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古代乞丐风俗》

评《中国古代乞丐风俗》池子华中国曾是丐业发达之邦,乞丐问题既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又是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然而,由于“不登大雅之堂”的偏见,乞丐问题被长期拒之于“学术殿堂”之外,１９９０年曲彦斌先生著《中国乞丐史》出版发行,这一问题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略论清代广东乡村的乞丐及其管治--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清中叶以来,广东人口急剧增加,乡村乞丐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外来恶丐的强乞、勒索、吓诈、盗窃等现象日益严重,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农业生产。对此,清代广东地方政府与乡民甚至联合起来颁布了有关管理乞丐的告示或乡规。其管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对乞丐行为的管治;二对基层组织的督促;三对当地人的约束。其中,乡村保甲、乡约是管理乞丐的主要力量,地方士绅是推动乡村乞丐管理的重要力量。     

“乞丐”宋代才乞讨

"乞丐"在我国上古文字中,最早是以单音词出现的。"乞"在金文字中的意思是乞求、求讨,同时又可用为反义,指给予。"丐"又作"句"(gai丐)。在甲骨卜辞中多作祭祀用词,指向神灵乞求,如"崇雨,句于河",即雨大成灾,     

穷家行·乞丐

乞丐并非中国特产,在庞杂的社会生活中,乞讨亦非个别现象,从历史渊源、“从业”人数乃至分布流派,称其为一个行当,一点也不为过。《吕氏春秋·精通》就有这样的记载：“闻乞人歌于门下而悲之,动于颜色。”当时的乞丐已经很专业．不是一般地乞讨,是属于那种唱着歌乞讨的类型,使闻者动容,顿生怜悯。看来,乞丐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     

晚清的乞丐

乞丐古已有之。全世界无论多么发达的国家,都无法杜绝乞丐的产生。如何看待乞丐,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乞丐是众多社会群体中最底层的一个,值得同情;有人认为乞丐扰乱社会治安,滋生犯罪,是社会的毒瘤;也有人认为乞丐是一种以乞讨为生的职业化群体。     

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形态建构

民间信仰是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人们对民间信仰的认知却有不同时代的变化。民间信仰可以定性为一种宗教形态,它既有历史的演变,亦有内在的结构。民间信仰与其他的宗教形态,与民俗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传承或再生产,有着复杂的互动关联。     

《格萨尔》千年纪念答客问——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次旺俊美访谈录

在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宗教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人民大众的文化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说唱史诗被视为乞丐的技艺,搜集、整理工作无人问津,甚至处处遭到禁止和排挤。《格萨尔》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不少艺人被生活所迫,把《格萨尔》当作谋生手段,四处漂泊,卖艺为生。也正因为这样,当时的统治者视《格萨尔王传》为“乞丐的喧嚣”,无缘进入艺术的殿堂。西藏和平解放后,《格萨尔》获得新生。《格萨尔》及其说唱艺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有了根本变化。有的艺人成为国家干部,有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也有的每…     

清代城市社会公共事业的运作--以杭州城消防事业为中心

屋宇密集的城市,火灾牵动着诸多的社会关系,连带了一系列社会事务,因而城市消防事业的运作情形,反映了城市中社会关系的组织和构造.有清一代,杭州地方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救火兵丁,实施了"官水桶"等防火措施,但限于人力与财力,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消防需求.为此,政府将平时的防火工作下放到基层,并号召民间力量参与其中.而由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居民关系复杂化,则推动了"义民"、"救火集"等民间救火组织的产生.官方与民间两类救火力量,各有不足,互相补充,共同承担起杭城火灾的救灭任务.灾后的赈济亦由官府和民间双方共同参与,但在官员自愿捐资的背后,却是他们保全宦途的策略性考虑.     

20世纪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发展与特点

20世纪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受到特殊的历史、政治环境的影响和推动,是世界民间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长期冲突的历史、派系分裂的内部政治和不具有完整主权的准国家地位,决定了巴民间社会具有以下显著的特征:在没有主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依赖外部援助生存,积极参与政治,具有突出的派系特征。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之间有着合作互补、相互依赖的关系,但也有相互冲突的地方。民间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威权统治,但总体来说对民主的推动力有限。     

