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的三次重大破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在上海的革命力量进行残酷镇压,疯狂”地抓捕革命志士,使革命群众陷于腥风血雨之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也陷入无法立足的困境,不得已于1933年1月由上海陆续迁到苏区中央根据地江西瑞金。但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即中共上海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导领导上海等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     

周恩来冷静处理“向忠发事件”

向忠发是中共中央第三任负责人,这位仅有初小文化却在武汉“工运”中一举成名的“工人领袖”,1928年代表中共赴苏出席国际工运会议时,被苏共和生产国际领导看中,在7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当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     

张国焘武汉叛逃秘闻

1938年4月,正当全国人民与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军殊死斗争时,中共内部却发生了中共一大代表,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叛逃事件。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和中共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及长江局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武汉多次苦劝张国焘,真是做到仁至义尽。     

中共特工首脑顾顺章被捕叛变革命始末

中共特工首脑 顾顺章。又名顾凤呜,化名黎明,张华,化文奇。１９０４年生,上海市宝山人。１９２５年前参入组织上海工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５月赴汉口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七一五”事变后,在汉口出席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任中央交通局长。此后历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主持特科工作,成为中共特工首脑人物。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曾在《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中这样生动地描述过顾顺章的特点：“１、人矮、…     

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前后二三事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十分严峻,党中央决定武装起义。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共常委,从而使得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思想在中央占了主导地位。7月中旬,周恩来在武汉出席临时中央常委会。此时正值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抓武装斗争的指示到达,     

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上海,为中共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为共产党的创建奠定阶级基础。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便利条件。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上海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与活动中心。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青年》编辑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则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基本成员,上海发起组实际担当了组建中共的临时中央。中共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初期的活动,构成上海近代史的华章。     

接李德进苏区——访当年执行任务者卓雄

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际。 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第四次反“围剿”前后,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 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进入苏区有两个途径,一是浙赣陆路线,二是从上海经香港到汕头的海上线。由汕头经潮州、大埔、永定再到苏区上杭、长汀、瑞金是水陆兼行。这条线是中央政治保卫局交通科建的。具体负责人叫陈泮年,绰号陈胖子,他是交通科长。这条通道跨苏区、半游击区、白区三段,大埔三河坝以下是水路,以上则是山区。     

建国前夕中共创建石家庄民众参政机构的实践

在中共筹建新的中央政府的大背景下,遵照刘少奇的指示,石家庄市以试行临时参议会为开端,最终越过各界代表会阶段,确定了“人民代表会议”的城市民众参政形式。1949年4月,石家庄市以阶级分析为基础,采用民主程序,直接选举产生了该市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1949年7至8月,在全国城市中首次以“人民代表会议”的名义,召开了会议,选举了新的政府委员会。但在中共中央看来,类似于石家庄市的经验和做法在当时条件下却无法实施,加以受斯大林关于通过普选取得新政权合法性建议的影响,中共中央正式区分了“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两个概念。在此情况下,石家庄市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只能属于“各界代表会议”的范畴。     

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八七会议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内不少同志的提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秘密举行。这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顾顺章组建“新共产党”的前前后后

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在国共两党斗争史上,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先生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世人称做“第三党”),从事反蒋活动,其经历已广为人知。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亦曾有人野心勃勃地试图组建一个区别于中共的“新共产党”,试图走一条既别于国民党也别于中共的第三条道路。此人就是中共党内的大叛徒,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顾顺章,又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县白杨人。其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顾1926年…     

顾顺章为何突遭蒋介石下令枪决

正通过诸多电视连续剧,对于顾顺章其人,观众大致有这样的印象:20世纪30年代初,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的多个秘密机关,导致中共的地下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电视连续剧传递给观众的这个信息是尊重史实的,不过,电视剧中纷繁的情节,多少有演绎的成分。抛开演绎,让专家来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顾顺章。顾顺章被捕前后的真实情况真实的顾顺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必要作个简单的介绍。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     

