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重华宫沿革及翠云馆装修年代考

本文论述了清代重华宫之沿革。乾隆皇帝即位后,将其为皇子时的龙潜旧邸乾西二所升为重华宫,并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太子宫。作者同时考证了翠云馆的装修年代为乾隆十九年,而其现存格局的形成应在乾隆二十年。     

清乾隆帝玉器观初探

乾隆皇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初三日。九岁从翰林院庶吉士福敏学文,后又从庄亲王允禄习铁炮,随贝勒允禧练弓术。雍正五年(1727年)于紫禁城西二所(即今之重华宫)成婚后,在学业上又受到张廷玉、朱轼、蒋廷锡等名儒指导,日渐精深。他     

故宫重华宫藏原状陈列瓷器赏析

正重华宫始建于明代,位于北京故宫内廷西路西六宫以北。原为明代乾西五所之二所,弘历成婚后迁居于此。弘历登基后,此处作为龙潜旧邸,升为宫,名重华。自乾隆八年开始,重华宫是每岁新正召集内廷大学士、翰林等人在重华宫进行茶宴联句、联系感情的场所。重华宫三进院落,分别名为崇敬殿、重华宫和翠云馆,现原状陈列瓷器38件,器物烧造年代集中于康雍乾三朝。按照其功能可大体分     

故宫藏建筑装修用玻璃画

玻璃,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早有记载,但清雍正朝开始在宫中安装门窗用的平板玻璃则属于舶来品。而乾隆、嘉庆时期风靡一时的玻璃画,因其色彩鲜明强烈,具有喜庆气息,成为当时皇家贵族所追求的时尚。本文依据档案资料,结合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玻璃画实物,讨论了乾隆朝玻璃画的内容与特点,并指出此批玻璃画原用于重华宫厨旁前殿的装修。     

重华宫赐画:兼论古画中乾隆“五玺”全而《石渠宝笈》未著录的现象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收罗了大量古代绘画,同时也将部分藏品慷慨地赐予臣下。尤其在每年春季的重华宫茶宴上,乾隆会以颁赏形式将内府名画赐给与宴大臣。在乾隆朝大约48次茶宴中,乾隆可能赐下近两千件古代绘画。这些作品都有乾隆御题诗、"五玺"全等共同特点。这一现象为今人了解清代宫廷鉴藏活动,尤其是为了解乾隆御题、内府鉴藏用印以及宫廷书画著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奇华宫”铜炉年代考

"奇华宫"铜炉因铭刻"天汉二年"往往被认定为西汉武帝时期遗物,但是其器形与与唐宋时期的香炉十分接近,与汉六朝时期的炉相差甚远;铜炉腹部和足面装饰狮子图案也流行于唐宋时期;铭文所记二级工官制度目前发现仅出现于汉元帝及以后时期,汉武帝时期并没有出现。据此判断"奇华宫"铜炉所刻铭文乃后期伪造。     

普天同庆 清代万寿盛典展(下)

正15.九老图千叟宴诗双面插屏插屏用天然木拼粘攒接成边框和底座。屏心髤黑色漆地,嵌青金石、绿松石、玉石、玛瑙等,组成了松树、竹、山石、花草、人物的《会昌九老图》,背面雕刻乾隆皇帝御制《千叟宴》诗两首。其一为《千叟宴恭依皇祖原韵》:"抽秘无须更骋妍,惟将实事纪耆筵。追思侍陛髫垂日,讶至当轩手赐年。君酢臣酬九重会,天恩国庆万春延。祖孙两举千叟宴,史策饶他莫并肩。"另一为《千叟宴毕坐重华宫得     

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

通过进贡赢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好感,是利玛窦开创的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宫中进单》中的传教士进单,总结出乾隆朝西洋传教士的三种进贡类型:一是通过地方官员的进贡,二是新到京传教士的进贡,三是在京传教士以臣下身份在节庆时的进贡,进而指出进贡是传教士的一种集体行动,并探讨了传教士在乾隆朝特殊环境之下进贡时的憎恨、企盼,甚至感激的心理。本文结合其他材料,通过进贡透视了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着重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西洋奇物的好奇,二、对西洋器物的广泛兴趣,三、对西洋绘画的持久兴趣。进贡是一种交往形式,进贡中传教士与乾隆皇帝各怀目的,但进贡本身已注定不是一种平等的交往,一切都由乾隆皇帝所决定。     

三宫六院具体是哪些？

三宫六院是指清代皇帝及嫔妃后宫起居各处。三宫：指故宫内廷中路的三大宫殿,即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六院：有东路六宫和西路六宫。东路六宫：斋宫、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景阳宫、永和宫：西路六宫：储秀宫、翊坤官、永寿宫、长春宫、威福宫、重华宫。     

让乾隆皇帝佩服的宋仁宗

自称十全老人的清乾隆皇帝弘历,自视甚高,很少有人能入其法眼。但他承认,有三个帝王,却为他所佩服,一是他的祖父康熙玄烨,二是唐太宗李世民,三是宋仁宗赵祯。     

西藏神巫拉穆吹忠与乾隆宫廷往来史实——乾隆帝设立金瓶掣签制度内因研究

拉穆吹忠是西藏护法神白梵天的代言神巫,是乾隆设定金瓶掣签制度时的关键人物,作者新近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中又发现了多件与拉穆吹忠有关的档案文物,为研究拉穆吹忠与乾隆宫廷之关系,研究金瓶掣签制度的内在成因提供了新材料。拉穆吹忠因在寻访确认八世达赖呼毕勒罕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受到乾隆皇帝和章嘉国师的重视,乾隆皇帝对拉穆吹忠予以很高的礼遇,成为西藏地方政教领袖及与清朝关系史中的特殊角色。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金瓶掣签之策的产生与乾隆皇帝对拉穆吹忠的了解有直接关系。     

