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百年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管窥

广州自古以来是我国对外贸易重要口岸。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以水陆联运为特点的广州国际物流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变化。广州国际物流以100多年前的“商业革命”为发展契机,从珠江两岸码头建设开始,陆续建成了以广州黄埔新港、广州铁路、中国远洋运输、白云国际机场为代表的立体现代物流,促进了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物流枢纽中心的发展。     

日军占领黄埔港后犯下的滔天罪行

1938年10月11日,日军为策应武汉地区大会战,切断中国的国际联系,出动数十艘军舰,4万多兵力,500架飞机,在南海大亚湾澳头海滩强行登陆。入侵部队经淡水、惠州、博罗、增城、石龙从陆路向广州窜犯。另一部分日军沿珠江溯江而上,从水路入侵广州。10月21日,广州陷落,黄埔港为日军占领。23日,虎门要塞也被日军攻陷。至此,黄埔港及其进出口航道完全为日军所控制。     

试论赣北地区石灰山文化

本文通过对赣江流域商时期诸遗存文化性质的辨析,将具有地域特色的石灰山文化与赣江中游地区的吴城文化相区分。在对石灰山文化的分期、年代及文化因素构成等基本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早商偏早阶段商文化部分因素已分布于赣江流域,其主要沿赣北地区南下而播及至赣江中游地区。赣江流域商时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十分密切,赣北地区正是商文化南下的重要交通枢纽地带,该地区所含丰富铜矿资源是商人南下的重要动因。     

地铁站点可达性、客流与站点商圈零售商业结构关系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地铁与城市商业地域的结构存在极大关系。实地调查获取广州15个地铁站点商圈零售商业营业面积、地铁网络等数据,利用栅格分析方法计算不同地铁站点的可达性程度的差异性。运用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地铁站点可达性、客流与站点商圈零售商业空间结构的相关关系。以广州天河市级商业中心为例,微观上分析地铁站点客流对商业中心空间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地铁站点交通可达性、客流量与站点零售商业营业面积存在较强关联性,但换乘站点的可达优势与客流优势在商业上未能完全体现;地铁客流与较高等级的商业存在较大的相关性,而与低等级的商业相关性小,甚至负相关;客流的增加促进了地铁附近的商业形态从传统零售业向更高级业种演化。     

清代内河商业交通考略

清代,由于地区间物资交流的广泛发展,商业交通异常活跃。在近代铁路、公路、轮船等运输手段运用之前,木船运输成本较其他运输成本低,因此,商人在开辟商业交通时首重水路运输。可以说,至清代中晚期,凡能用于商业运输的内河水道基本上都得到了开辟利用。各河流上游的水上运输的开发成为这一时期商业交通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拟对松花江、辽河、滦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闽江、钱塘江各水系的航运终点作一粗略考察,以便形成一个基本的内河商业交通鸟瞰图,明确内河商业交通在当时全国商业交通中的地位。为了方便起见,把流域十分广阔的长江水系划分为鄱阳湖水系、洞庭湖水系、川江水系(三峡以上,四川省境内的长江)、汉江水系。而对各河干流及运河的航运码头不做具体考察。     

广州珠江滨水区更新模式的思考

珠江滨水区的更新对于广州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广州城市景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总结并借鉴国内外滨水区更新的多种模式和经验,提出了广州珠江滨水区多层次的更新理念,探讨了内部更新与向外扩张相结合、政府与民营合作的多层次复合更新模式,制定了珠江滨水区的更新策略,构建了"两河一岛四岸"的发展框架。     

声音

很多学者进不了长江学者。就巧立名目。搞了一些以名山秀水为名的学者,黄河学者、泰山学者、天山学者、闽江学者、赣江学者、珠江学者,名号有38个之多。用名山秀水命名学者,改变了实质没有？没有,他们还是原来的学者。     

