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就继承英国在藏利益与西藏地方的交涉(1947—1949)

英国从南亚次大陆撤退时,将其全部在藏权益移交给了刚独立的印度。此种侵犯中国主权的私相授受行为使西藏地方深感震惊。西藏地方政府原想乘英国撤退之机取消英国在藏各项特权并收复被英印侵占的土地。印度不仅不归还以前侵占的土地,且威逼利诱西藏地方承认它对英国在藏权益的继承。双方由此而展开了交涉,但西藏地方从未正式承认印度的有关要求。即使西藏地方承认,但由于这场交涉是完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秘密进行的,故亦是非法和无效的     

1943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１９４３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陈谦平１９４３年，西藏地方政府关闭了由印度经西藏通往中国内地的畜力运输线，使得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恶化，重庆国民政府计划派军队入藏。英国与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西藏地方政府也乘机向英印政府要求提供或购买军...     

近代外国驻藏机构及其官员的活动

以往中外出版的中国外交史论著对近代外国驻藏机构多不予叙及。本文主要据英文史料 ,讨论近代尼泊尔、不丹、英国和印度的驻藏机构的作用及英印主要官员的活动。英印档案不仅记载了丰富的西藏史事 ,如驻拉萨代表日志及月报和年报等 ,也保留了一些尼驻拉萨代表的报告 ,客观上较准确地记载了西藏的日常政治生活 ,可为重建当时的历史提供西藏藏文档案以外的珍贵史料     

约翰逊使团出使印度问题探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印度地缘战略重要性凸显。为了取得印度的参战配合,1942年英国派出克里普斯使团去印度解决英印关系危机,美国则派出了以约翰逊为首的技术使团赴印协助双方解决问题。从约翰逊被任命到该使团为调停印度事务大费周折的过程,透视出美国在这一时期对印度外交政策的矛盾性:既支持印度的独立,充当反殖民主义的斗士;又试图加强对印度的政治经济渗透,同时还不得不顾及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而一旦需要作出选择,英美关系又往往会被放在外交政策考量的首位,这恰恰反映了美国传统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外交之间的深层矛盾。     

近代中印中段边界史初探

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边界较长,为了便于说明,按目前中印外文界的说法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３段。本文主要根据英国印度事务部的档案和我方解放后划界的资料,辅以西方人的游记。揭示了英国在中印中段边界上侵藏的史实,论证我方今日所定边界的历史依据。文中认为,后来独立的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完全继承了英国的殖民主义遗产,在这段边界上采取同样的立场。     

西藏影像（系列五） 庄学本 早期边地藏族影像的记录者

193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庄学本准备随国民政府组织的致祭专使行署去西藏,到成都后,因专使黄慕松认为他来路不明,未允许入藏。1935年-1937年,受聘为国民政府“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摄影师。195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在玉树甲拉颇章官内圆寂,第二次赴藏计划落空。1942年,庄学本一直想完成去西藏的宿愿,于是应邀参加康藏贸易公司,想绕道印度进入西藏,在印度滞留了三年也未得到印度政府同意,最终庄学本还是未能进入西藏。     

麦克马洪线的由来及其实质

麦克马洪线是英帝国在与中国、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斗争中,为封锁、镇压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实施“战略边界”计划的产物。它的产生历时近30年,经过了“战略边界”计划的提出、西姆拉会议期间的麦、夏换文和伪书《艾奇逊条约集》1 4卷三个阶段。英印政府始而批准,继而视为非法而抛弃,最后又将它复活,几经波折起落。英国对藏政策说到底是为了封锁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维护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麦克马洪线的实质即在于此。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

抗战前十年是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形成时期。国民政府一直以国家统一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西藏的民族问题,并打下了传统治边政策的烙印。国民政府力图通过使西藏与内地在各方面融为一体的办法来接管西藏。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和措施只起到了避免西藏局势更加恶化的作用。     

19世纪60至70年代初英法觊觎云南与大理政权的对外关系

中国西南地区土地广袤、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早为英法侵略者所垂涎。1795年,英印政府派赴缅甸的第一个使节西姆斯(Michael Symes)在出使缅甸的报告中就曾提到滇缅贸易。十九世纪初,英国侵略缅甸,企图经由缅甸侵入云南。1824～1826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缅战争,强迫缅甸签订扬达波条约(Treaty of Yandabo),割让阿那干(Arakan)与丹那沙林(Tenasserim)等地。1826年,克劳福德(J·Crawfurd)奉命出使缅甸,他在出使报告中估计,缅甸每年出口贸易总值约为22万8千英镑,引起英印政府的极大兴趣,英国殖民政府出版了有关进入中国云南     

试论1949-1951年中国的印度政策与西藏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建立前夕 ,美国积极侵略西藏 ,独立后的印度也企图延续它从英国继承的西藏政策和在藏权益 ,西藏地方分裂分子在美印等国的支持下蠢蠢欲动 ,西藏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决定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他们精辟地分析了有关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矛盾冲突 ,利用印度维持其在藏利益的政策 ,找出了外交上的突破口 ,在坚决反对其干涉内政的同时争取与之早日建交并修正此前的对印政策 ,有效地制约了美国对西藏的干涉 ,使西藏和平解放顺利实现。     

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外蒙古疆界问题

苏联为扩张其战后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在《雅尔塔密约》中要求外蒙古独立.于是,中苏两国在1945年进行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外蒙古问题成为一个焦点.这一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蒙古独立问题,二是外蒙古疆界问题.但是,既往研究对外蒙古疆界问题的重视不够.其实,国民政府不仅在波茨坦会议期间,重提外蒙古疆界问题,而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缔结过程中也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处心积虑,使这一问题不仅在中苏谈判中为保护中方权益发挥筹码作用,而且在条约换文的规定中还为未来的疆界谈判留了余地.这一问题给国民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后来的彼此疆界纠纷带来了一定影响.     

