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日本仿中国瓷器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远在上古的绳纹土器时代,中国的陶器文化就经朝鲜传入日本列岛。随后,陶瓷技术也以各种渠道不断传入日本,使日本从纯粹的手工制作进入了采用辘轳制作须惠器(釉陶器)的时代。到了奈良时期,日本又经历了模仿中国唐三彩,制造奈良三彩的尝试。之后,一些带有中国风格和日本本土风格的古陶器相继产生,但日本仍未摆脱陶器时代。13世纪初期,日本开始进入了学习和模仿中国瓷器的阶段。从此,这种带有涉猎、摄取、尝试等不同目的的仿制和学习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由于仿制目的的不同,日本仿制中国的瓷器又分为两种:第一,以吸收中国优秀文化为目的的     

初论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

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陕北地区龙山时代遗存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中,后期应属"石峁文化"范畴,前期还未有明确的考古学文化命名。近年来,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多有发掘,陶器组合稳定,典型陶器包括单把斝、喇叭口瓶、直口筒形瓮、折腹盆、细柄豆等;陶器演变规律明显,可初步划分为"寨山遗存"和"庙梁遗存"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本文认为,石峁文化在陶器组合、聚落特征等方面与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表现出强烈的传承性,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应是石峁文化的重要来源。     

试论中国史前彩陶的起源

彩陶指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其宽泛的概念包括铜石并用时代),原始先民在制作好的陶坯上,用矿物颜料在陶器壁内外绘画上各种纹饰,然后入窑烧制定型后的一种带彩的陶器。     

小双桥遗址岳石文化风格陶器成分分析

能量散射X射线荧光分析结果显示,小双桥遗址所出岳石文化风格陶器与该遗址所出二里冈文化的相关器类在原料选择上呈现出相似的规律性特征,应为熟悉岳石文化制陶技术者在郑州地区制作的陶器。     

试述南方早期印纹陶的特点及其渊源

几何形印纹陶是我国江南地区(主要指东南、中南)古代物质文化中重要的特征之一。几何形印纹作为一种装饰艺术,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产生(见于浙江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江西修水山背、清江筑卫城、广东曲江石峡、福建昙石山等遗址)。这种最早制作出来的印纹陶器,我们称之为早期几何印纹陶。本文拟就其特点、年代和产生的原因诸问题作一初步的探索。     

庙底沟遗址陶器制作研究

本文通过观察、分析庙底沟遗址出土陶器制作痕迹,认为庙底沟、西王村及庙底沟二期文化三个时期陶器在制作技术上基本一脉相承,但各个时期也有其时代特点.庙底沟文化存在集中作坊与家庭手工业两种生产组织.西王村文化存在集中作坊、个体手工业两种生产组织.庙底沟二期文化仅有个体作坊手工业生产组织一种.     

多角度、多学科的陶器研究:读《陶器分析》

陶器作为考古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文化遗物,在考古学文化研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多学科合作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陶器研究正日新月异。本文通过对《陶器分析》(Pottery Analysis:A Sourcebook)一书的剖析,介绍国际上一些多学科综合对陶器原料、制作工艺、型制、贸易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以求在此基础之上,为今后我国的陶器研究打开新的思路。     

三门峡彩绘陶器保护浅析

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陶器是先民们遗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之一。陶器的制作经过长期的发展,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器物无论造型、装饰等,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彩绘陶器的出现则把陶器的装饰工艺推倒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门峡出土的彩绘陶器主要是战国、汉唐及宋代的实物,到目前为止,累计有近百件。其特点是在烧好的陶器（陶胎的火候一般较高）上,用红、黄、白、黑等矿物颜料绘出多种装饰图案。虽然用色仅有几种,但由于对色料的运用及图案的设计比较协调和自然,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是研究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但是,这些彩…     