海幢寺与清代广州文人文化活动研究

正一、海幢寺概况海幢寺位于广州珠江南岸,濒临江水、交通便利、环境怡人,是清代广州著名佛教圣地。海幢寺早在南汉时期就已存在。清道光《广东通志》对海幢寺这样记载:"海幢寺在河南,盖万松岭福场园地也。旧版有千秋寺,南汉所建,废为民居,僧光牟募于郭龙岳,稍加葺治,颜曰‘海幢’。"[1]清康熙年间,海幢寺得平南王尚可喜的支持,寺庙建设规模扩大,先后建筑了天王殿等主体建筑,并扩大面积,全盛时北至珠江,南至万松岭,景色优美,为广州一大寺庙。清人仇巨     

广州市高峰小时居住用地交通产生与分布——基于出租车GPS起讫关联的分析

本文以广州为案例,通过通勤高峰期间出租车GPS数据的时空挖掘,分析基于GPS起讫关联的居住地交通产生与分布特征,并讨论其所隐含的城市职住空间关系及在交通需求分析中的潜在价值。研究发现居住用地交通产生的出行距离存在ZIPF法则所表现的衰减规律,到达工业、商业金融和公共服务等用地的距离依次降低,而空间上距离呈中心城区向郊区增加的同心环模式。此外,本文还尝试从交通模型参数设定、职-住关系等方面探讨本文研究的应用方向。     

水环境与广州城市史

广州城是一座因水而生,依水而荣的古城。珠江穿城而过,广州城就是沿着珠江河岸发展起来的。水环境一直影响着广州城的发展和先民的生计方式。古广州城在广州先民与水环境的水事实践中发展起来,借海上丝绸之路之便,纳四海文化之精华,融周边国家文化之精髓,分享了海洋文化所赋予的文明,     

流域中心城市的区位特征——以南昌为例

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省会),南昌体现出居中性(离几何中心、人口中心、经济中心相对较近)的明显区位特征;作为流域中心城市,南昌位于赣江流域最大的支流抚河与干流的交汇处,这同样符合流域中心城市产生的一般规律;作为赣江三角洲的顶水点,南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区位特性却为一般流域中心城市所缺失。这样,居中性、干支流交汇处、三角洲顶水点的综合区位优势,奠定了南昌在赣江流域当之无愧的中心城市地位。本文所揭示出的三角洲顶水点城市的概念,对流域空间结构的综合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交通问题与对策──日本近畿圈的实践与启示

从城市结构、交通系统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对珠江三角洲和近畿圈两个城市群交通进行比较分析。指出珠三角交通存在城市交通系统供需不平衡,致使城市交通运输效率低下,进而制约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等问题。得出了要使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交通的供求关系达到平衡,必须积极借鉴日本近畿圈的先进经验,合理调配交通系统中"人-车-路"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结论。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管理机制

本文所言之市镇 ,是指明清时期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本文所讨论的长江中游 ,是指明清时期的湖北、湖南及江西三个区域。明清时期 ,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与此同时 ,亦形成相应的管理机制。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管理机制由三部分构成 :官方进驻机构及文武要员、兵士 ,乡村基层组织 ,介于官商之间的牙行及牙人     

论西南地区阳戏的传播途径

中国西南地区阳戏源于江南地区,其流播方向主体是从江南地区到湖广到四川、重庆再到贵州、云南.具体传播途径主要有三条:北路阳戏入川,南路阳戏入湘黔,川地阳戏播黔滇.黔东南阳戏则是由江西传至湖广(湘西地区)的阳戏沿沅江上游水道传入,再向周边辐射.阳戏的流布过程中,与当地文化艺术、民风民俗积极融合相互吸收,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民间文化样式.     

