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初广东毁淫祠的局限及其原因考析

从事件的局限出发,考察士大夫阶层的"淫祠"观念及其禁毁淫祠的动机和目的,认为广东士大夫观念上既排斥异端,又主张"以神道设教",导致毁淫祠实施不彻底甚至变质;实践上却张扬儒家教化,贬抑民间信仰,忽略民众意志和需求,则使毁淫祠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和支持,最终成效有限。     

明清两淮盐场社会民间信仰的整顿

<正>明朝建立之后,为了加强对民间思想钳制,巩固皇权,实施拆毁淫祠行动。所谓“淫祠”,即“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不在朝廷祀典之内的都应当予以取缔。两淮盐场社会在明中叶以前崇佛尚道的信仰十分盛行,如安丰盐场“里俗家庙多祀神佛像”,王艮在服膺儒学后才于正德十二年（1517）“撤神佛像,祀祖先”,〔弘治〕《两淮运司志》中鲜有宣扬儒家思想的祠庙,地方文献中也多以“事佛尚鬼”“信巫尚鬼”等文字概括两淮盐场的主要风俗。加强民间信仰整顿成为明清时期两淮盐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读后

遍布城乡的祠神曾是宋代社会的重要景观,其信仰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然而由于近年来学术界对民间宗教的研究集中在经典文本和民间秘密教派、结社上,研究的时段又集中于明清,所以一直没有对两宋祠神信仰做专门研究的著作出现。皮庆生的《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一书弥补了宋史研究中的这一空白。     

明清时期山西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布与差异性分析

以明清山西通志和各县地方志中的祠祀部分为主,揭示了山西民间信仰地域分布的差异性及其制约因素.研究指出,泽、潞、平、并四个地区是山西民间信仰分布的中心,其中晋东南泽、潞地区是山西民间信仰最丰富发达的核心地带,晋西吕梁山区则相对薄弱,处于边缘.这一分布态势对地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台湾民间信仰中的潮汕移民特征

民间信仰崇拜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文化现象,台湾也有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崇拜。台湾的民间信仰崇拜有许多具有潮汕民间特色,例如：三山国王庙,潮军义勇祠,徐三馆以及韩文公祠等,都是在台湾地区流行的潮汕民间信仰崇拜。台湾地区流行的潮汕民间信仰崇拜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潮汕移民特征。本文试就台湾民间信仰崇拜的潮汕移民特征作粗浅的探讨,诚就教于方家同仁。     

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

民间信仰自古以来就不为政府所承认,经常处于被官方压制、打击、甚至被禁止的境地.在古代,民间信仰被视为"淫祀",《礼记·曲礼》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1.那么何谓"非其所祭而祭之"?《汉书·郊祀志上》认为,天子以至庶人的祭祀,都有相应的典礼制度,不合典礼的各类祭祀,即为应当禁止的淫祀,所谓"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2.直至今日,民间信仰的处境虽有所改善,但仍然未被列入宗教法的保护中.     

明清苏州地区关帝信仰与民间社会

关帝信仰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是关帝信仰形成并向江南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苏州地区关帝庙祠兴修和扩建的重要阶段。苏州各州县庙宇称谓多样,地位较高。随着关帝信仰的演变,关帝的神职逐渐多样化,在官方,不仅保留其忠义的形象,还扩展到模范作用,勇武层面;在民间也被赋予求财,保平安等新的神职功能。统治者有目的地增加关帝神职,以此来通过管理这一信仰形式,来组织民众,以达到维持社会稳定,控制百姓生活的作用。而普通民众也在热闹的祭祀活动中得到了心灵的满足。这两方面也同时促进着关帝信仰的不断深入发展。     

关于民间信仰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民间信仰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主要存在于民间社会所存在的历史时段中;它发生于文明诞生的过程中,与民间社会共同萌发、共同形成。同时,民间信仰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精神世界,不同时代的民间信仰因其信仰群体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围是民间社会所发生与传承的种种信仰,对于官方社会中所存在的民间信仰的行为,可视之为民间信仰的影响与延伸。     

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

唐末五代以来,抚州金溪流传着一则与炼银有关的二孝女故事,其中蕴含着彰扬孝烈的教化性文化资源、宣扬仁政的政治性文化资源和保护地方利益的经济性文化资源。二孝女祠祀以元代为最盛。世祖中后期,献利之风盛行,金溪利用该故事躲过了赋银危险。此后,在持续的银赋紧张感推动之下,二孝女祠祀不断被巩固和规范,金溪县人还在日益活跃的诸神请封活动影响之下,力争使二孝女进入祀典。但是,因元代一般不加封非祀典之神、此祠祀少有巫鬼色彩而缺乏广泛的民间影响以及其中隐含的国家和地方利益冲突,二孝女入典归于失败。这一祠祀反映了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及元朝对于笼络和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程度的漫不用心。     

明清漕运与淮安天妃信仰的变迁

淮安地区的天妃宫最早建于南宋,来源于福建籍军士征戍两淮的地域流动,此后天妃宫庙在淮安地区的空间展布与当地河道变迁密切相关。山阳、清河的个案研究表明旧城天妃宫曾作为一亦游亦祀的胜境,国家漕粮的转运导致了淮安地区天妃信仰中心的转换,清口惠济祠逐渐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天妃宫庙,从天妃宫到惠济祠的转移,与山阳、清河城市变迁的轨迹基本一致。官方对天妃神灵的标榜和塑造,使惠济祠内呈现泰山娘娘与天妃混祀的信仰生态,而对其庙会的分析则显示出民间信仰意涵的延展。     