湖北省郭家院遗址新石器时代石工具初步研究

郭家院遗址属于屈家岭文化时期,时代大致在5500B.C~4200B.C之间。郭家院遗址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人们在选择石器时偏好沉积岩中的砂岩、细砂岩和粉砂岩等,其它火成岩和变质岩的岩性很少选择。石器类型方面以砍伐工具为主,如磨制石斧和石锛等,其它类型的石器较少。这说明郭家院遗址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的生产活动以砍伐为主,其它农耕、渔猎活动较少。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磨制双面刃石斧的柄部和刃部弦长的比例大于1:2的为多,可测刃角集中在60°~79°之间。磨制石锛的柄部和刃部弧长的比例大于1:2,可测刃角集中在50°~69°之间。     

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逐汪山岩洞葬调查简报

2019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崇左市江州区那隆镇岜王村逐汪屯群众在逐汪山采石时捡到的一批文物进行了现场调查和鉴定,确认这些文物是商代中晚期岩洞葬的典型器物。器物类型主要为玉石器,另见少量陶器和陶片。玉石器以磨制为主,且大都磨制精美;器类以锛为主,另有凿、凹刃凿、穿孔石片、圆饼形石芯、圆形石饼、镯等;其中凹刃石凿是左江流域岩洞葬中首次发现。陶器完整器只有纺轮;陶片极少,均为色彩斑驳的夹细砂碎陶片。逐汪山岩洞葬是桂南早期岩洞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左江流域早期历史和广西岩洞葬等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     

巴蜀时期的陶器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天然物的开端;人类懂得了如何控制和利用物理、化学变化,把柔软的粘土加工烧制成坚硬的器物。这是一种质的变化,一种认识的飞跃。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某些民族及其共同体的存在以及他们的物质文化水平,从陶器上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另一方面,古代保留至今的文化遗存中,以陶器为最多,因而考古学把陶器作为衡量文化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金沙遗址琢玉工艺初探

金沙遗址现已出土金、铜、玉、石、漆、骨等珍贵文物约5000余件,还有数以万计的陶器和陶片以及100余根完整的象牙。其中出土玉器总量已达到2000余件,制作极为精细,是目前国内所有遗址中发现玉器最多的一处。玉器种类有戈、璋、钺、矛、剑、刀、凿、凹刃凿形器、斧、锛、琮、璧、环、镯、箍形器、人面形器、海贝形佩饰、多边形器、梯形器、椭圆形器、珠体形器、镂空饰件、绿松石珠管、玛瑙珠及大量的美石、磨石和特殊玉器等;器物种类繁多,个别玉器还是第一次出土,文化内涵极其丰富。     

史前陶器研究的新思考

<正>陶片是考古发掘中最丰富的遗物,陶器研究也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史前陶器研究大致包括三个方面:1.类型学研究以建立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讨论文化的传承演变和交流;2.陶器制作技术研究,探索陶器由原料获得到烧制成器的整个技术过程;3.陶器生产和消费方式研究,以探讨陶器反映的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信息。类型学研究基本上是服务于时空框架的构建,一般而言,史前陶器研究主     

古代制陶工程技术的含义、影响及研究目标

古代制陶包括工程和技术两方面:陶窑是土木工程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为烧制陶器提供了可以反复使用的固定设施;技术为制作坯体和烧制陶器提供了工艺做法和工艺流程,二者相辅相成。古代制陶技术对瓷器的发明有直接影响,对冶金技术的发明、红烧土建筑技术的产生都有间接影响。研究古代制陶工程技术史的目标是创建中国特色制陶技术考古学。     

台湾大坌坑文化的年代及其来源

绳纹陶是台湾发现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之一。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鹿野忠雄先生就提出台湾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具有绳纹陶器的特征。但是直到1964～1965年期间,由张光直带领发掘了大堂坑和风鼻头遗址,绳纹陶文化才作为一种文化遗存得以阐述和确认。经过对遗址进行详细的考察,张先生把这种文化命名为大合坑文化。根据大堂坑和凤鼻头遗址的出土文物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张先生于1969年提出这种文化有如下几个特点：1．大奖坑文化的陶器是由粗糙的粘土制作并刻印绳纹图案;石器有石斧、石镜、网坠、稍为加工的凹石以及树皮律等。2．该文化无疑是…     

