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院关于“慰安妇”问题的H．Res．121议案

2007年1月31日,关国众议员迈克·本田（Mike Honda）向关国众议院提交了H．Res．121议案,表达众议院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关切,要求日本对“慰安妇”问题正式做出明白和明确的道歉。随之在美国国会历史上第一次举行了由三名“慰安妇”幸存者组成的听证会,几经波折后H．Res．121议案终于在7月30日被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正是借助H．Res．121议案不仅使得“慰安妇”问题迅速地引起世人注意,而且得以在美国众议院这个平台上以及从美-日同盟角度来探讨“慰安妇”问题,这些对于“慰安妇”问题发展的影响意义深远。     

中国“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对日索赔诉讼述论

由于日本不能正视和反省战争罪行,中国＂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对日索赔诉讼全部败诉。＂慰安妇＂受害者遭受多重伤害,人格尊严和名誉损害更为严重,希望通过诉讼恢复名誉和尊严的愿望也最为强烈。＂慰安妇＂诉讼是受害幸存者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得到了日本女性和女权主义者的同情与支持。通过诉讼,使日本法院承认了...     

日军“慰安妇”制度在南京实施的再考察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一项侵犯人权的制度,是有组织的国家犯罪。但是,战后日本官方矢口否认曾经实施过这项制度,辩解称其为个别从业者的私人行为,与日本政府和军队无关。然而,在已经发现的若干中日档案资料中,明确记载了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慰安妇”制度建立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实施较早的城市。本文以南京地区为例,结合前人的研究和新近发现的部分档案资料进一步考察日军“慰安妇”制度在南京的实施过程及其特点。     

美国的“慰安妇”立像与日裔社会

2014年,日本右翼势力在“慰安妇”问题上大做文章,不仅逼迫《朝日新闻》撤销了关于“慰安妇”的一部分报道,而且试图否定河野谈话。在此背景下,右翼势力进一步试图在国际上伙同各国右翼团体,打击支持“慰安妇”的势力。本文叙述了美国格伦代尔市“慰安妇”立像竖立后遭受日本右翼团体反对并起诉,以及在此问题中经历过二战的日裔美国人及...     

“不容许使用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亚洲团结紧急大会”纪实

由日本119个民间团体发起的“不容许使用歪曲历史教科书——亚洲团结紧急大会”,于2001年6月10日至11日在东京举行。日本各地的教育委员会和学校将在今年7月选定明年使用的教科书,这次国际会议向日本社会坚决表示,决不容许使用右翼团体“编纂会”歪曲历史的历史教科书。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的伎俩

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特别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战争,到发起珍珠港事变,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是一段充满血腥,残酷杀害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罪恶史。日本国内忠于历史、主持正义的历史学,比较客观地记写这段历史。但日本右翼势力却诋毁这是“自虐史观”,他们竭力歪曲这段历史,肯定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现在,日本政府审定的2002年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教科书,就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新标本。     

告慰天堂母亲“慰安妇”之子为母讨说法

据史料记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约有20万中国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很少有人以“慰安妇”受害者的身份站出来揭露那段历史。难能可贵的是,江苏省如皋市的周粉英老人在91岁高龄时,毅然向社会公开了那段不堪忍辱的历史,从而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编纂会”的教科书是如何被审定合格的

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缺陷甚多,虽经3次修改,但其实质并未改变。在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声中,该书居然被通过了。本分析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日本部科学省的责任。认为,部省给“编纂会”3次修改机会,是为“通过”而进行的审定。同时,以森内阁为首的政府部门和政治家们作出了诸多特殊的努力,也为“编纂会”教科书审定合格开了绿灯,最终致使如同装甲车、战车一样的“编纂会”教科书通过了审定。而一旦孩子们使用这样的教科书,后果将非常危险。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动向述评