广西大事记（中华民国之二十九）

民国26年（1937年）7月 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电广西、上海、太原、西安中共负责人,请他们根据中共宣言及红军关于团结抗日的通电,与当地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的对外阵容,以应付大事变。13日李宗仁召集桂林各界代表讨论“七·七”芦沟桥事变,决定由各界领袖通电全国,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发动全国抗战,     

“左”“右”之间：北伐前后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与分裂

北伐前后,中共在上海曾与虞洽卿等商人有过密切联系,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即在此背景下展开。在此过程中,虞洽卿曾被视为“资产阶级左派”代表人物,也是工人暴动后在上海建立“临时市政府”的重要合作者。不过,虞与中共的合作主要仍在国民党的框架中进行,当与之有旧谊的蒋介石到上海后,虞便成为蒋重要的财政顾问。尽管虞洽卿的行动,未必能代表上海商界多数商人的倾向,但却反映了某些商人潜在的政治投机心理及对政商关系的刻意经营。由于时势与环境的影响,中共在当时的实际政治斗争中也会弹性运用“阶级分析”,来解释其运用虞洽卿等人的政策。但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失败,却为党内反对派提供了批判依据,甚至影响到后来路线政策的走向。     

牛兰事件的政治波澜

1931年,因一连串的被捕事件,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中共中央工作几乎陷于瘫痪,这是中共在中国城市革命工作异常艰难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的6月15日,上海英法租界发生了轰动国内外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被捕事件,严重影响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这一事件虽然发生     

郭潜，成为特务首脑的中共叛徒

中共叛徒中,投敌后做特务的很多,如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被安置在军统局,做了戴笠手下的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在数十年的国共斗争中,安排中共叛徒作特务,也是国民党方面的常用手法,按照国民党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系统来说,在军统系统的还有担任过中革军委秘书长的徐梦秋、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乃光、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等;在中统系统做特务的有担任过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劂顷章、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徐锡根、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卢福坦、中共上海执行局书记李竹声、中共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等。     

合力与消解:中共中央长期驻于上海及最终迁离的动因

中共中央长期驻于上海,实与上海兼具"天时"、"地利"、"人和"诸有利因素有关,是历史诸因素合力的结果。所谓"天时",是指1927年以前上海与中共城市中心的革命主题及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相耦合,并占有主导地位。所谓"地利",是指上海具备适宜革命成长的土壤。所谓"人和",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建党。当然,1927年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主题的转换,国民党及租界对中国共产党迫害的加剧,致使诸有利因素逐渐消解,中共中央遂于1933年春迁往中央苏区。此举既是形势所迫,亦是大势所趋,因为中共中央的驻地理应跟随革命主题的改变做出应有的调适。     

烟海觅圣地──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经过

烟海觅圣地──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经过文图吴志明中共＂一大＂会址：上海望志路１０６号（现为兴业路７６号）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上海市某处一幢居民小楼里,秘密地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年＂一大＂的会址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上海的住宅浩如烟海...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及其意义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把北上抗日的主要方向放在山西、绥远两省,并从思想、组织、统一战线到军事策略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使得山西最终成为华北抗日的战略支点和巩固的根据地。1936年2月,为了打通北上抗日的通道,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在75天的时间内转战53个县城,并在中阳、石楼、灵石等地建立了党的组织,在赵城、洪洞、汾西、蒲县、临汾等地组建中共临时县委,在中阳县建立了中共中央县工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石楼、永和、隰县、灵石、蒲县、汾阳等县建立了一批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并成立了河东独立团和20多支地方游击…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5）

按照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安排,1927年8月初,一批在武汉的中委、临委、共青团中委及湖北、湖南、上海等主要地方党委的负责人陆续来到汉口一栋英国人开设的怡和新房开会,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具体全面负责会议代表的接送与会场组织工作。     

邓中夏在敌人法庭上的战斗

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邓中夏,于1933年10月在南京雨花台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在被捕受审期间,面对敌人的威迫利诱,坚贞不屈,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邓中夏是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的。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党内王明的“左”倾错误,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损失。中共临时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