龙山时代河套与晋南的文化交融

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在以往有关中华文明起源过程的宏观思考中,来自北方的作用始终受到相对忽视。近年来,石峁、碧村等新的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时代的北方社会表现出高度的发达,其对处于中原腹地的陶寺等重要遗址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主要通过河套与晋南两地出土陶器、玉器及葬俗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旨在说明两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及两者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共同作用。     

贵州汉代艺术陶塑

陶器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为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１９５４年,有关专业人员在清镇、平坝两县毗邻的家大坪修羊昌河水利工程中,发现铜器陶器各一坑,后认定为汉代古墓出土文物,这一发现,改变了“过去贵州出土文物元代以前未见”的看法,使我们对贵州汉代文化有了较为明确认识。到了１９６０年,贵州汉代古墓发掘中艺术陶塑才有了新的发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赫章县可乐区发掘７座古墓时,其中３号墓出土了…     

四川汉源麦坪遗址出土陶器成分分析与研究

通过X射线荧光(XRF)法对麦坪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62件陶器进行成分检测分析,发现新石器时代陶器中的P2O5成分含量远高于商周时期陶器,其平均值从3.58%下降到1.28%,表明该区域陶器采用了高磷含量的原材料。这一规律与狮子山、龙王庙新石器时代遗址类似,证明它们在制陶工艺上采用了类似原料配方。类似的陶器制作工艺、相似的陶器风格,充分说明汉源谷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为同一文化面貌。采用高磷含量原材料这一技术手段,明显有别于汉源谷地周边同时期遗址,也为汉源谷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为一新的文化类型提供了有力佐证。     

陶器生产专业化演变:一个尝试性模型

陶器研究自考古学诞生以来始终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中,陶器研究在建立相对年代学、区域文化关系和分辨族群身份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我国,陶器研究长期来也承袭了这种方法,用来建立相对年代和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虽然也有学者关注陶器的生产技术,但是并未涉及与陶器生产有关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问题。自1960年以来国际考古学界的陶器研究已经走出断代和判断文化关系的窠臼,开始探索更为广泛的领域。其中,手工业专门化是一个深受关注的领域,因为它涉及剩余产品的交换和贸易,是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表现。许多学者定义了一系列生产组织的类型来研究手工业专门化的发展,从家庭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经个体作坊到工厂,体现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在本文中,赖斯提出了陶器专门化生产需要探索的一系列问题,她认为,经济专业化总是与社会复杂化同步,并认为手工艺的专门化是社会复杂化的伴生物,陶器、技术、形状和纹饰的变化总是反映了生产结构模式的变化。推断专业化生产的方法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证据来自对陶器生产作坊的考古发掘,观察陶土及其他原料、模具和其他工具、陶窑以及烧制的废品。间接证据则从陶器的标准化程度、劳力投入、技术水平和分配方式入手。原料成分、制造技术、器形和尺寸较高的标准化程度一般反映了专门化的批量生产。阅读这篇文章可以为我们的陶瓷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神木石峁遗址陶器分析

石峁遗址在陕北地区早期考古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陶器分组、分期和文化谱系的正确识别将是认识该遗址相关问题的基础。本文将石峁遗址出土的陶器划分为四组。第一组以单把宽弧裆斝式鬲为代表,与汾阳杏花村H118年代相当,为龙山时代早期,是为第一期遗存。第二组以正装双扳鬲、三足瓮、盆形斝、盆形盉、大口尊等为代表,与大口二期文化内涵相同,年代约为龙山时代末期至夏纪年早期。第三组以双耳罐等为代表,为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东渐的因素,往往与第二组遗存共生,年代相同。第二、三组共为第二期遗存。第四组为商周之际的陶鬲和折肩罐,文化面貌与先周文化、李家崖文化有一定联系,为第三期遗存。这三期遗存不仅年代上均有缺环,而且文化谱系相异,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石峁遗址周边地区不同时期的文化谱系更替和文化格局变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