陈书绘画简论

陈书及其绘画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研究课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她是作品被清朝皇室收藏最多的女画家。本文简述了陈书在花鸟、山水、人物画创作上的成就,并就陈书作品入藏清官的原由作了较详细的探讨,着重指出了其作品被清官收藏最多的原因:一是与乾隆皇帝的好尚相吻合;二是其子钱陈群的力荐。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与达天通理会晤再考

正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率领诸多随从二千余人,不远万里从札什伦布寺启程,参加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历时一年多。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承德,九月初二到达北京,居住在西黄寺。期间与乾隆皇帝多次会晤,商讨事宜。同时,在皇六子永2)的陪同下,瞻拜京城寺院、名胜古迹。十一月二日,六世班禅因患"天花",治疗无效     

乾隆帝定名罗汉画名相考（上）

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罗汉题材的绘画,曾命丁观鹏、姚文瀚等宫廷画家创作了大量的罗汉画,还亲自对罗汉的名号和座次进行考订,并依章嘉国师编纂的《同文韵统》重定了罗汉的名号。十六罗汉的座次则与章嘉国师所编《诸佛菩萨圣像赞》中的一致,系遵循了藏地的传统。十八罗汉中的最后两位接纳的是汉地的降龙和伏虎。乾隆帝新定的罗汉位号有两个失误:第七和第八、第十七和第十八尊者的译名对译错误,位号错置。本文对乾隆帝新定的罗汉位号、两个失误的详情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从中亦能窥见乾隆皇帝对于藏传佛教的认知和宗教取向。     

爱新觉罗·兆瑞题释清宫交泰殿皇帝宝谱

中国玺印,是中国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帝王印章是宫印体系中最高规格的玺印。“宝玺”是指皇帝处理政务使用的各种玺印,是皇权和地位的象征,是国之重器,是自古天子不可假人的名器。乾隆皇帝曾言:“盖天子所重,以冶宇宙,申经纶,莫重于国宝。”他还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制度,规定在不同的场合,所用的宝玺也不一样。比如:颁布诏书时要用“皇帝之宝”,祭祀神灵时用“天子之宝”,册封外邦蕃王时用“天子行宝”等等。     

爱新觉罗·兆瑞题释清宫交泰殿皇帝宝谱

中国玺印,是中国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帝王印章是宫印体系中最高规格的玺印。“宝玺”是指皇帝处理政务使用的各种玺印,是皇权和地位的象征,是国之重器,是自古天子不可假人的名器。乾隆皇帝曾言：“盖天子所重,以冶宇宙,申经纶,莫重干国宝。”他还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制度,规定在不同的场合,所用的宝玺也不一样。比如：颁布诏书时要用“皇帝之宝”,祭祀神灵时用“天子之宝”,册封外邦蕃王时用“天子行宝”等等。     

沈兼士与《四库全书》

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客观上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大文化奇观,它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它与长城、大运河一样,为世界所瞩目的"中国古代三大伟大工程"。乾隆皇帝不仅策划了《四库全书》的编修,而且还想好了有关《四库全书》的收藏。该书共缮写了七部,分藏七阁     

忒涅关于六世班禅朝觐的记述与乾隆治藏方略的调整和决策

1883年英属印度特使忒涅出访札什伦布,在其报告中记述了班禅朝觐期间清廷治藏方略的调整。对比中方文档并考证忒涅记述,可以确证班禅朝觐期间,乾隆皇帝对治藏方略有两次大的决定。一为乾隆皇帝在承德接见班禅期间,征询其意见,决定八世达赖亲政,六世班禅辅政,召回掌办事务喇嘛;二为乾隆皇帝到北京后修改了承德的初步调整决定,最终决策撤销六世班禅辅政,掌办事务喇嘛留任。这一最终决策是经过多方征询、多次修改做出的,对当时稳定西藏具有重要意义。忒涅报告只包含承德初步调整,完全没有涉及北京最终决策。北京的最终决策在班禅染疾前就已形成,并征询过班禅意见。英属印度开通对藏贸易的打算违背了清朝中央政府对外政策和治藏方略而必定落空,与六世班禅逝世无关。     

信息

齐聚清东陵观摩皇帝婚礼8月30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清皇家陵寝组成部分的清东陵迎来了重要节日—乾隆皇帝与孝贤皇后婚仪280周年纪念日。值此机会,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和北京金星清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共同举办"迎奥运,爱我中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暨乾隆皇帝婚仪280周年大型系列纪念活动。     

乾隆朝湖北宝武局试铸八分重铜钱考

从铸钱制度来说,清政府从建立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的约200年问,从未有过铸造低于一钱重铜钱的相关规定。但在具体铸钱中,乾隆十一年（1746）,湖北宝武局经过奏请乾隆皇帝同意,铸造过八分重铜钱。这是清代前期钱局将铜钱每文铸重降至一钱以下的唯一一次试铸,也是清代前期铸造的最轻铜钱。但这次试铸只实行了约半年时间就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