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内容提要 借助于社会流动的分析路径,或可以进一步揭示特定历史时期富农阶层的动态特征和一般情状。富农阶层的总流动率和上向流动率呈下降趋势,上向流动率与下向流动率之比也是逐代下降。富农的代内流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揭示着时代进程的历史特征。革命主导下以变革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为目标的社会改造运动巨浪迭起,富农阶层由此发生结构性流动。富农的生成及其存在,对于乡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而言,始终是既具有内驱力也有着引领性的社会力量。在大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通过富农阶层流动的个案分析,或许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再思考。     

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关系研究述评

本文聚焦移民的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关系,通过梳理国外人文地理和相关学科文献发现：(1)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密切相关,空间流动不仅是空间的位移,也是社会生活的结构化维度,可能带来个体阶层变化以及宏观社会结构的改变;(2)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教育、职业发展和居住驱动下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等三大方面：分别强调教育作为一种知识和文化资本积累对于阶层维护和代际传承的作用、区域发展不平衡背景下职业流动与阶层地位改变的关系,以及居住流动下的邻里效应、资源分层与阶层分层。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呈现着多样化的特征,对两者关系的深入探讨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移民的迁移动机,并为促进流动社会下的城市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近年来明代科举研究的新进展

<正>科举是明代社会的大问题。其一,在明代,科举是绝大部分人从政的必由之路;其二,科举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培植了一个相当人数的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士绅阶层;其三,从社会影响的广度看,除极少部分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外,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处境,科举在明代是相对公平和开放的。因此,对于明清科举制度的研究,近百年来研究从未间断。近十余年来,受益于大批明代科举史料的影印出版,学者对明代科举的研究兴趣日趋浓厚。关于明代科举的综述     

工业化初期英国社会流动的趋势和特点——以企业家集团的来源为例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企业家集团的形成、发展和壮大,是在工业化推动下英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对这一新兴社会集团的阶层出身进行研究,能够揭示工业化早期英国社会流动的趋势和特点。在充分掌握关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企业家集团来源的计量研究成果基础上,借鉴社会学中有关社会阶层结构研究的方法,考察英国企业家集团起源所揭示的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趋势、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在企业家创业成长中的影响,讨论工业化冲击下英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可以发现,在工业化早期,英国社会流动具有社会开放度提高、水平流动占主流、垂直流动跨度小、底层中等阶级面临向上和向下两种流动压力等四大特点。     

约曼与英国资本主义启动

农业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基础,约曼又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动者、农村社会的“脊梁”。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生的时候,约曼是先行者。“约曼”经历了由一个带有荣誉感的职业名词向具有经济与社会含义的名词的转变;约曼阶层经历了由采邑制度下的农民向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演进。约曼是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农村的精英群体,对经济、政治、教育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英国率先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提供了最初的、最基本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启动者。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等级性质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变革,社会流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人们的社会位置、相互关系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英国的社会结构.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中,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依然是一个等级色彩十分浓厚的社会.     

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私生子高出生率原因初探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私生子数量急剧上升。工业革命时期是英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工业革命时期,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产生了大量女佣、工厂女工;同时,工业革命中产生的一些行业发展波动频繁,工人阶层的恋爱、婚姻容易遭受冲击;工业革命造成城市中住房拥挤,男女混居比较普遍;工业革命中人口流动性较强,人们接触机会较多。总之,私生子的高出生率反映了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     

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

商人阶层是晋中地区最具特色的社会群体。他们一方面结交高官 ,另一方面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 ,追求塑造本阶层的社会中坚形象。但是晋中商人不具有独立于主流道德伦理之外的意识系统 ,他们的社会角色是一个尴尬的双面角色。同时 ,晋中商人具有浓厚的士首商末意识 ,经商致富后他们的人生走向大多再次回流仕途。随着晋中社会向近代迈进 ,商人阶层呈现出旧阶层淡出、职业化凸显的特色。     

当代安徽社会阶级阶层的演进

社会阶级阶层的分析与研究,一直是每个国家、地区在进行社会建设过程中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建国以来,安徽社会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两次重大制度变革。随着经济发展,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安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演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进入21世纪,安徽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     

