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三礼”学复兴的原因

"三礼"之学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中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大。"三礼"之学在清初兴起,后大盛于乾嘉。本文认为清代"三礼"学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即社会政治环境使然和学术发展整体氛围影响。     

《三礼学通史》评介

<正>在我国汉代以降的古代社会中,“三礼”学曾长期处于显学的地位。20世纪初叶之后,随着帝制的崩溃、社会的转型、文化范式的变迁,作为传统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礼”之学逐渐式微,少人问津。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礼学专家丁鼎教授主持编纂的《三礼学通史》于2020年问世,可谓“三礼学”复兴的标志性成果。该书对我国两千多年的“三礼”学术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探讨,不仅对了解和把握“三礼”学术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我国古代祭祀文化特征分析

中国古代社会,所有礼仪中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祭祀,它是"五礼"的核心。祭祀文化历史悠久,被称之为文化活化石,古代祭祀与我国传统文化互相验证,水乳交融,研究我国古代祭祀文化对挖掘古代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对我国古代祭祀文化的对象和场地进行分析,总结古代祭祀文化的特征。     

古代“六艺”中的“御”是指什么

正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六艺现代解释,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御"的范围就是驾驶,但是无论在现代和古代,都包含交通工具的"驾驶学"和政治、领导、管理学领域的"驾驭学"。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一种历史审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集权主义、注重伦理关系、强调道德至上 ,其最大优点就是注重人生的理想和精神因素的作用 ,而最大的弊端是重人治、轻法治 ,“文化大革命”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充分展现出来 ,特别是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充分显露出来。这说明传统政治文化对我们存在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我们要从自己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中 ,找到稳定的、持久的、有积极意义的因素 ,从传统中构建“现代政治文化主体意识” ,即在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时 ,要在重视精神理想的中国政治文化中 ,注入法治文化的基本要素 ,形成更科学的政治文化。     

读彭林先生《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然而自19世纪晚期以来,源远流长的礼仪传统已经越来越远离中国人的生活,彭林先生撰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华书局,2004年)适时出版。该书介绍了古代礼仪的基本内容,从中可看出作者对礼学所表现出的热爱,以及在礼学研究方面厚积薄发、提要钩玄的学养功力。作为中国旧学之大宗的礼学,素称难治。要深入浅出地介绍,无疑更是难题。19世纪之前有一些普及三礼知识的蒙学读物,如张之洞《书目答问》中介绍的《仪礼韵言》,但这样的作品对当代读者显然有相当的距离。20世纪以后清通晓易而具普及特色的礼学著作,往往多集中于…     

礼与俗的社会伦理基础：以传统祭礼为中心的讨论

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礼与俗同根同源，在共同的发展演进中生成了“伦理理性”的核心价值。这种伦理理性受到儒家对人性之自然的认识的强化，深刻影响了后世社会中礼与俗的实践形式。考察传统祭礼，从礼学思想的大传统出发阐述礼俗关系，不仅是对学界近年来参与“礼俗互动”讨论的回应与拓展，亦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认知。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北大核心CSSCI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     

中华文化“礼乐之道”影响下的梨花大鼓艺术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不学礼,无以立”,荀子也以一句“礼者,人道之极也”道出了“礼”的地位。讲求礼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礼”反映在文化中,便体现为形成一套制度式的软性方式传承社会思想,是具有稳定性、公认性、继承性、便宜造作性的文化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礼”有着很重要联系的一个说法便是“礼乐教化”。“礼”与“乐”相互配合和融通,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文化范式。作为中华“礼仪”文化浸润下的“乐”,也必然带有“礼”的特征,形成了梨花大鼓这种艺术的风格。本文从中国文化大背景入手,来分析梨花大鼓这一“乐”中体现的“礼”,以求获得对这一中国传统曲艺形式最“中国味”的解读。     

浙江“文物之邦”的形成及其标志

浙江乃“文物之邦,人文荟萃之地”,这是清代初叶,人们对浙江的赞誉.文物之邦也就是文化之邦,文化发达的地方,实际也是对浙江历史发展的总概括,对浙江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总评价.因为当时的浙江,确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到顶峰的一种典型地区.当时的浙江是现代浙江的昨天.弄清“文物之邦”因何而云然,对研究中国的昨天与关注浙江明天的人,都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浅议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价值

