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口供制度浅谈

口供制度是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文从口供的发展和获取方式两方面来展示我国古代口供制度的基本内容,同时分析口供在古代取得"证据之王"地位的原因,并以史为鉴,对现今之相关制度略陈管见。     

托尼

看呼格吉勒图冤案的报道,提到小伙子的口供里说,自己受审的时候不允许解手,非画了押才让去,又有他的工友在录口供的时候无意中从门缝瞥见小伙子蹲在房间的一角,戴着个头盔。     

论伍廷芳与刑讯制度的废除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司法审判中,刑讯作为取得口供的一种合法的讯问方式一直存在。近代以来,野蛮落后的刑讯制度越来越不适应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要求,所以废除刑讯制度就成了法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初年,伍廷芳等人为废除刑讯制度做出了巨大的贡     

关于刑讯逼供历史沿革之探讨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伴随着法的产生,即出现了审判活动。原始的审判方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从“神明裁判”开始的。因为它借助于“神”的威力,基本上不存在根据口供判决的情况。我国的奴隶制度发展到周代,口供逐渐被重视,有所谓“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之说。当然,与“神明裁判”相比,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由于口供代替了神判,刑讯也就应运而生。我国刑讯的雏形可能起源于周代。《礼记·月令》中记载:“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所谓肆掠,就是指的刑讯。仲春之月(每年阴历二月)停止肆掠,言外之意,其他时节是允许肆掠的。这是关于刑讯制度在我国发端于奴隶制时代的佐证。     

清代中后期州县衙门“叙供”的文书制作——以《南部档案》为中心

有清一代,据供定案是州县官审断的基本方式。口供本乃"证据之王",是堂谕的基础,也是上级部门覆审的重要材料,而翻检清代州县司法档案,经当事人签字画押的原始口供并不见于讼状之中。清中后期的堂审记录,称"叙供"更为妥帖。《南部档案》显示,叙供多由案件承办房的书吏完成,并非仅出于"刑房";叙供经历了由早期不写房名,到后期具体到相应房,甚至兼及书吏名姓的演变;叙述结构,以道光七年、光绪十一年为界,呈现出三种样态。其他地区也多有类似情况,但不在同一时间点,区域性特征明显。一般而言,叙供与两造呈词的基本事实大体相当,但也有不少大相径庭的案卷存在。     

历史进行时

<正>2010/5.28-2010/6.27刑讯逼供所取口供不能作为定案根据5月30日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明显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包括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以暴力、威胁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等。但愿一条规定,真能管住国人深恶痛绝的刑讯逼供。鸠山由纪夫辞职菅直人当选日本首相6月2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因在普天间美军机场搬迁等问题上未能兑现选举承诺,宣布辞去日本首相职务。6月4日,菅直人当选新一任首相。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日本首相也不例外。     

朝鲜战场捕获的第一个美军俘虏

美军少校奈勒斯是南朝鲜李零晚军第六师第二联队的『顾问』,他是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捕获的第一个美军俘虏。 起先,志愿军战士们从抓获的李承晚军俘虏口供中获悉,李承晚军第二联队里有美军顾问,都很高兴,赶紧在俘虏中清查,看看美军顾问是什么样子。但是查了一天多,也没有查出     

“伊萨克事件”始末

道光十年秋，清朝新疆地方政府在反击浩罕侵犯胜利的同时，发生了参赞大臣诬陷阿奇木伯克伊萨克的冤案。本文通过对冤案缘起、各当事人奏折和口供分析，勾画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制造冤案的过程，并对冤案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衡估     

实验与实战：七三一部队在诺门罕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大力发展细菌武器,堪称当时世界“先进武器”。在1939年的“诺门罕战争”中日军首次在阵地战中实施了细菌战。本文通过综合分析战后日本细菌战犯的口供及战后相关档案资料,探讨七三一部队参加诺门罕战争并实施细菌武器的历史事实的同时论述诺门罕战争对七三一部队扩展细菌武器研究、防疫给水战场应用的借鉴意义。     

再谈刑讯逼供——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引

2009年4月13日,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在第二部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同时还对被羁押人员的人身权利保障作出了规定。从这一计划中看出,我国又开始重新重视起刑讯逼供问题,并制定一些比较可行的方法来遏制刑讯逼供,但同时也应看出,要完全消除刑讯逼供,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就从刑讯逼供的根源出发,对刑讯逼供与口供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然后提出解决刑讯逼供这一问题的建议,从而更好地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盛世才滥用酷刑

盛世才每次逮捕人,都不需在被捕者的身上或住所搜查出什么“犯罪”的罪证,所有“罪证”都是根据被捕的人在监狱里受过酷刑后的口供,这可见盛世才所冤诬的人之多。据说无论你是怎样一个铜皮铁骨的好汉,受过10种盛世才的酷刑后,10个人有9个都没有不照审判人的旨意招供的,杜重远自诬为“托匪”就是这样。我在监狱里曾经看见一位姓焦的东北人,是以前盛世才手下的团长,为盛世才诛杀异己出过很大的力,立过“功”,后来被提升为粮服处的处长,不到半年,就被盛世才以“阴谋暴动”的罪名逮捕下狱。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位最忠实于盛督办的人,而突然被诬参加…     