碧霞元君与碧霞元君庙

碧霞元君在明清时期的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碧霞元君”一名盖出现于唐代,此时也应该出现了其祠庙。宋代,碧霞元君庙在一些地区有零星分布,明成化以后祠庙数量急剧增多,行宫遍布大江南北。碧霞元君庙会规模较大,在华北的一些地区规模尤大。碧霞元君庙的规模不一,有一些相当大,超过了泰山的祖庙。皇帝、王公、太监、官员、僧道、土绅、百姓、军人等阶层都参与了碧霞元君庙的修建。碧霞元君庙大多有香火地。其祠庙由道土主持的较多,由僧人管理的也占相当大的比例。一些地方有碧霞元君庙与东岳庙、天妃宫混淆的情况。对于碧霞元君这种民间信仰,一些封建土大夫颇有微辞。     

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信仰的地域扩展

碧霞元君由汉唐泰山玉女这一文学意象发展而来,宋元时期在道教的逐步吸纳和国家认同的共同推动下,其完成了从民间俗神到道教神仙的转变。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不仅多次得到帝王致祭、赐额,成为国家“准正祀性”神灵,其信仰也从泰山一隅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庙宇亦由山东等地向全国近20个省区扩展,形成了不同的核心、扩展、边缘区。碧霞元君信仰地域的扩展,与“岳镇海渎”之祭及朝廷推崇;其神职及信奉民众均多;流动官员、士商、移民的传播及道教的推动等诸多因素有关。     

《唐长安佛寺考》若干问题辨正

《唐长安佛寺考》是研究唐长安佛教寺院的一篇力作,该文考定唐长安城及其近郊佛教寺院共有200多所,此论在学界颇有影响。然而,该文所列唐长安佛寺中,重复、错讹现象较多。本文利用佛教典籍和历史文献等相关史料,辨析订正其舛误20余则。     

《唐长安佛寺考》补苴

本文根据佛教典籍、历史文献、碑石、方志等相关资料,在孙昌武先生《唐长安佛寺考》一文的基础上,新增补唐长安及其近郊佛寺28所,并对某些佛寺的建置沿革问题进行了订正。     

从墓志看佛教对唐代妇女生活的影响

从对唐墓志的分析考察可知,唐代妇女信佛者较多,在家修行的妇女占绝对多数,且相当地分奉佛者为孀居妇女。唐代妇女诵读或抄写的佛典主要集中在金刚般若、法华、涅槃、维摩等经上,尤以金融般若、法华两经为最。唐代妇女祟佛原因众多,其中不少孀居妇女、宫人、宦官夫人、无子和不育的妇女多从佛教中寻求精神和情感寄托。唐代妇女祟佛对社会风尚、生死观念和丧葬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清代佛山镇的义仓、祖庙与地方善举

在清代的佛山镇,义仓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地方善举,成为地域社会的"善举联合体"。佛山义仓的运作机制,不是对宗族公产房支轮值原则的简单移植,而是将"九社""八图""二十七铺"的里社组织融入到义仓的管理中,且在义仓管理中,力求革除豪族对义仓公产的强占,从而使义仓成为佛山地方善举的母体。在社会联结的意义上,围绕北帝信仰的祖庙,在空间和象征上成为佛山镇公共管理的黏合剂。     

神明的正统性与社、庙组织的地域性——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社会史考察

对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性质和渊源,学界多从信仰上帝为独一真神,反对偶像崇拜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依据实地调查及对各类官私文献的重新释读,指出在明清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确立的过程中,浔州府地方往往将社、庙神明正统化并依赖其来维系既有地方社会秩序,清中后期更以社、庙祭祀为中心形成了村落联盟组织。这样的地方信仰及组织深刻影响了拜上帝会的形成。在与正统神明崇祀及村落联盟组织的激烈斗争背景下,拜上帝会一系列的毁庙举动,表面上以打破民间偶像崇拜为旗号,实际上蕴含了对抗当地村落联盟等地方组织的族群政治意义。对此事件进行深入剖析,或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有其更为复杂的地方历史背景。     

牌坊与徽州文化

牌坊与民居、祠堂并誉为徽州"古建三绝".作为建筑艺术与人文精神交融的产物,牌坊不但是中国古典建筑的代表,更直观体现了社会伦理文化.明清时期徽州建造了大量的牌坊,这是经济因素、乡土礼法和宗法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     

陕西唐宋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建筑群体对比研究

本文以陕西唐宋时期的石窟寺建筑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典型石窟寺建筑实例入手,与汉地木构佛寺建筑群体进行对比、分析,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研究：一、对比分析陕西唐宋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建筑的营建背景：二、进行陕西省内唐宋时期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在建筑群外环境的对比研究;三、进行陕西省内唐宋时期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在建筑群形态发展方面的对比研究。通过上述的研究方法,探讨出：陕西唐宋石窟寺在营建背景、建筑选址、建筑构成、建筑布局方面的发展规律及特点。     

近30年来的汉代民间信仰研究

民间信仰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热门的研究课题,但关于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却相对较少,这其中既有史料匮乏的原因,更与理论指导的缺位有关。近30年来文史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涉及民间信仰的主要对象、西王母信仰、伏羲女娲信仰、巫信仰、神仙信仰、民间佛教信仰和道教信仰等问题。以往的研究固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亦存在不足。今后要加强对汉代民间信仰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研究,尤其要深化对地域性神灵及其文化功能的研究,也要合理借鉴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使得我们对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不仅要知其然,更要在深度分析的基础上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