元初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

宋元更替,使原先在江南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士阶层受到很大的冲击。在客观环境与元政权笼络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江南儒士阶层迅速分化。有的仍以遗民自居,敌视元朝;有的拒绝仕宦,归隐民间;但大多数江南儒士开始承认元朝的统治,接受元政权任命的学官,于是江南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学官组成的社会群体．儒士阶层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变。     

明代社会流动性初探

本文从官方的户籍控制,人口的分化与等级制度的解体,以及客籍、附籍的出现诸方面,对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流动性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明代社会是一个具有相当流动性的社会.社会流动的形式,既有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又有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而这种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又包括向上与向下两种流动方式.社会流动的加剧,则显示出晚明社会正好处于一个转型时期.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原因的现代化思考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主要有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原因：1．把对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任务与争取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最终实现了现代化政治领导权力的转变;2．能够按照其制定的彻底改造社会结构的纲领和路线,脚踏实地地深人到农村变革中去,从而为进一步在整体上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3．把传统(民族性)和现代性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柱。这说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符合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选择,也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基于社会三元结构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日益凸显和社会期望的提升,使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然而在现实中,它的推行却出现了困境。在社会三元结构视角下,地方政府基于GDP的压力易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达成合谋,而我国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很难形成三方的有效制衡。促进企业自觉履行合理的社会责任,要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使地方政府自身运作规范,并充分理解和重视企业在我国社会中的角色和处境,企业应具有企业公民的意识,并大力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只有通过政府、企业、社会三方的互动合作,才能促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实现共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关于农村秘密社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

秘密社会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和政策问题.大革命失败后,随着游民阶层的膨胀,中国秘密社会的基础更加扩大,并控制了大量劳动群众,而且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它们虽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但不可忽视.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敌人,对农村秘密社会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和策略,有效地利用和改造了这股巨大的社会势力,既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中共以后开展秘密社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大南沟遗址的社会结构及相关问题探讨

本文通过对大南沟遗址随葬品特征等各种墓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探讨大南沟遗址的社会结构及相关问题.分析表明,大南沟遗址墓葬群代表了一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其中不但出现了基于性别的分工和等级分化的萌芽,并且出现了相当复杂的的社会集团和多层级的社会组织.生活在大南沟遗址的人群属于一个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和复杂社会组织的人们共...     

社会阶层化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发展及其与城市娱乐业的(空间)关系

基于学术界共识的后工业化大城市社会空间中产阶层化的理念,本文首次提出社会阶层化的概念并指出社会阶层化主要研究在社会阶层的生活行为扩散和变化规律下,所构建的城市日常居住社区体系和日常生活行为场所体系的时空模式,以此探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研究认为不同城市发展阶段其对应有不同主导阶层的社会阶层化空间结构。进一步从解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化动态角度,研究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下,社会阶层化与城市娱乐产业的对偶空间结构关系。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史学研究繁荣和发展的标志之一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和高潮迭起。然而,迄今为止,全国还没有一部权威性的当代社会史或包括当代社会史在内的中国社会通史问世。无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正在经历并将长期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史(社会主义史)的角度审视,当代社会史都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者要以学习和贯彻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加大力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相对应的当代社会史,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     

中国当代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与社会风险

趋势和比较分析我国人口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表明我国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远滞后于空间城市化。其实质为社会、文化、制度的构建与经济增长的不同步,究其缘由,除了政策制度的因素外,资本和权力的勾连以及"经济达尔文主义"是其"质料因"和"动力因"。这种对城市化经济性的过度追求必将带来土地金融危机、社会极化、空间区隔和"原子化社会",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缺乏尊严感和安全感,集聚社会风险。因此,城市化发展应从规模的追求转向到对质的追求,构筑一种"城市如家"和"充满选择机会"的城市化。     

对区域社会和谐发展问题的思考

实现区域社会和谐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我国地域宽广,不同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及其所面临的问题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六个方面入手,结合区域自身特点,切实解决区域社会和谐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断推进区域社会和谐,进而由每一个区域的社会和谐,走向全社会的和谐,这可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合理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