“文化”一词在我国古代便已存在,溯其根源可至《易经》。千百年来,文化学者不断对“文化”进行释义。今天我们可以认为“文化”一词指的是某一特定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所创造出的物质成果、精神形态以及制度、规约、交往方式、生活习俗与语言、思维方式的总和或者说复合体。①在《文化学辞典》里,对于“传统文化”的定义则是“由历史沿袭而来的风俗、道德、思想、艺术、制度、生活方式等一切物质和精神文化现象的有机复合体”。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精神、现代价值等方面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展现了中华民族至诚至善的民族精神和亘古烁今的意志品质。     

从内在矛盾运动看中国图书馆学的未来发展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其根本动力则在于事物的内在矛盾。图书馆学作为图书馆自身发展规律的学说,反映了一定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和要求。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发展不管分为多少阶段和多少模式,就其总体来看,它只经历了一次否定性的发展,这就是近现代“西学东渐模式”对古代“田园牧歌模式”的否定,而未来趋向必然是“综合创新模式”,这是由其内在矛盾发展决定的。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传统文化热”的社会现象。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离不开传统,传统是不能割断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同样也不应与传统割断,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有利于现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因素。江泽民在2001年建党80周年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     

岭南古代“文化世家”及其贡献

学有渊源的“文化世家”及学有师承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我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人才,不少情况是父子两代、祖孙数代或兄弟数人接连取得成就,对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政治结构、文化教育状况及文化心态,促成了文化的家传及亲朋间的传授与师承,形成了古代中国特有的以家学渊源为特征的“文化世家”。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存有学问家门化的特点。     

《太平经》社会和谐思想之现代启示

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必须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意蕴深长的“和文化”思想。主张和谐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大特点,更是道家思想的基本特征。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而“道”的重要特征即是“和”。《太平经》的思想就是沿着“和”文化的传统,在东汉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先秦礼学与礼制研究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个融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为一体的庞大体系,先秦时期,礼学和礼制高度混融,保存于"三礼"之中,后代的礼学训诂考据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先秦史研究。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在礼学研究中不绝如缕地传承,礼制研究则在20世纪现代人文社科方法传入后,摆脱了作为礼经训诂附庸而存在的状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并且因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传入,研究方式趋于多样化。民国时期开始使用的"礼俗"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内涵日益丰富,但亦有模糊的地方。考古资料日新月异,其中的出土文献为礼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实物资料则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物化礼乐乃至政治典制研究提供了新素材。以上研究均有长足进展,但在研究的系统化方面则仍然存在广阔的提升空间。     

民为邦本：中国的民本思想及其恒久价值

<正>“民为邦本”源自《尚书·五子之歌》，可见中国古代很早就洞察到了民与国之间的深层关系，开启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先河。其后，“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在我国历史上被不断巩固发展，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思想。近代以来，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也成为革命先驱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的视角转换——评王勋成著《唐代铨选与文学》

制定和执行各种典章制度 ,是中国古代王朝保持统治、干预社会生活的重要政治手段 ,贯穿着强烈的政治意图 ,多数典章制度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 ,典章制度又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 ,“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如何研究政治史》 ,三联书店 2 0 0 1年版 )。因此 ,制度史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记述与评说中国古代制度的兴废利弊 ,历来为官私史家所瞩目 ,如二十四史中的“志”和“书”、“三通”以至“十通” ,都属明显证明。至 2 0世纪 ,制度史研究仍久兴不衰 …     

清代的文化政策与礼仪伦理建设

清政权为弥合满汉文化差异、协调民族冲突而采取的文化策略,在国家政治、学术导向、治（统）道（统）同体等方面都有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建设社会礼制、复兴儒家伦理。清廷通过创制礼制、扶持“三礼”学的文化政策,奠定了礼仪伦理建设的思想基础,完成了其在制度上对礼的抉择历程。这是清初以来,统治者对思想界倡礼之风的积极回应,它不仅引发了知识界对“三礼”研究的热潮,而且还对“以礼代理”的学术潮流的形成起了催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