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将军”唐生智

时而拥蒋反共,时而反蒋拥共,真不愧急中"生智"。民国时期,湖南一带有一支人称"佛教军"的奇特军队,全军两万余名官兵同时受戒向佛,佩戴圆形"佛"字胸章。这支部队的首领就是"佛教将军"唐生智。他率领这支军队南征北战,迅速崛起。     

唐太宗与佛教

唐太宗与佛教郭绍林关于唐太宗与佛教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一种说法依据太宗贞观二十年（６４６）贬斥崇佛大臣萧诏令中的几句话：“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报施之征,何其谬也！”①认为太宗“对佛教宣扬的唯心主义的善恶...     

民国佛教革新运动中的真假佛徒之辨

民国佛教革新运动中的真假佛徒之辨李少兵民国建立以后直至３０年代中期,佛教界有识之士开展了佛教革新运动。但由于没能解决教徒本身真假难分、良莠不齐、素质过低等问题,导致革新运动的成效很不理想。当时革新运动的领袖之一太虚在总结这场运动失败的原因时就指出：“...     

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

豳王为元代诸王之一,始祖为察合台系的出伯、合班兄弟,形成于14世纪初期,包括豳王、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分别驻牧于酒泉、瓜州、敦煌和哈密.豳王家族虔信佛教,但史书了无记载,幸赖敦煌、酒泉等地发现的各种文献,依稀可以考见豳王家族事佛活动之一斑.从中可以看到,豳王家族不仅对西域至敦煌间的佛教活动进行保护,而且常以供养人的身份出资兴建佛寺、修缮洞窟、塑造佛像、抄写佛经,尤其是对酒泉文殊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之多处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受其影响,西域至敦煌间的佛教在当时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使河西石窟的营建活动在元末渐趋高涨,莫高窟、榆林窟现存的14处元代洞窟大都为元朝晚期之遗存.     

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多数认为是在汉明帝时,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有"禁不得祠"的记载, "不得"当为佛陀之音译,佛祠者即佛寺.始皇下令禁止,足见佛教在当时社会的普及.因此,我们应把佛教传入的时间修正为秦始皇时代.考古资料也证明,秦成阳、汉长安地区与印、欧存在"先丝路"的交往,使佛教在秦始皇时代传入中国成为可能.     

山东滕州新发现佛教内容汉画像石的初步研究

山东滕州汉画像石馆藏有一块疑似早期佛教内容的汉画像石。本文通过对其图像志的分析,结合山东地区其他汉画像材料,并将其放置在汉代佛教初传中国的视野中,将其初步定为"胡人礼佛"题材的汉画像石。这一图像与同时期犍陀罗美术中"梵天劝请"佛传故事图像形成可供对比研究的序列,代表了早期佛教与中国本土神仙信仰和儒家信仰在鲁南地区的碰撞和融合,对研究早期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民俗佛教——兼谈世俗化与民众化的认识

传统宗教学往往立足于各大宗教与政权建设的关系及宗教自身的发展等问题,而忽视宗教在民间的发展状况,佛教也不例外,但随着官方主宰下的大传统佛教文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间佛教信仰及边缘化佛教信仰的研究.因为在关于中国佛教分类方面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共识,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其研究角度的不同对佛教进行了或细致或粗略的分类,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以下几种看法:许理和先生把中国佛教分为"王室佛教"、"士大夫佛教"、"民众佛教",顾伟康先生把中国的佛教分为雅文化层次的"经典佛教"和俗文化层次的"民俗佛教",李四龙先生认为中国的佛教可分为学理型佛教和民俗佛教.     

陕西麟游县喇嘛帽山千佛院佛教造像调查

喇嘛帽山的千佛院是陕西麟游地区较为重要的一处佛教遗迹。本文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千佛院的五处佛教遗迹。它们包括第2号窟唐高宗时期的三坐佛像,中唐时代的八世纪晚期相继雕凿的第4号千佛壁主龛像与第3号大龛的等身立佛像,北宋开凿的第1号龛、第5号的二小龛、第4号千佛壁主龛之外的麟游地方风格浓厚的众小千佛像。这些窟龛造像为我们研究初唐至中唐、北宋时期关中一带的佛教艺术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论佛教造像衣纹造型特征

<正>佛像,泛指佛教崇拜的各种神像。它属于宗教艺术,同时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佛像造像艺术不断发展、兴盛,成为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穿着上佛教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如佛穿"大衣",菩萨穿"裙子"等。在造像中充分反映了其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时期在其所在的历史背景下所反映的衣物纹理都有所变化,     

述论佛教戒律的玄化与道化

佛、道两家之间的互相影响,论者已多.但仅就佛教戒律的玄化和道化一个侧面来系统叙述,似未多见,故以此文试说之.     

