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兼与《纲要》教材商榷

从九一八事变至我党发布五五通电这段时期,中共对蒋政策是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党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这一时期中共对蒋政策应是抗日反蒋,根据有四:一是"抗日反蒋"提法载入中共中央文件;二是"抗日反蒋"提法见诸我党和红军负责人的言论中;三是"抗日反蒋"口号符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变化;四是"抗日反蒋"是党史学界权威著作较为普遍的观点。     

略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主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经历了从“反蒋抗日－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四个阶段。本文研究了从“反蒋抗日－抗日反蒋”这一阶段的历史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逐步确立起来的,其间虽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共独立自主的自觉的努力起了主要作用。     

“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兼与《纲要》教材商榷

从九一八事变至我党发布五五通电这段时期,中共对蒋政策是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党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这一时期中共对蒋政策应是抗日反蒋,根据有四：一是“抗日反蒋”提法载入中共中央文件;二是“抗日反蒋”提法见诸我党和红军负责人的言论中;三是“抗旧反蒋”口号符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变化;四是“抗日”反蒋”是党史学界权威著作较为普遍的观点。     

斯大林、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发,出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意外。如何解决事变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陕北的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表示联合张、杨积极推动抗日反蒋;正在莫斯科的王明则提出了立即枪毙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共产国际也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与中共电文交驰,力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试析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蒋政策的演变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蒋政策经历了反蒋抗日、逼将抗日、联蒋抗日的复杂变化过程。这一系列变化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蒋介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所决定的。     

福建事变痛史

发生在70年前的福建事变,是正当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因受蒋介石排斥并力主抗日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官兵发动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立国改元换旗的兵变。他们以抗日反蒋为号召,欲联合其他反蒋力量及中共红军共同抵御外侮,在拒绝蒋介石逼诱之后毅然发动义举,终因寡不敌众孤立无援而悲壮地失败。《福建事变痛史》一文讲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经过。     

不可阻挡的红色浪潮

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这是一群忠诚的战士。有时候他们要众志成城,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反蒋,有时候他们却要一个人去战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共贵州地下党。     

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福建发生反蒋事变。面对这一重大变故,中共心态十分复杂,公开表态和实际做法也有相当距离。应该说,福建事变爆发后,中共内部对尽可能保住十九路军这一反蒋力量尚有共识,在军事上也给予了一定帮助。但在当时背景下,红军和十九路军的共同作战尚难实现,中共设想的战争计划是在江西趁国民党军之虚,以红军主力出击南昌一线,既围魏救赵,又扩大自己。这种一石数乌的计划,是当时中共顾虑多种因素、应对复杂形势的产物,体现着一个理论依赖颇强的年轻政党面对复杂形势的困惑与抉择。     

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

围绕着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国内外的中国共产党史专家、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论著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抗日反     

中共“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形成

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过程中,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是因为受到张学良的很大影响。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张学良的生死之交黄显声将军

在张学良未被软禁前的军旅生涯中,曾有一位得力助手——黄显声将军。黄显声曾任张学良的副官、卫队旅旅长,后成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特别党员。为了反蒋抗日和营救张学良,黄显声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在新中国解放前夕,牺牲于重庆中美合作所。     

为什么农工党能够酝酿发动“福建事变”——农工党与十九路军的深厚渊源

1933年11月20日,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推动下,驻守福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联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外界称之为“第三党”）等反蒋势力,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同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运动。     

西安事变前后的莫斯科

传统认为,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各支部政策的转折点.把它作为大背景,来探讨各共产党政策的变化,固然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无论莫斯科还是中共,其政策的转变都不是以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泾渭分明.在中国,1935年<八一宣言>的发表并没有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从被推翻的对象转变为合作抗日的力量.即使参与这个重要文件起草的王明,在<八一宣言>发表后也依然坚持反蒋抗日.此后还出现了为推翻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而鲜为人知的计划和尝试,其中均不无莫斯科方面的参与.     

从国共党际环境的演变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发展轨迹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共产党对国民党由敌对关系到合作抗日的酝酿时期,到国共联合建立党际环境联络机制的谈判阶段,再到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党际环境日臻成熟的形成过程。它的发展动向对战时的世界局势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进程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不断加深背景下对国共两党抗日态度、立场和政策的影响及关系展开思考,从国共党际环境演变的角度探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发展轨迹。     

张云逸三进闽西

张云逸大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及抗日战争初期三进闽西,在红土地上留下光辉的足迹。 以中央政府代表身份赴汀州谈判 1933年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他们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为旗帜,在福建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愿同红军停战,联合反蒋抗日。事变前,福建方面曾派代表同     

全面抗战前红军改编谈判中的国共较量

中共是蒋介石的劲敌,也是西安事变善后的主要对象。蒋介石欲收服中共,中共要联蒋抗日。双方不同利益取向却有共同的抗日诉求。抗日促使双方和谈,以达成共识。红军安置问题是双方谈判的重中之重,以此为中心,国共展开较量,围绕红军防地、人数、编制和领导权等进行博弈。蒋介石极力压制中共要求,中共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还未完全撤离西安,以及国内的抗日氛围,要求蒋介石满足红军改编条件。受国际博弈和国内政争影响,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时而妥协、时而强硬,中共有限度忍让同时对原则性问题坚决不让步,最终蒋氏不得不妥协,在人数和编制上满足中共要求,但蒋介石觊觎红军领导权并欲控制中共,加之掌控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导致红军改编未能实现。     

试论20世纪30年代初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冯玉祥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中共再次合作,是出于其反蒋的现实需要。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与中共北方特科的积极参与和正确帮助有关,但它的失败又与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导和前委的极左举措密不可分。冯玉祥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取决于他当时所处的主客观条件。冯与中共合作的经历说明,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他会主动联共;但当他认为这种联合的实用性变小,或对他构成威胁时,就会转而反对、阻止中共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甚至不惜与中共闹翻。同盟军失败前夕,冯玉祥之所以没有公开“分共”,是由当时的特殊环境决定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冯玉祥

九一事变后,冯玉祥慷慨激昂,呼号奔走,呼吁反蒋抗日,进而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揭起抗战大旗。透过冯玉祥“日记”,从历史上加以考察,这一切绝非偶然。     

广西大事记（中华民国之二十八）

22日中共南方临时工委致函中共桂西区特委,就桂西区红军游击队与广西当局军队合作抗日谈判问题提出5点指示。主要内容是：要极力避免与政府冲突,立即提出“拥护李白总副司令对日焦土作战主张”口号;在“促蒋抗日”这个紧急任务下,加紧动员向国民党及其军队进行协作抗日谈判;在谈判中,丝毫不能减弱中共扩大党与武装部队的组织,同时做好争取民团的工作;迅速设法建立桂西区抗日救国领导机关,健全巩固桂西各县抗日救国会,并强化党的领导作用。加紧政治上思想上的教育,与关门主义及冒险主义作坚决斗争。     

"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

全面抗战爆发前,两广地区的抗日主张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根据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资料,揭示出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也有支持抗日的举动;另一方面则有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论较详细地披露了这一历史过程,分析了形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并对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给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