本大义。将之与《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春秋胡氏传》及乾隆官方的《日讲春秋解义》《御纂春秋直解》相比,可以发现,不论是庄存与因袭还是偏离官方经说,其背后的解经旨趣从未改变,皆以维护王道秩序为职志。这不但不背离官方以《春秋》为治术,维护尊王大一统的立场,甚且比官方阐释更完整、更有意识形态性,其卫道护统的衷曲亦比官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乾隆朝的文化教育官员,其学术对官学的这种响应,当与其自身的核心关怀相关,也是时代、经历、家世、性格等诸多因素相互激荡的结果。     

明代《左传》学概述

明人之《左传》著作甚多,所涉内容广泛,但至今未引起学人之重视。经学方面,明人对《春秋》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有探讨,而其人对《左传》之注解,特别是对杜预注之驳正,对清儒有一定影响。史学方面,则因《左传》所载之事错见别出,颇难寻其端委,故多致力于史体之改编,以便人之观览。子学方面,则将《左传》所载战伐之事分类整理,而成左氏兵法。文学方面,则致力于《左传》文法之细致分析,对于今人之解读与欣赏《左传》,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书勘误及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当代《左传》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学者研读《左传》的重要参考。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引文亦存在不少疏误,而其中尤以引书之误为多。文章通过对“杨注”引文的仔细研读,发现其引书之误有76例,并将其归纳为六大类:书名误;作者误;引书简称误;混淆同作者著作误;因简称相同而混淆作者之误;其他等。对“杨注”疏误之处进行勘误及考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杨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