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种大规模的运动而闻名于世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其实,作为一种就业安排,它在50年代就已开始,而且在“文革”前已部署得较为完备,组织得较为严密,操作一度也进行得颇为理想。这与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倡导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刘少奇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亲历知青待遇改观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了一个重要的批示。这个最高指示发表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其实在这之前的1968年9月,我们江苏如皋的老三届（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年后,已经在农村去插队了,我当时就在本县东陈公社插队。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的缘起

"老三届"专指文化大革命开始时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中、高中在校生,他们大多出生于新中国建立前后的1947年到1952年间.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们的年龄都在14～19岁左右.当时全国城乡的在校中学生约有1250万人,其中高中生137万人,初中生1113万人.到1969年初,"老三届"学生已经基本离校.他们的分配方向是,家在农村的全部回乡,家在城镇的除少数进入工矿企业或参军以外,大多数人上山下乡,在"文革"以来下乡的1500余万知识青年中,"老三届"学生约占400万人.     

王宗一冤案四十年祭

王宗一同志离开我们四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他死时四十二岁,正是人生的盛时,他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很重要、很有益的事,没有留名,鲜为外界所知。     

我当年的“造反”生涯

一段历史流逝的是时间背负的是沉重直面是一种勇气“文革”初期,我当上了造反派红卫兵。赴京串联之后回到成都,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投入火热的斗争。既然已经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就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以前那种游离于运动之外的状况,是结束的时候了。在北京时,我得到了一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于两个多月以来“文     

“文革”前王海容与毛泽东的交往

1950年仲秋,毛泽东电邀九表兄王季范进京。在中南海的那次洗尘晚宴后,毛泽东把过去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王季范。望着年近古稀、须发花白的表兄,极富感情的毛泽东悲从心来：“九哥,……”毛泽东不知从何说起。好半天,他才哽咽着说：“你把德恒(王季范长子)交．给我,可我没有照看好他,自当难辞其咎啊!……”说着说着,止不住两行清泪潸然而下。     

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

“安亭事件”是上海“工总司”成立后制造的一个卧轨事件,是搞垮上海市委的一个严重步骤。其概况是：     

“文革”中的新六届

新六届,相对于老三届而言,主要指的是1973届到1978届毕业的高中生。这新老九届的高中生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都一无例外地毕业后就上山下乡插队,当了知识青年。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文革”期间的杨成武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杨成武和杨勇、杨得志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杨得志已先杨成武而去。1955年首次授衔时健在的上将如今已经寥寥。一代名将杨成武,在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来临后,也难逃厄运,被吞噬在这场“红色运动”中。     

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批林批孔”运动始末

一 自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社会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     

“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兴翻旧账。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就跑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去翻旧账,专拣那些“文物级”的报刊翻。翻着翻着,一大叠1936年的《华北日报》直叫他们欣喜若狂。翻到灰头土脸的《华北日报》10月14日第2版,一则“反共启事”赫然入目：     

我的“带队干部”岁月

我是淮南市第三中学的退休教师,现已年届古稀,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因“路线觉悟高、身体健康和作风正派”,被学校党组织、工宣队选中,到农村参加带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工作,简称“带队干部”。由于当时处在“左”的年代、知识分子倒霉的时期,我倒也乐意接受这一光荣任务,并积极将自己身上患的痔疮进行了开刀治疗,以便“轻装”上阵,更好开展“带队工作”。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当年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     

沧海横流显本色——冯雪峰、胡风“文革”中的一则轶事

冯雪峰（1903年—1976年）和胡风（1902年—1985年）,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艺理论家,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他们又同是鲁迅先生十分信任的战友和学生,鲁迅革命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建国后,他们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饱尝了无数的屈辱和苦难。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出党,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降工资三级;胡风则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判刑20多年。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们与周扬一直处于情感隔膜、思想对立状态,彼此积怨甚深。周扬是造成他们后半世人生劫难的关键人物之一。历史…     

“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始末

四清运动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在四清运动中,湖南是表现最积极的、也是开展运动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省份,特别是运动期间在益阳县发生的“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对全省四清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波及全国。为此,本文试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番述评。     

“老革”考释

本文从方言和逻辑分析的角度,从彭之死,对《三国志》中＂老革＂一词的涵义做了新的解释＂,老革＂犹言老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