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奔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1932年中苏复交档案史料

1932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筹备与苏联复交,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拟具“中苏复交问题方案”。本组史料反映了中东路事件平息后中方筹备中苏复交的过程。     

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收场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继续对苏强硬，一再放弃和平解决事件的机会，并几度阻挠东北地方当局和平解决的尝试，中苏交涉陷于停顿。苏联遂在边境发起一系列军事进攻，使东北方面损失惨重。在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国内变乱频生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应对乏力，只得放松了对东北方面自谋局部交涉的限制，事件乃以中方接受苏联最初提出的条件而草草收场。     

《苏蒙互助议定书》与中日苏外交博弈

九一八事变后,日苏双方在外蒙边境的冲突愈发激烈。苏联基于对日本侵略行为危害性和严重性的过高估计,不断加强对外蒙的援助力度,擅自与外蒙当局签署《苏蒙互助议定书》。为因应变局,国民政府一方面在依据中苏间相关条约向苏联抗议的同时,继续发展中苏关系;另一方面,又利用日苏冲突激化,向日本提出对苏军事协定,以调整中日关系。然而,限于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国民政府无从实现其外交谋略。日本出于加强对苏战备、探明中苏关系的目的,不断对中国施压,反而使中日关系愈发紧张。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唯有选择与苏合作。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国民政府冀图中立于日苏冲突的设想,毫无实现的空间。     

徐悲鸿莫斯科办“中国近代画展”

徐悲鸿1934年徐悲鸿夫妇应苏联邀请在莫斯科举办“中国近代画展”,时间定在5月。这时正是苏联“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典后,也是莫斯科最美的季节,名流要人云集。为此徐悲鸿婉谢了罗马和英国的邀请,从意大利乘船至苏联敖德萨,于4月24日抵莫斯科。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颜惠庆指派先父冒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闻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英国与战时中国西北假道运输之交涉

滇缅路中断后,为打通新的国际运输通道,国民政府从1942年年初起尝试开辟假道苏联中亚的西北运输通道,并与苏联、英国和美国这三个相关国家分别进行了交涉。相较于苏、美的冷漠、消极,英国政府在假道运输一事上表现最为积极。其不但在协调确定运输线路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还在假道运输线路途经的英属印度以及英治伊朗均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此外,英国外交当局亦积极协调苏、美两国政府,为推动苏、美落实假道运输方案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英国之所以对此假道运输计划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主要原因除了作为盟国应尽义务之外,也有通过对华释放善意,借机寻求改善当时日渐紧张的对华关系的考虑。然而,限于自身实力以及对美、苏两国的影响力,英国政府的努力并未获得应有的效果。国民政府打通西北陆路国际交通线的计划最终夭折。     

中苏复交后关于订定中苏商约的史料一组

1932年12月12日中苏复交后,中苏贸易关系亟待确定政策,中苏双方随即展开关于缔结商约的新一轮谈判。其间,国民党中政会、国民政府实业部、外交部暨驻苏大使馆等组织机构及相关人士分别就对苏贸易原则与办法、商约草案的审查、侨民汇款之条款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意见,进行讨论或接洽。     

盛苏新疆交恶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

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失利,一向对苏恭顺的新疆盛世才变脸反苏,国民政府乘机利用以收回新疆主权,避免了分离祖国的危险倾向,是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收获;另一方面由于中苏之间隔阂益深,福兮祸之所伏,其后苏联制造的种种难堪,国民政府只得一一领教了。抗战中后期中苏关系复杂多变,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也备受考验和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