深圳与全国区域经济联系的测度及分析——基于人口迁移模型的研究

深圳工业化过程中同全国各省区建立起了资金、技术、市场以及人才(包括劳动力)方面的广泛联系。本文基于外来人口指标,构建了深圳户籍人口迁移模型,并加以测度及分析,从人口迁移角度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深圳同全国各省区经济联系强度与两地的人口规模成正比;其次,与两地的交通距离成反比;第三,深圳与全国的经济联系呈辐射状的圈层结构;第四,外来户籍人口数与两地收入差距相关性不明显。进而分析了形成这种联系格局的其他影响因素,并对深圳加强与全国区域经济联系提出政策建议。     

广东及周边地区骑楼发展的时空过程及动力机制

骑楼作为近代出现的底层有廊道可行人的沿街店屋式建筑,在广东及其周边地区城镇具有广泛影响和地域特征。从地域空间看,骑楼形成了不同的传播圈层,在东南亚一带以及我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台湾等南海沿岸地区广有分布;从时间上看,广东骑楼的发展经历了形成发展到衰弱复兴等七个阶段;从文化方面看,它凝结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元素,成为南中国城镇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典型景观形象。本文通过分析骑楼发展的时空过程,揭示了骑楼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自下而上"的驱动力和"自上而下"的管治力双重作用的结果。     

双核结构模式与福建区域发展战略

福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地域单元的完整性非常突出。境内散布的山地丘陵进一步将福建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大大小小的流域。这样的自然地理背景赋予福建特有的人文地理特征。综合对福建自然人文地域分异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福建省存在着以下2个双核结构,即南平-福州、龙岩-厦门,分别以福建省的两大流域,即闽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为产生、发展的区域背景。应当以沿海为一级轴线,以2个双核结构为二级轴线,以"π"形空间格局作为福建省区域开发的基本框架。原因在于,南平、龙岩为核心的福建内陆地区,分别是福建古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发源地,重点开发的必要性非常突出。更重要的是,通过南平、龙岩这2个区域中心城市的规模壮大,可以此为桥头堡,进一步增强福建以福州、厦门为端点的港口的吸引腹地,强化福建对江西等内陆省份的影响。     

长江中下游孙吴墓非模型陶瓷随葬品探析

本就长江中下游孙吴东都南京周边的江苏、浙江、安徽和与孙吴西都武昌相邻的湖南、江西等地的东汉晚期至东晋这一历史时期的墓葬资料作些分析探讨,以期确认孙吴墓葬化,并对其进行分期讨论。在论述中注意了量化方法的运用。     

广东佛教文化景观及其地域分异初探

在分析文献典籍的基础上,通过从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两个角度对广东佛教文化景观的剖析比较,以解读广东佛教文化景观的地域分异和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广东佛教早在汉代即已传入,后随交通线和区域开发进程演变。在传播时间上,珠三角地区佛教传入最早,粤北和粤东北次之,粤东南潮汕地区则最迟;在空间分布上,广东佛教呈现明显的空间的分异现象,将广东佛教文化划分为三大文化区:广府、客家和福佬佛教文化区,分别以广州、韶关和潮州为中心,并在佛教信徒数量和比例关系及寺院规模等层面存在明显差别;在佛教文化景观表现上,三大佛教文化区呈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佛教文化景观,突出地表现在佛教建筑风格、语言、音乐和民俗层面。而佛教文化景观的形成和演化深刻反映着广东对外交通条件、区域开发进程和水平及地理环境的差异。     

盘龙城与早商政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扩张

早商时期是商王朝势力开始迅速扩展的时期。早商政权的迅速扩张可以从商文化取代二里头文化及其对周边地区的文化侵略得以展示。跟随二里头文化的推进步伐,早商文化迅速把势力扩张到湖北、江西北部和湖南北部,其主要目的应该是拓展王朝势力和觊觎长江中下游地区丰富的铜矿资源。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使盘龙城商城得以在商王朝建立后迅速兴建。盘龙城商城可能就是商王朝把中国南方与中原早商核心地区连接起来的一个交通枢纽,是商王朝赐封诸侯的王国之都及军事据点。中商时期,由于商王室王位更迭引发了政治动乱,导致盘龙城商城这一地区中心聚落的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