唐代举子游丐之风--《太平广记》所见唐代举子生活态之一

本文以《太平广记》所载的举子游丐资料为基本素材,探究唐代举子游丐现象产生的原因及社会地位,进而从另一个侧面对唐代士子阶层进行研究。     

昔日丐帮内幕

以前,乞丐这一行,在三百六十行中也是一个行当。旧社会,由于贫富不均,加之天灾人祸频繁,致使穷人沿街乞讨者不绝,这些人就叫乞丐,俗称"叫花子"或"要饭的"。乞丐在一些古老的城市里由于常年不断,     

关于民间信仰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民间信仰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主要存在于民间社会所存在的历史时段中;它发生于文明诞生的过程中,与民间社会共同萌发、共同形成。同时,民间信仰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精神世界,不同时代的民间信仰因其信仰群体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围是民间社会所发生与传承的种种信仰,对于官方社会中所存在的民间信仰的行为,可视之为民间信仰的影响与延伸。     

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特点及社会功能探析

民间宗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成为乡土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民间宗教具有群众性、复杂性、长期性、民族性、世俗性和功利性等特点,在乡村社会中能够促进社会整合、协调控制、心理调节、社会交往等,但也存在保守性强,有反科学倾向,易导致宿命论思想,还有可能演变成邪教等消极影响。     

政府维度:近代天津乞丐治理研究

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天津城市乞丐数量激增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日趋严重的乞丐问题,天津市政府除实施传统的救助之策外,还推出一些强制收容和管制的措施。这是对乞丐生存空间的制度性排斥,也是对其生存权利的漠视与侵犯。不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挽救农村衰败,不发展城市经济,乞丐问题将永远无法得以彻底解决。     

山西民间信仰研究的一部力作——评《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

王守恩的《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是笔者近年来所见山西民间信仰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对清代、民国太谷县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做了具有开拓性的初步探讨,不仅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民间信仰研究的相关成果,而且有不少新的发现和见解。该书扩展了我们对山西社会史的认识,并为当今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历史借鉴,可以说是山西民间信仰研究中一部多有创新的力作和一项很有价值的成果。     

皇命乞丐

(上海)九亩地万竹路昨有一丐,年七十余,须发皆白,穿黄布衣,前后有方块补子,书"皇上钦赐"四字。头戴金顶红缨帽,手执长竹片,亦有字书,皇上钦赐,耋民祁全,安徽歙县人。一手执竹,铃摇时声若蛙鸣。沿门求乞,旋向小北门一带而去。     

民间体育习俗的社会价值

我国民间体育是在农耕文化背景下,由村落民众创造的一种乡土文化形态,曾在历史上发挥过整合村落秩序、教化村民、娱乐和凝聚民众等社会价值。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传统文化包括民间体育正在失传或消失。在越来越强调弘扬传统文化和加强身体素质的今天,有必要对我国民间体育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突出其社会功用,才能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和提高国民健康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价值。     

浅析南京国民政府民间信仰管制政策的变化——以南昌地区许逊信仰存废之争为例

近世以来,关于民间信仰之存废屡有争议,南京国民政府更颁有《神祠存废标准》,意图尽废民间信仰。围绕南昌地区许逊信仰的存废之争,历时虽短,情节亦难称曲折,但其内在之理路却颇堪玩味,亦折射了当时普通民众对于民间信仰的基本态度。     

人类学语境中的“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

在人类学的语境中,民间信仰的概念界定虽具动态性,但却有约定俗成的研究范畴。基于此,关于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相关议题：民间信仰与现代化,民间信仰领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学者们在不断拓展民间信仰研究内容的同时,也在寻求研究范式的转换,这表明在人类学语境中,民间信仰研究已有共同的问题、方法和学术取向,初具学术范式的意义。但是,在“非遗”之后的民间信仰研究要获得进一步学术推进,必须不断探索新的分析框架,深化问题意识。     

辛亥后革命精英观念的民间承接——以东南、华南城镇为例

从各地光复至清帝退位前后,即革命高潮和共和政体建立后最初一段时期,在较早光复的东南和华南地区革命势力占优势的通商口岸和中心城镇,革命精英的“民主”、“共和”等新观念有一个被普通商人、民间团体和基层人士快速接纳和响应的过程。这种基层和民间向革命中心和革命领袖积极趋附的现象,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革命对于社会观念和心理变革的巨大推动,但从具体过程和情形看,新观念、新话语的民间接纳和利用,与其在社会生活中争取经济、政治利益的现实功能相联系。受到民间重视的,不是精英观念的思想内涵,而是其社会功用。民间社会对革命精英观念的承接,更多地受到“势”的支配,而非“理”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