宋代的丁口赋

宋代的丁口赋王晓如丁口赋是宋初天下五赋之一。《宋史食货志》曰：“丁口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宋代沿袭前朝仍然“岁输”丁口赋。“本朝经国之制,县乡版籍,分户五等,以两税输谷帛,以丁口供力役。”①丁口在宋代的赋役剥削中担任了重要角色。丁口赋也称身丁税...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所谓肃反经验及其恶果

诬陷功臣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统治的恶果红四军遵令忍痛放弃已解放的大片赤区,返回豫皖边老根据地。张国焘派陈昌浩于九月十三日赶到麻埠军部,宣布撤销曾中生军政委的职位,由他接替,并立即开始在军内肃反。首先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余人,当夜严刑拷打追问,没有得到什么口供与材料。接着就令部队西进。部队一面行军,一面作战,大量歼灭敌人,,而陈昌浩却把在行军指挥部队英勇杀敌的许继慎(红十二师师长)、熊受暄(师政治部主任)、周维炯(红十一师师长)等大批创建根据地与红军的战功卓著的领导人,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     

“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略考

《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简全册内容包括爰书、都乡啬夫报告和居延县所下文书。前二份爰书是寇恩的口供记录。讲的是甲渠候粟君雇寇恩到(角乐)得替他去卖鱼,约定出卖五千条鱼,要价四十万行钱,并用一头黑公牛和廿七石谷作为雇工费。到了(角乐)得,卖鱼不足四十万。寇恩便把黑公牛卖了凑成卅二万给了粟君妻业,还欠八万。回来后,寇     

洪仁玕亲书绝命诗

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于天京城破后,会合幼天王洪天贵福走江西,兵败被俘,慷慨就义。清江西巡抚沈葆桢在审讯后于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奏称,“将各该逆节次供词及洪仁玕亲笔供单同所作诗句并签驳李秀成口供原本,咨送军机处。”1994年1月我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陈三井所长邀请作访问研究期间,从当地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获见这批大陆史学界曾经寻访多年而未发现的文献。洪仁玕的多次供词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其中他的亲笔供词和诗句,尤为珍贵的文物。洪仁玕存世手迹极少,而台北收藏的洪仁玕亲书文书达数千宇。本文介绍他亲笔绝命诗(图一)。     

叶帅在逆境中扶助胡耀邦

叶剑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向中央举荐邓小平同志复出的同时,竭力举荐比他小18岁的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领导工作,为世人所注目。有人称誉他们是当世的伯乐和千里马。笔者谨以拙笔追溯叶、胡两人忘年之交的革命友谊,记述他们为党和国家共建功勋的若干片段。从左倾围剿中解救出来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胡耀邦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耀邦同志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在康生一片“特务如毛”的嘈声中,他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没有冤枉一个好人。叶帅对这个年轻的…     

一份迫害无辜者的审讯记录

“文革”初,我们的姐姐舒赛（王藕）,因公开在北京全城张贴了１８份标题为《誓死揪出在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反林彪大字报,被原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拘留。４年半后,被迫害致死。最近我们整理她的遗物和有关的材料,发现一份当年在北京监狱中审讯她的口供记录。这是她去世 １６年后,在中纪委的支持下为她彻底平反时,我们从北京市公安局保存的原件上摘录下来的。 姐姐１９１７年生于湖北江陵,１９３７年参加革命, １９３８年入党。生前她孑然一身,没有子女。她曾三陷囹圄,多年处于逆境之中。 现…     

庚戌新军起义善后与广州舆论的“悼惜”风潮

庚戌(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作为清末孙中山领导的第九次起义,载入辛亥革命的史册。吊诡的是,起义被镇压后,官方与绅、商、学界围绕事件性质与善后问题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广东当局公布革命党人的口供和物证,力证其为叛乱行动,并解散涉事的七营全体士兵。以粤商自治会为首的多数舆论则认为这是粤省当局处置不善导致的兵变。特别是巡防营在镇压过程中军纪败坏,而由“良家子弟”组成的新军虽然失败但仍不愿扰民,引发“悼惜新军”的舆论风潮。可见粤省绅、商、学界对于革命态度暧昧,更重视保护本省与自身的权益。清廷在舆论压力下选择惩处镇压有功的粤省官吏,后者唯有掩盖新军既存问题直至皇朝倾覆,反映了筹备立宪语境下民意勃发,政局不稳,清廷却盲目推动新军建设的时代矛盾。     

合法的刑讯逼供

在我国古代,刑讯逼供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记载。秦朝的刑讯制度规定：能根据供词追问,不用拷打而得到案件实情的是上策,而用拷打的方法得到实情的则是下策。在审理案件时,必须让犯人充分陈述,把话说完,再根据疑点发问,经过多次追问而仍然欺诈且拒不服罪的,就要依法“笞掠”。秦律虽然提倡不用刑讯逼供的办法审案,但也承认了刑讯的合法性。西汉时期的司法机关在审讯中,把犯人的口供作为判决的重要依据。按汉律规定：如果判官认为罪证确凿而犯人仍不认罪,就可采用刑讯的方法。后世的唐宋等朝代也大多依汉朝的规定。     

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辩——与荣孟源先生商榷

1864年7月19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失守后第四天,原来保卫天京的主将李秀成也在方山被“奸民拿获”,解送湘营了。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亲自审讯过两次,他还派其爪牙庞际云等“鞫讯累日”。“亲讯”、“鞫讯”本有口供,而李秀成又在囚笼里“自写亲供”,也就是他所说的《书供》。《书供》经过曾国藩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