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

从岸信介内阁到佐藤荣作内阁时期,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出发点带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1972年,中国和日本赶超中美关系缓和的步伐,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东南亚国家对此事高度关注,在欢迎中日恢复邦交的同时,担心两国结成同盟及日本的经济援助流向中国。针对此种情况,日本适时给予安抚,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并表明没有更改对东南亚的友好政策,将继续扩大对它们的经济援助。日本的安抚、日本与东南亚的紧密经济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美日安保关系共存的实现、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大趋势,共同削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事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毫无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变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出发点,令日本的政策不再明显带有遏制中国的意图,还在政治、经济领域重塑了日本外交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对华友好团体的历史与现在

中日关系的基础在两国民间的友好,在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民间交流始终是一项重要内容。二战后,中日民间团体在民间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还在贸易、体育、教育、艺术、学术、文化等领域对国家外交产生积极影响。本文聚焦于致力于中日友好、中日交流、对华援助等领域的日本民间团体,在对...     

中苏“蜜月期”文化关系出现的背景分析

中苏两国"蜜月期"文化关系与这一时期双方的外交、政治、经济关系有密切联系.50-60年代.中国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经济上苏联对中国的大力援助以及中苏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趋同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苏文化关系进入"蜜月"阶段.     

周恩来倡导民间交往促进中日邦交

由于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及日本政府的敌视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不相往来的状况。为了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总理大力倡导“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通过中日两国的民间团体的互访往来,极大地改变了两国间的敌对状态,克服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暗礁、最终使两国恢复了邦交。详情请见《周恩来倡导民间交往促进中日邦交》一文。     

中苏同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日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对日政策上,中国政府在反对美国长期单独占领日本、反对旧金山片面对日媾和以及积极恢复中日邦交等方面与苏联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制定出既保证本国利益,同时又体现出中苏同盟关系的对日政策。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与1932-1937年的中苏关系

中苏均视日本为远东地区的主要威胁,将对日政策置于各自远东外交政策的首位,因此在两国谈判中优先处理中日关系与苏日关系,结果导致中苏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5年.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为了与苏联合作抵抗日本,中国做出妥协,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简言之,中苏各自的对日政策,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互不侵犯条约谈判和两国关系发展的走向.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贸易述论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作为近邻的中日两国经历了从隔绝、对峙到试探性接触、友好交往的历程,这其中民间贸易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民间双向贸易,两国不仅获得了中国方面需要的发展民族工业所急需的高端工业设备及钢材等工业品和日本经济重建过程中所必需的价格相对便宜的初级原料和广阔的中国市场,同时更是利用贸易这一媒介推动两国民间交往和外交关系由不正常、非正式向正常化迈进,进而在1972年实现了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民间贸易因此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一个良好范例.其间,中日政治家在设计渐进积累式贸易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可为两国寻找改善关系的突破口,扭转两国关系逆向演变的不利态势,推进中日关系重回良性互动、长久友好的道路提供必要的参考.……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贸易述论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作为近邻的中日两国经历了从隔绝、对峙到试探性接触、友好交往的历程,这其中民间贸易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民间双向贸易。两国不仅获得了中国方面需要的发展民族工业所急需的高端工业设备及钢材等工业品和日本经济重建过程中所必需的价格相对便宜的初级原料和广阔的中国市场,同时更是利用贸易这一媒介推动两国民间交往和外交关系由不正常、非正式向正常化迈进,进而在1972年实现了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民间贸易因此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一个良好范例。其间,中日政治家在设计渐进积累式贸易进程巾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可为两国寻找改善关系的突破口,扭转两国关系逆向演变的不利态势,推进中日关系重回良性互动、长久友好的道路提供必要的参考。     

松村谦三—中日备忘录贸易的奠基人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而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来之不易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希望早日实现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原则和政策,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日本人民基于日中两国人民悠久的传统友谊,也发起民间往来,以“以民促官”的形式开展日中友好活动。但由于日本多届内阁执行追随美     

