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墓四次修建的经过

陈独秀一生跌宕起伏,连他身后的墓葬也是坎坎坷坷,颇有周折。1942年5月,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后,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就做过许多文章,干扰丧事。后来在江津名士邓蟾秋、邓燮康和亲朋好友大力帮助下,才得以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的康庄。     

陈独秀墓的四次修建

我第一次看见陈独秀在安庆的墓,是在1998年。那时我到安庆市开会,会后,集体到北郊十里埠参观。那个墓实在是简朴、荒凉。在一片小树林里,有一个小小的土丘,立着一块小小的墓碑,碑的正面只有“陈独秀之墓”五个字,背面刻着陈的生卒年月及与原配高夫人合葬等字。这个简单的小碑,有一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惊讶。     

陈独秀墓为何五次立碑

墓碑,死的标志,亡人的身份证。一般来说,人死后只立碑一次,但50年来,陈独秀的墓碑竞换了一次又一次。这是为什么?这还得从陈独秀的大起大落讲起。     

谒陈独秀墓

2008年10月下旬,大学同班同学聚会于安徽合肥。此次聚会地点选在合肥,一来是在合肥有三位同学,都年近八旬,多年未见,想去看望他们;二来是想借此机会到安庆瞻仰陈独秀墓地。     

试论西安地区汉墓的修建方式及内容

修建墓葬作为汉代社会的重要内容,包括规划、营造、封护等过程。西安地区汉墓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葬具、陪葬坑等多部分组成,墓葬布局与形制多经过严密规划。墓葬有“开挖式”“掏洞式”、“开挖-掏洞式”三种营造方式,使用砖、木材、石料、沙子、木炭等建筑材料,从封门、填土、封土、排水与防潮等方面加强防护,修建中使用大量人员及工具。西安地区汉墓类型丰富,表现出墓葬修建的较多内容,对认识汉代社会、经济及家庭等提供了相应参考。     

胡适四次营救陈独秀

由于政治主张相悖,陈独秀、胡适分道扬镳,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陈独秀一生遭绑架一次,四次被捕。遭绑架那时他与胡适还不相识。后来的四次被捕,胡适均不遗余力地积极营救他。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皖人吴炳湘的同乡关系,去打通关节。他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写文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在《每周评论》发表《威权》一诗,抨击北洋政府无视人权的专制统治。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陈独秀。1921年10月4日,陈独…     

云梦王家山宋墓发掘简报

王家山古墓地位于云梦县城关南约2公里处的小王家湾一岗地上,隶属城关镇和平村六组、东北部为曲阳湖,两距316国道150米,墓地四周为低洼的农田。(图一)2000年3月．云梦县在此修建电站破土动工时挖掘出墓葬,孝感市文物部门和云梦县文物部     

陈独秀的逝世及安葬经过详叙

陈独秀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巨匠,“五四”时期新化的旗手,又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名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他的历史影响和作用．无论是在思想化领域里还是在革命政治的旋斗中,都占有不可抹煞的闪光的历史地位。     

陈独秀与四个女人

陈独秀的一生有着太多的传奇。无论是政治生涯的坎坷曲折,还是情感世界的缠绵裂变,都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政治生涯,自有历史作出是非评判;他的情感世界,也有梳理的必要。陈独秀的婚姻历经四次情变。他的私生活肯定是不严肃的。但从他与四位女人的悲欢离合中,多少也可窥见其复杂人生的一面。     

井研县北宋黄念四郎墓清理简讯

本为北宋井研县本地人墓葬,其出土的买地券有一定资料价值,可供专家考证。     

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五卅运动后暂时处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建立上海市民政府,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期间,陈独秀除参加汉口会议外,始终坐镇上海,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维经斯基等人协商,领导整个起义工作。本文试根据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文献及其它相关资料,对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

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何以渐渐左转,对研究者一直是个谜。这左转的背后,定然有它逻辑的必然,什么是它的合力,那就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了。国共两党的发展史与文学的发展史,是两条不同线。认识每一条线,都不能孤立地看,参照起来,就可以窥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

自中共建党后,陈独秀在担任长达六年五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中国革命的进退行止,一直在莫斯科导演之下。先天不足的中国大革命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无不与陈独秀和莫斯科的指挥者密切相关。在中共早期历史研究中,抓住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环节,就找到了解读许多难题的锁钥。李颖所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研究,多有新义,不同凡响。     

从“秀才”到“书记”的转变——论陈独秀早年思想的四次转折

陈独秀早年的主要思想中,有过四次转折:从科考成名的秀才到拥护"康梁"的改良派;从改良派变身革命者;从辛亥革命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提倡思想启蒙再到政治改造;直到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他一步步的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化。     

论陈独秀的社会主义观

陈独秀终生信仰社会主义，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尤其是他关于中国具有跳跃进化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落后的经济却不能随政治制度的跳跃而超越商品经济阶段；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关于发展生产实现多数人幸福，平均贫富不是社会主义；关于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不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必然产生专制和独裁等观点，具有科学的预见性，对我们今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独秀的科学思想探析

陈独秀在五四新化运动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用科学的思想启迪民智;在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中,探讨了科学的本质;在与东方化派的论争中,揭示了科学的人精神;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展现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     

陈独秀的三次武汉之行

说到陈独秀来武汉,大家多会想到1927年四五月间中国共产党在武昌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主持了这次大会。在事隔两个多月后的中共八七会议上,陈独秀被撤销了中央总书记职务。其实,陈独秀除这次在武汉停留约半年外,还有两次见诸史料的武汉之行,一次在1920年2月,另一次是抗战初期。     

陈独秀人学思想初探

对人的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是自古以来人类永恒的主题,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的发起和领导者之一的陈独秀同样对人的问题进行了精辟的阐述,挖掘和探析陈独秀的人学思想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现代人学发展的历程和中共早期领导人的人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蔡和森对“陈独秀主义”的批判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具争议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主义"是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主要动力以及与国民党关系等方面的错误观点和见解的总称。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其中以蔡和森的批判最为独特、精到。而蔡和森对陈独秀错误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论陈独秀主义》[1]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