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

南京路商界联合会是五四时期租界华商争取市民权运动的产物,是一个以中小商人为主体、以南京路商业街区为基本活动范围的新型地域性商人团体.在功能取向上,南京路商联会关注街区内的公共事务和街区外的公益事业,成为南京路上华商与租界抗争和沟通的桥梁,在工商纠纷尤其是劳资纠纷中积极扮演调人角色,在市民权运动、国民外交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表达了强烈的民族、社会与政治关怀.     

晋商成功之道（连载五）

第三章营销高招山西商人在其鼎盛时期,商业网络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们还是国际贸易的先驱。早在明代,已有山西商人兴贩于海外;清代,山西商人在称雄国内商界的同时,积极向国外拓展市场,始终垄断着恰克图贸易。清朝嘉庆年间,恰克图有山西商人开办的商号60余家。曾经目睹恰     

近代中国商人的“参政运动”——抗战后商会争取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名额述论

抗战胜利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虽然也是以发展经济、保护商人利益为宗旨的民间商业团体,但却积极开展了力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这一争取参政权的重要政治活动。尽管过程曲折复杂,最终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效,使商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有所增加。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待商会争取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的态度与举措,以及广大工商界人士的内心感受,似乎并不能证实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这一传统结论。     

论清末广东商人政治活动的尝试

20世纪初,广东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他们通过成立广州总商会、粤商自治会等实现了组织型态上的重要转变,希冀振兴和保护商业。但商业的顺畅与否,常与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广东商人发动了许多保护国内产业的政治活动,比如抵制外货运动、参与一些国内政治事务等等,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治参与意识的成长。     

明清时期黟县商人研究概述

本文回顾了近三十多年以来黟县商人研究的状况,通过梳理黟县商人研究的资料,总结黟县商人研究的若干问题,认为应该在加大力度发掘新资料的同时,多视角研究黟县商人,积极为现代商业发展服务。     

商人与袁世凯政权

中国资产阶级与近代政府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本文以资产阶级的重要成份──商人与袁世凯政权的关系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商人对袁世凯当政时期几。关键事件的态度,从而厘清了商人与袁政权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并进而在历史考察的基础得出结论：中国商人低下的发展水平是商人阶层长期未能成为一支独立的积极的政治力量的重要原因。     

议晋商的商业文化特点

山西商人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商业经营,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点的晋商商业文化。开拓进取、诚实守信等鲜明的商业文化特点,使得晋商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绩,并对现代商业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探寻明清晋商的现代化特征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商业的繁荣和商人的大量出现是其中突出的现象,而晋商的兴起以及其在商界活跃近五个世纪的历史更是引人瞩目。就明清晋商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性质来看,晋商在茶的产供销一体化经营路径、管理制度中的身股制的先进性和金融工具票号的性质和发展三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中国经济早期的现代化特征,是一个研究晋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近代玉林之外广西其他地区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三

近代玉林籍商人在广西各地一共建立了6座商业会馆,是广西本土商人中建立商业会馆最多的一个,这显示出了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近代玉林籍商人所从事的行业不仅包括杂货业、经纪业、鱼盐业、蓝靛业等传统产业,同时还经营矿业、汽车运输业、化工业等新兴产业,其中从事餐饮、鱼盐及交通运输业的商人与玉林当地的产业联系十分密切,而从事矿业等新兴产业的商人则多与政治联系紧密,他们经营的产业类型日益多样,甚至开创了广西部分产业的先河。玉林籍商人群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经商所在地和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晋商精神面面观

明清时代,晋商称雄商界数百年,使山西成为全国首富之区,为中国商业史谱写了壮丽的篇章。这是山西商人的骄傲,也是山西商业史上的一段非常值得称道的辉煌历程。山西商人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从客观上分析,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物质因素。比如,土地贫瘠,生计困难,不得不远走他乡,谋取什一之利;地处塞边,位居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与平原汉民族农业地区之间,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要津;地下资源丰富,手工业较发达,铁器、铁货受到消费者欢迎;再加上明代政府实行“开中法”,这一政策开始实施时山西人便捷足先登,从事贩运粮盐的贸易等等。然而,山西商人发展…     