中苏外交战略协调背景下的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

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形成东西战争策源地。受到威胁的中苏抓紧复交,并形成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外交战略。苏联的外交战略是:首则倡导建构集体安全体系,防止战争;次则军事援华以拖住日本,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而中国的外交战略是:首则寄希望于日苏战争,或推动苏联直接参战;次则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独力抵抗日本。最后,经过艰难协商,中苏均达成了自己的最低外交战略目标,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军事援华。其中,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培训中国空军,重塑中国空军的肌体,同时,亲自驾机参加战斗,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为中国抗日战争过渡到相持阶段立下汗马功劳。为此,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也付出巨大牺牲,其英勇事迹成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0年间,发展是主流,从文化渊源上,日本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受益国,然而,文化上的诸多貌似相同的因素,孕育了本质上的诸多不同之处,成为两国间产生摩擦的文化原因。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定会坚定不移地向前发展,但是,一波三折地前行,似乎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种宿命,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只要日本正视并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以真诚的态度友好相处,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前景是无限美好的。     

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21世纪的中日两国存在着更直接的共同利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和经济大国日本共为利益相关的东西邻国,这就是思考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出发点,无论从经济方面看,还是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威胁论”都是不能成立的,在东亚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责任重大,理应做出贡献,中日关系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全面抗战前中日国交调整的力度与限度——以成都事件为视点的考察

1936年下半年发生在中日国交调整期间的成都事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但也为重启交涉创造了契机。交涉过程中,日本企图借成都事件一揽子解决以往的各项悬案,从而导致外交谈判的重点出现偏移,谈判的目标由解决具体事件转为全面调整国交。由于双方分歧过大,交涉难以进行,最终谈判被迫退回到“就事论事”的层面,有限度地解决了成都事件。“蓉案”引发的中日交涉,表明了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两国调整关系的意愿,但由于双方存在明显分歧,国交调整所取得的成果有限。     

关于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思考

所谓历史问题,并非历史问题本身,而主要是对历史认识的问题。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特别是当代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中日间差异相当大。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战后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只是有时显得比较突出,有时可能又被一些倾向掩盖住了。具体剖析靖国神社、日本历史教科书、战后民间诉讼、遗弃化学武器等典型问题,均可以看出两国在认识上的差异。     

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援助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家之一,从1972年9月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总体来说发展顺利,但在不同时期日本采取的对华经贸政策是不同的,是不断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7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80年代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浓;90年代采取不断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展望21世纪发展友好的中日经贸关系仍为日本对华的主导政策,但摩擦会不断增加。     

日俄战争后日俄美的东北亚政策

2005年作为日俄建交150周年的纪念,在日俄关系及东北亚国际关系中都将具有重要意义。同样,重新研究一百年前的日俄战争结束后东北亚地区主要国际势力的对策,对于认清国际外交舞台上瞬息骤变的政治风云,及各国纵横捭阖以采取符合本国利益的积极对策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本文即对日、俄、美三个对东北亚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日俄战争后的外交对策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从外交部开放档案看20世纪50年代中以接触始末

中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比较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1950年以色列就承认了中国,但1992年中以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期间中以接触不多,大部分接触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从20世纪50年代中以之间接触的整个进程来看,在中以建交问题上,中方的态度变化是由热到冷,以方的态度则由最初的犹豫不决到坚决谋求与中国建交。     

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看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旨在通过发展中日民间外交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建立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了准官方水平,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无论是与日本在野党党首的会谈中,还是与田中首相等日本政府官员的正式谈判中,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不拘泥于一般的惯例,在领土主权、国家利益、战争认识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妥协,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又尽可能照顾日本的国情、体谅日本政府的困难,实现了亚洲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友好。     

“绿色发展与东亚合作”论坛——东亚秩序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本文梳理东亚秩序变迁,以此为线索探求中日关系的演变历程,评估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分析其症结所在,并就如何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提出建议。作者认为,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复杂、现实问题交织,未来相互影响巨大,当前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消除或缓和长期政治冲突的部分后果,如何避免两虎相争的困境依旧是摆在两国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议题。作者建议,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和更具战略性的大国风度处理中日关系,思考如何构建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稳定框架,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与东亚未来的关系,把共同利益追求提升到战略层次,将互利共赢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加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