20 0 1年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简称“编纂会”)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扶桑社出版 ) ,因遭到日本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批判和抵制而被“零选用”。然而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远未就此结束。最近一段时期 ,“编纂会”又有了一些新的动向。     

“日本侵略亚洲战争责任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 0 3年 9月 18日至 9月 2 0日 ,由上海师范大学主办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上海史学会、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协办的“日本侵略亚洲战争责任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政府部门人员、史学研究者、日本侵略亚洲战争受害者、律师等 12 0余人 ,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 ,韩国、美国、日本、菲律宾、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 ,另外海内外 3 0多家媒体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慰安妇”、强制劳工、细菌战、毒气战及遗留毒气弹处理、战争赔偿等问题。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一　关于“慰安妇”问…     

六十年来“台湾意识”发展面面观

目前台湾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气焰越来越嚣张,从2007年初开始的“去中国化”、“去蒋化”、“去中华民国化”、改写教科书,到近期极力推动“入联公投”,可谓是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什么会是这样？这自然不是一天形成的,是“台湾意识”长期发展而又未能得到应有解决的必然结果。     

广东省历史学科“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

史学研究属于基础研究,是最古老的学科之一。解放以后,陈寅恪、陈序经、岑仲勉、梁方仲、刘节等一批著名史学家在我省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上世纪80年代以后,陈锡祺等老一辈史学家继续为我省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前辈的努力奠定了我省史学在全国的地位,并培养了后继的人才。在新世纪开始之初,面对着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     

地县军事志编纂“四忌”

军事志是全面、系统记述一定时空范围内军事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述。军事志的编纂宗旨是为各级领导和机关提供全面准确的地情、军情,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服务的。因此,在编纂过程中,必须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充分反映当地军事环境和军事历史的发展过程,体现当地的地域特色和军事特点。笔在参加全军志书质量检查和平时审阅志稿中,发现一些单位特别是一些县（市、区）人武部对这一基本原则把握得不是很到位,现概括为“四忌”,供广大军事志编纂人员参考。     

“父母官”的由来与内涵

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世界、包括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称劳动人民为衣食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人们的共识。但为什么又有“父母官”之称谓呢?带着这个问题,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原来这个“父母官”之称谓,是出自两汉时期南阳郡的两位太守,一个叫召信臣,一个叫杜诗。     

略论60年代初的“调查研究年”

1961年初,在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挫折、中国经济陷入最困难境地之时,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这一号召很快变成全党的行动,1961年真正成了毛泽东所期望的“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这是中共党史和人民共和国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它在当时对调整政策、舒缓矛盾、稳定局势、克服困难,起了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40年后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仍感到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铁证留存始末

今年,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的提案表,正式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正式受理中方申请。此次《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是由中央档案馆、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七家单位联合申报的,     

“万岁”故事

在乍暖还寒的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在全同上下早已响彻云霄,终在“文革”十年达到狂热顶点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虽正缓息,但余音未尽,“声”犹在耳,此时历史学家王春瑜先生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发表了《“万岁”考》一文,对“万岁”一词追根溯源。此文虽引经据典,却毫无所渭“方巾气”,所指紧扣现实,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这篇文章不长,却是功力、学识与才情皆具的佳作,而作者的胆识和勇气则更令人钦佩。当然,不是“过来人”恐怕很难想像当年发表这篇短文所冒风险之巨,大概也很难理解为何如此一篇短文彼时竟能引起那样的“轰动效应”。     

探访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列维·伊马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逃离纳粹魔爪来到上海虹口,最后在这里安下了家。如今。他的女儿莎拉·伊马斯生活在上海。她时常会到长阳路上的摩西会堂走走,也常说：“我出生在上海,没有中国,就没有我。”     

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纪事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发生了一起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全国各地举办了1600余所“五七”干校,用来安置下放劳动的几百万干部与知识分子。近年来,关于“五七”干校国内已出版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性的论著,其中涉及柳河干校、咸宁干校、沙洋干校的文章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