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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孔祥熙在抗战期间曾指导和主持过多次中日秘密谈判,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的重要主和分子。对于谈判情况,孔祥熙有保留地向蒋介石作过汇报,但是,在一些关系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上却对蒋有所隐瞒。对孔指导的这些谈判,蒋介石大都持批评、阻遏态度,甚至用“以汉奸论罪”、“杀无赦”等言辞相警告。孔虽表面接受批评,暗中却继续活动。蒋介石虽也指导过几次秘密谈判,反映出他对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存有幻想,但相对说来,他的抗战意志比较坚决,“苦撑待变”、“抗战到底”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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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与日关系暖昧 抗战八年期间,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一面也在抗日,一面却与日本侵略者秘密和谈,其中身为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却与日本侵略者勾勾搭搭,秘密地频繁多头地来来往往,充当了与日乞和谈判的主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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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乘专机抵南京。蒋下令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扣押张学良。知其内幕的宪兵司令部上尉书记官廖逸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捕,在狱中交待了宪兵看押张学良时的一些内幕。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经过谈判,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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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发生前,除了张学良、杨虎城等极个别人知道外,一个远在几千里外的局外人,已经知道西安将要发生变故。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将晏道刚、曾扩情二人安置于张学良、杨虎城身边,要其对张、杨进行监督、控制。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从民族大义出发,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而晏道刚、曾扩情事先丝毫没有察觉,致使蒋介石受到囚禁,丢尽脸面。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由西安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惊魂未定而又满腹嫉恨,便对事变前没有察觉的责任人进行处罚:“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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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年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述评杨汉卿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和国民政府多次进行秘密和平谈判。本文根据目前所见材料,对１９３８年主要的谈判作一概述,并就这些谈判的目的、失败原因、性质等问题进行评析。一、蒋汪从共谋“和谈”到分道扬镳抗战以来,蒋介石企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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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年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述评杨汉卿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和国民政府多次进行秘密和平谈判。本文根据目前所见材料,对１９３８年主要的谈判作一概述,并就这些谈判的目的、失败原因、性质等问题进行评析。一、蒋汪从共谋“和谈”到分道扬镳抗战以来,蒋介石企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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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下半年,蒋介石重金收买陈敬斋,秘密逮捕和杀害国民党反对派领袖--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总负责人邓演达.20年后,在周恩来亲自干预下,叛徒陈敬斋终于受到严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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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17日凌晨,几辆小轿车悄然驶向重庆郊外的白市驿机场,宋美龄在蒋介石及美国第十航空大队司令比塞尔准将等人的护送下秘密飞往纽约,代表蒋介石访美,寻求美对华军事援助。 1943年2月17日,宋美龄去华盛顿拜会罗斯福总统。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里,罗斯福坐在轮椅上,亲热地向宋美龄问候。宋美龄不紧不慢地从沙发上起身,递过一大本邮票:“尊敬的总统先生,我希望我亲自挑选的一点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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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杨天石在孔祥熙与宋子文二人中,蒋比较喜欢并信任孔祥熙。１９３８年１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建立战时体制,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同年６月,宋子文愤愤地对潘汉年说：“蒋之用孔作行政院长,就是为的准备好与日本谈判和议。”①蒋之用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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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中苏两国为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行了长达数月之密商与谈判。宋子文在谈判中虽然身居要职,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反而职位不高的蒋经国成为中苏谈判之关键人物。蒋经国是最早与苏方密商条约之中方代表,正式谈判时又密会斯大林等人,为蒋介石传递各方信息,并在关键时刻提供决策性建议,力谏蒋介石签订盟约。蒋经国在谈判中的重要角色既是其特殊身份使然,亦是蒋介石在外交事务中采用“双重代表”方式的结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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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瓒这个名字,对粗知毛泽东诗词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蒋介石所倚重的这个“王牌师长”自从落入红军之手后,一场围绕赎救张辉瓒的谈判即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而张的结局却在阴差阳错中背离了中共领导人的初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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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蒋介石的劲敌,也是西安事变善后的主要对象。蒋介石欲收服中共,中共要联蒋抗日。双方不同利益取向却有共同的抗日诉求。抗日促使双方和谈,以达成共识。红军安置问题是双方谈判的重中之重,以此为中心,国共展开较量,围绕红军防地、人数、编制和领导权等进行博弈。蒋介石极力压制中共要求,中共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还未完全撤离西安,以及国内的抗日氛围,要求蒋介石满足红军改编条件。受国际博弈和国内政争影响,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时而妥协、时而强硬,中共有限度忍让同时对原则性问题坚决不让步,最终蒋氏不得不妥协,在人数和编制上满足中共要求,但蒋介石觊觎红军领导权并欲控制中共,加之掌控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导致红军改编未能实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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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日双方于1974年11月开始缔约的预备谈判,后因日本政局变动使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自民党亲台势力掌控党政大权,在反霸问题上态度变化,导致谈判受阻;与此同时,中国也因文化大革命在缔约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致使缔约谈判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恢复中日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日于1978年5月恢复了谈判,并于8月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署对中日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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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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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2015,(6)
在美日返还琉球群岛施政权谈判的过程中,美日两国各自的谈判方针与谈判策略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向。签署多种形式的秘密谅解文件成为同时满足美日双方利益需求的主要手段。日本政府与冲绳军用地地主联合会的交涉,与美日外交关于驻琉球群岛美军基地问题的谈判前后相承,昭示了日本政府维护美日安保体制、迎合美国亚洲军事战略的政策取向。美国返还琉球群岛施政权以后,驻琉球美军基地的布局有所调整、数量有所减少,但其功能几乎没有改变、核心区域几乎全部保留下来,驻琉球群岛美军基地与美国在朝鲜半岛防务政策的关系也没有改变。美日关于钓鱼岛群岛黄尾屿、赤尾屿使用用途的秘密约定严重侵犯中国国家主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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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韩复榘(1891-1938,中国近代史上军阀之一,后投靠蒋介石,曾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抗战中,亲自在一线指挥,发动对日多次战役,后与蒋介石发生矛盾,因其不战而弃守济南被蒋介石诱杀。——编注)的夫人高艺珍是著名学者、教育家高步瀛的侄女。高步瀛原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司长,鲁迅曾与他同在社会教育司共事,时任佥事,为其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