四川早期佛教探源

中国的佛教一般认为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四川的佛教则是由汉中等地经广元传入,而最后终于大足。因为广元、乐山、大足等四川境内著名的佛教石刻造像均有源渊关系,并与北方的造像有直接的关系。然而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四川的佛教石刻艺术除了此北传路线外,很可能存在着其它传入途径。其理由如下：首先,四川地区早期佛教石刻作品存在着不同的艺术风格。佛教造像由北传入四川最早的目前所知为广元千佛崖石窟造像,千佛崖南朝造像以中段的“天成窟”造像为代表,其主像坐于宝座上,磨光馒头状肉髻,长目略呈矩形,鼻梁狭长…     

论袁黄与佛教

袁黄(1533—1606)是明朝后期一位著名学者、思想家。他与禅僧云谷法会等交游,受佛教"即心即佛"、因果报应等观念影响,由消极认命的宿命论者转变为积极积善改过的立命论者,佛教改变了袁黄的世界观、人生观,改变了他一生命运。袁黄奉持立命论,奋发作为,行善劝善,传授举业,出仕为官,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很大影响。袁黄护持佛教,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复兴,对后世佛教传播也做出了贡献。     

漫谈佛教音乐的传入

佛教音乐是佛教传播的重要方式，两者具有着不可分离的一体化关系，梁慧皎《高僧传》载鸠摩罗什的话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见佛之仪，以歌赞为贵”。佛教音乐传人我国晚于佛教经卷的译入，它向我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佛教化了的西域诸国的中介而进行的，故“佛教——西域音乐”就成为进入我国佛教音乐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基本模式。从其发展看，可看作三个阶段与一个过程。     

从文物遗存看龟兹佛教舍利信仰

"舍利"一词,为梵文Sarira音译,又称"设利罗"、"室利罗",中文意译为"遗骨"、"灵骨"等.通常指佛陀之遗骨,称佛骨、佛舍利,后亦指高僧之遗骨.舍利信仰是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舍利信仰,实质上是对佛陀的敬仰与怀念.佛涅槃后,佛教徒基于对佛陀的思念,将佛陀的遗骸珍藏起来,表示对佛陀永远的缅怀和寄以亲近佛陀的意愿....     

崇信县博物馆馆藏佛教造像浅考

崇信地处平凉境内,是佛教文化及其造像艺术传入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枢纽和活跃之地,历史上虽经历过四次灭佛事件的影响,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因而佛教造像传世量依然颇丰。崇信县博物馆珍藏的佛教造像有10余尊,主要以金属、瓷、石等质地为主,其制造工艺精美,比例严谨,特色鲜明,基本涵盖了佛教造像艺术从吸收、发展、成熟直至鼎盛辉煌的各个阶段,客观反映了本地域各个时期佛教造像的制作风格和地域特色。     

没有佛像的佛教艺术

为了探寻佛像的诞生,需要回顾没有佛像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印度美术史上称为古代初期,相当于佛教美术的最初阶段,大体上是从释迦牟尼佛灭度至公元２世纪前半期。这个时期的艺术品几乎大部分是佛教内容,其特征是没有佛像。关于释迦佛灭度的年代,说法不一,这里采用通俗的说法,即公元前４８０年前后。八塔的建立释迦佛在世时,佛教造像不详。释迦佛灭度后,佛教造像以建造八塔为开端。据早期佛教经典记载,释迦佛灭度后,笃信佛法的八国国王均分舍利,分别在其国内各造一塔。佛塔是用砖或石块砌成,形状像馒头或者覆钵,顶置一箱形平台,台上设伞盖（九…     

四川摩崖石刻佛教造像题材内容初探

四川摩崖石刻造像数量多,内容丰富,既有单纯的释教造像,又有释道合龛造像,还有佛、释、道三教合一的造像。本文拟就四川摩崖石刻佛教造像的主要题材内容,按时代顺序作初步探索,纰漏之处,祈望方家赐教。 佛教石窟寺艺术的题材内容大都来自佛     

"皇帝万岁"铭瓷器与中国佛教

根据窑址标本和传世品而知,"皇帝万岁"铭瓷器至迟在北宋时已出现,延续至明清.佛教将皇帝比作佛,并以世俗方式颂之,原出于自我保护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它接受和利用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表现."皇帝万岁"铭瓷器可说是中国佛教走向本土化、世俗化的一个见证.     

佛教石窟艺术的缘起与流变

石窟艺术,准确地说“佛教石窟艺术”是佛教神学观念和宗教神学化相互作用下生成与发展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佛教的广泛传播,就不会有石窟艺术的真正繁荣。石窟艺术是佛教、佛教化的主要载体之一。     

佛教先传入广州所起的历史作用

史家探索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分别由陆、海丝绸之路而来的说法,往往强调陆上传来的作用,而忽视海上传来为先的巨大作用;虽然清末学者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一文中,早就明言“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1]其论渐渐为史家所接纳,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乃至本世纪初,诸如杜继文、魏道儒之《佛教史》[2]列举详细史实予以肯定,吴廷、郑彭年著文《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3]重新作出具体的论证：然而,如何列举广东、广州有关佛教史实和文物状况,对佛教先传入广州的历史作用加以专题论证则鲜为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