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訢)

奕訢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訢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讠斤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

奕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浅析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演变

近代中国,“外交”与“屈辱”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即便有个别成功的外交案例,但还是无法摆脱屈辱外交的形象。这除了中国国力衰弱的原因外,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滞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关于晚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以往文章已有所涉及,但一些问题还有待挖掘。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晚清外交观念演变的脉络,探析晚清屈辱外交形成的的观念因素,从而深化我们对观念转变的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外交观念。     

浅析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演变

近代中国,"外交"与"屈辱"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即便有个别成功的外交案例,但还是无法摆脱屈辱外交的形象。这除了中国国力衰弱的原因外,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滞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关于晚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以往文章已有所涉及,但一些问题还有待挖掘。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晚清外交观念演变的脉络,探析晚清屈辱外交形成的的观念因素,从而深化我们对观念转变的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外交观念。     

《清季外交史料》的成书历程及其价值、特色

《清季外交史料》由王彦威、王亮父子辑编,该书出版,使晚清外交的官方档案文献得以合成完璧。其成书,耗时近半个世纪,王氏父子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其内容主要为光绪、宣统两朝各种外交事件,另涉及相关的重要内政。其中尤为重视约章,扣住晚清外交最重要环节,反映了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和时代需要。所辑文件为官方档籍,不仅对当时外交起了资鉴作用,且对研究晚清中外关系史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编纂体例上,既承袭了传统体裁,又有新创,增加了新的表述形式。作为一部史料汇编,该书亦有时代的局限,存在种种不足和不当之处。     

论甲午战后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地位的衰落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在京城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对外交涉事务。而李鸿章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也涉足清廷的外交事务,晚清的对外交涉,他几乎都参与其中,其外交地位甚至一度超过了总理衙门。甲午惨败后,李鸿章本人受到极大的攻击,于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后被罢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其继任者无论是王文韶、荣禄还是袁世凯,都无法再现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那种纵横捭阖、一枝独秀的辉煌。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地位衰落了。     

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以其独特和前瞻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其外交思想中的近代意识表现为对传统夷夏观的突破、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外交礼仪的吸收、接纳,以及创办近代外交机制的努力等内容。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正确还是错误?——李鸿章外交思想浅论

李鸿章是清朝末年的重臣,他主持清朝外交超过30年,是清朝晚期外交活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以及其奉行的对外政策对于清朝晚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所参加的外交活动以及中外交涉构成了清朝晚期外交实践的主体。李鸿章代表清朝和西方列强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对晚清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深入研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晚清外交,对今天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晚清时期外交的近代化及其思考

面对西方的侵略,晚清政府被迫开始调整外交体制,由于此时社会思想发生了裂变,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思想认识上的二元化结构,这在思想层面上决定了晚清七十年外交的基本走向。由于晚清政府外交指导思想的不成熟和外交运作体制上的不健全,导致其外交政策及其实践总体是失败的,这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晚清“人臣无外交”的异变及其趋向

中国历代王朝奉行"人臣无外交"外事规则,鸦片战争后,由于条约关系的建立,以及传统的夷夏观念等因素,使得这一规则被打破,地方官员办理外交获得合法地位。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进而体现在制度之中,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地方外交行政,形成了"人人都是外交家"的畸形体制,包括南、北洋大臣和省级外交体制,关道和县级衙门均承担程度不等的外交职能;总理衙门的建立,在中央层面打破了"人臣无外交"规则,外务部取而代之,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体制。清末,朝廷采取措施限制地方外交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人臣无外交"规则的回流。在晚清外交体制的嬗变过程中,"人臣无外交"演化为在列强强权政治挟持下的复杂体制,既蒙受着屈辱,又逐渐趋于统一化、规范化和近代化。这正是其在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下发生异变的趋向。     

浅析伍廷芳的条约观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大批条约,条约交涉成为晚清外交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晚清外交重臣伍廷芳办理了大量与条约有关的外交事务,从而对条约及中外条约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认识;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民国初年,伍廷芳为消除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不良影响又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伴随着伍廷芳外交生涯显现的条约观念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其对条约与国际法关系的认识、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以及修约、拒约的观念与主张等几方面。其中的某些认识与主张,对于维护中国利益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亦存在着某些局限。     

晚清外交官陈季同

陈季同,晚清福州船政局的学员,先后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并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作为晚清时期的外交官,以其杰出的语言天赋、浪漫不羁的性格、独特的人格魅力活跃在中欧交往的舞台上,为中欧之间的交往杰出贡献。一个外交官的个人风格影响外交结果,外交官身份的陈季同,国人更多的赋予了他文化人的身份。     

晚清驻美公使杨儒的美国排华观

杨儒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官,担任驻美公使是其外交生涯的重要履历。在担任公使的几年间,杨儒一直思考美国排华的原因,分析杨儒在解决美国排华问题上的认识有助于厘清其外交思想的发展路径。     

清末法律变革原因再认识

晚清法制变革启动于中外关系风云巨变的历史环境,其文本形态、制度模式、价值取向直接由西方大陆法系移植.其发生归根于晚清转型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列强的外交压力. 一、历史给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法律生成的终极根源,相应地,经济结构的变迁与转型最终必然引发法律上层建筑的演进与变革.     

晚清海军护商护侨实践及其得失

以前所未有的海防危机为背景兴起的晚清军事自强运动,其切入点和主要内容即为创办新式海军海防。初建之现代化海军及其远航训练,不仅为保护海外华侨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也强化了清政府保护海外华侨的意识。由此决定了晚清海军护商护侨从间接到直接的实践路径,巡护区域主要在华侨相对集中的东南亚和美洲,行动方式则为配合外交的军舰非战争运用。晚清海军的护商护侨行动虽然大多效果不彰,基本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其意义不可低估,留给后世的思考亦值得重视。     

中法战争期间赫德“业余外交”研究

中法战争期间赫德“业余外交”研究陈文桂晚清外交是由总理衙门负责主持的。由于早期主持总理衙门的清朝官员对世界形势及各国情况所知极少,对近代外交缺乏基本的经验和知识,又普遍存在着惧外心理,不愿或不敢处理涉外事务,因而遇到涉外问题,就尽量依靠隶属其下的总税...     

从公使驻京看19世纪中叶清政府的对外认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终于实现公使驻京的目的。公使驻京的实现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折射出晚清外交的屈辱历程,也反映了清政府对外认知的被动、迟缓和顽冥不化。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李鸿章与白齐文事件──兼论李鸿章处理涉外事件的原则和方法

李鸿章作为“同光中兴名臣”,主持晚清外交数十年,处理了一系列涉外事件。１８６３年１月发生的白齐文事件是李鸿章初崛政坛,作为封疆大吏处理的第一件涉外事件,此事对李鸿章以后主持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以白齐文事件为肇始,对李鸿章处理涉外事件的原则和方...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法战争史研究

中法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间的第三次战争,对晚清内政、外交和边疆均产生深刻的影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的中法战争史研究从资料整理、出版到专题论著的发表,均取得不俗成绩,并对中法战争的背景、性质和分期,战争的结局与影响,以及相关战役、外交问题、清政府的战争对策和相关人物研究等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相比晚清一些其他重要历史事件,中法战争史研究还比较薄弱,今后可在外方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对法方和越方的研究,以及研究队伍的建设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