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学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艰难地然而终于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迈向史学现代化的新途。在这一过程中,中西史学的交融呈现鲜明的特点：史学的传播渠道由欧美直接输入为主,以取代从日本的间接输入;中国学人留学欧美成为时尚,从欧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中西史学的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传播西方史学的主体;而传播的内容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为主,历史哲学的引入更令人瞩目;出版机构在民国时期中西交流中起到重大和显著的作用。     

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甲组夯土基址的处理与加固保护

田野考古发掘的夯土建筑基址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文物保护领域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殷墟宫殿区内发掘的夯土建筑,作为一种特殊历史文物,是见证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实物。保护和利用好现有的遗址,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根据保护土质文物的原则和要求,经过针对相关样品的分析测试,在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使用土质文物加固剂对建筑基址进行了全面的处理和保护。     

商王朝东征与商夷关系

商王朝东征始自中商仲丁时期,此后直至商末,商王朝持续对东方夷族用兵。商王朝东征对商代的历史和商夷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推动夷族商化,二是商夷之间长期对峙,并导致夷族内部的分化。中商时期商王朝东征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并掠夺资源,晚商时期几次大规模的东征是征伐不服于商王朝的以人方为代表的东夷族。     

民初晋北乡村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以崞县为例

民初晋北乡村作为历史大变革时期重要的社会单元,其生活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还包括劳动生活方式和婚姻生活方式等。且由于晋北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区,故在生活方式上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与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绝对领导,是适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领导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基石,是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绝对领导,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必须坚决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制定与调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财政体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的原则、平衡性及两者的规模比例等方面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较为合理,但这一划分仍有许多不足。     

《重译富国策》与《续富国策》出版先后问题析

通常观点认为陈炽在重译《富国策》基础上或同时撰写了《续富国策》一书。本根据《续富国策》书中的具体内容和《重译富国策》的序言证明正确结论应是《续富国策》撰写出版在先,《重译富国策》译述发表于后。     

清末民初酒税制度因革论

清末财政困窘,支出浩繁,政府在维持旧有税收的同时,力图开辟新的税源,并因应时势而不断变化,酒税从厘捐到烟酒税这样的变化就体现了这一发展历程。民国初创,面临的财政危机依然如故,酒税征收仍然沿习清末旧制,弊病百出。当政者对酒税制度重新设计,意欲将其纳入国家财政收支系统的正轨。对原有酒税加以改革,举办公卖制度开征公卖费,新征烟酒牌照税,构成了民国初年酒税制度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努力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者的初衷。     

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农村高利贷问题与土地的流转

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绝大多数农家的年净余率为零或负数,旧式金融机构已经衰败、新式金融机构尚处襁褓,农村金融枯竭,农民信用缺失,高利贷肆虐其阃,占农村借贷额的70%左右.不愿变卖田地的农家,只能以土地为抵押,举借高利贷,没有失去土地,却向着变卖土地迈出了可怕一步.借贷用于生产投资的些微,利率的高昂,使举债农家还上抵押贷款的可能性极小,为了生存,以抵押为基础,将田地进一步活卖给高利贷者,在一定期限内失去了产权.田赋之外的捐税、借款的消费倾向、高额利率,使农家无力赎回活卖的土地,不得不进一步绝卖,最终失去了土地产权.大致0.51%的土地流转率,单向度的土地流动,说明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土地商品化程度不高,仍处在前市场阶段.     

也谈金初建国及国号年号

金建国于何年？国号年号又为何？史书有不同的记载,金史研究中也有不同的见解。在《金史》与宋、辽、元人所著文献对比运用时,更应重视《金史》的史料价值。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金史》所记金开国史,即金于1115年建国,国号金、年号收国,仍是值得采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