蒋介石与1945-1952年的外蒙古独立问题

1945年,在美苏两国双重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雅尔塔协定》,并基于东北、新疆、中共问题的考量,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允许外蒙古自决独立。国民政府虽宣告外蒙古独立,但始终未能勘测中蒙边界,使中蒙关系紧张。1947年"北塔山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转为否定外蒙古独立,并采取反苏政策,争取美国支持,却陷入左右不讨好的困局。而美苏冷战与台海两岸的对立,也连带影响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使其难以进入联合国,成为冷战格局下外交争端的筹码。     

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若干问题

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过去中外学术界发表的论著颇多。本文依据清代及民国的档案和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以及中外有关论著,分别从国民政府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缘起,办理经印度入藏签证,访晤青海灵童及申报、批准免于掣签,是否主持坐床典礼等几个问题出发,澄清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及国外藏族作者歪曲事实的论述,还历史真实面目。     

国民政府保护华侨权益的尝试——以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案为例

论文梳理了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的基本情况与国民政府对工潮案的处理过程。1942年5月,驻伊拉克英军招募一批滞留印度的中国海员赴伊拉克为内河运输队工作,华工到后不久却因待遇差等原因而爆发工潮。国民政府与英军展开交涉,焦点为涉事华工应否受军事法庭审判。经过协商,由中方外派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开创了中国向他国派出法庭审判本国华侨的先河。中国法官并未使用军事法,而是以普通刑法审判华工,量刑较轻。此后,国民政府继续为改善华工工作与生活条件等问题与英军展开交涉,以保护华侨权益。伊拉克海员华工是战时海外华侨特别是华工生活的缩影,此案的处理体现了战时国民政府处理侨务的特点及境外司法审判实践的探索。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以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为中心

迄今为止,关于战后中国对日讲和政策之研究,大多以1952年4月28日签订之《日华和约》为主要对象,而对于1945年至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研究则明显不足。部分学者主要将焦点集中于战争赔偿、战犯处理、战俘和日侨之遣送等问题。近年亦有学者关注战后日人留用等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足以揭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笔者利用《蒋介石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以及国史馆等相关资料,考察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所制定的一系列对日讲和政策,揭示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从而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1935年九世班禅返藏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1935年是班禅返藏途中最为关键的一年,国民政府从形式、经费、护卫等方面为此做了大量筹备工作,这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治理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也伴生着中央政府的治藏理念。国民政府组织班禅返藏,其过程错综复杂,裹扶着各种国内地方派系、利益团体的利益,甚至还牵涉蒋介石围剿红军的策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其治藏在形式上努力,但效果式微,而西藏噶厦在国民政府驻藏人员的积极干预下,始终未敢公开对抗中央。     

抗战前期中国争取同苏联订立互助条约始末--兼析《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32年和1935年,国民政府先后向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问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争取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出兵参战,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工作的重点。这一条约最终未能订立,但有关交涉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结束。本文探讨了这两个条约的相互关系及交涉的全过程。关于互不侵犯条约,重在分析国民政府从首先提议,到不愿订立,再到急于签订的种种原因。关于互助条约交涉,则着重梳理其过程,并分析其对中国战时外交的影响。本文最后指出,两个条约交涉的不同结局,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异同所决定的。     

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博弈——以1947年热振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印度的独立、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西藏地方政府寻求外国援助构成了1947年西藏“热振事件”的动因。热振五世一心向内,认同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帮助其恢复摄政职位,但南京国民政府处置失当,致西藏发生“热振事件”。“热振事件”使西藏地方认同国民政府的力量遭受压制、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控遭到削弱、西藏地方民族分裂主义更加活跃,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构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教训。     

川铸藏元考略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川成都铸币厂开始铸造指定流通于藏族地区川铸藏元(又称藏洋、川卡、川铸卢比、四川卢比、赵尔丰钱等,以下简称藏元)。在中国货币史上,藏元是首次运用于流通范围的帝王头象铸币。特别是它在抵制外来货币的侵略中写下值得称道的篇章。 藏元是抵制英印卢比侵淫藏区的产物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亟谋侵入我国领土西藏,英国政府不断要挟清廷、企图以“通商”、“游历”等手段,打开西藏的大门。它把经济侵略作为政治控制的先导,其手段除倾销印茶及工业品以掠夺藏区廉价的羊毛等工业原料外,在货币上即是大量输入卢比以控制藏区的金融市场。     

1943年上半年戴新三《拉萨日记》选注

本文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政务科科长戴新三的《拉萨日记》①中,节选其1943年上半年日记十余篇,进行整理并加以注释,除了希望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基础史料外,也试图通过微观的历史记载展示历史的另一面,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及其驻藏官员们在西藏事务上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