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及其评价——以顾维钧为主的考察

北京政府一直被人们评价为执行媚外政策的政府,但是北京政府在以顾维钧为代表的近代职业外交官主持外交部的情况下,利用他们学到的国际法的有关知识,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努力。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与顾维钧、王正廷等的外交活动贯穿始终,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且成为开启中国近代修约外交的第一个政府。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形成和觉悟的标志——论1907年的各省商会大会

一1906年,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拉开了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帷幕。立宪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求建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法治,所以在1907年夏,预备立宪公会致书上海商务总会、商学公会,鉴于前此政府所颁各商事法令,无商人参与和公认,往往拂逆商情,因而倡议自订商法草案,以作为预备立宪的组成部份,邀请作为资本家团体的上海商务总会和资产阶级学术团体的商学公会共同承担此项工作。上海商务总会与商     

对十月革命评价的一点认识

20世纪80年代,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指导下,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受到怀疑。苏联解体后,十月革命被彻底否定。否定十月革命的人主要指责十月革命打断了二月革命后的民主进程、解散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实行一党统治、独裁等。这是极大的扭曲。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无所作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立即宣布《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等,彻底完成了二月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十月革命巩固、发展了苏维埃民主制——民主制新的、最高的形式。苏维埃民主制的优势是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制无法比拟的。     

民初北京政府的治国困境——以减政主义为中心

因为财政支绌,减政主义一度成为民初北京政府的执政理念.然而,在民初复杂的社会背景下,非但减政政策执行不力,还损害了其他政令的推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讲,减政政策是北京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因为一旦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必然会激化各种矛盾而不利于初定的社会秩序.因此,甘冒风险推行减政主义则正是民初北京政府深陷困境的集中体现.     

同盟会，国民革命的联盟——关于同盟会的性质问题

本文认为同盟会的性质不是如过去学术界所说的为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全国各阶级革命群众的联合政党、国民革命的联盟.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从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来看,它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也代表了包括地主、工人、农民在内的当时一切反对西方列强侵略,要求推翻清朝,振兴中华,改变现状的人们和阶级的利益.2、从同盟会的成员来看,既有资产阶级,也有地主、工人、农民和其他各阶级及其知识分子.3、从同盟会领袖孙中山的思想来看,也不是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讲话,而是代表了全国各族各阶级,尤其是工人农民的共同利益.     

1918-1921年英国对待关余问题的态度

1918-1921年英国对关余问题的态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8年9月广州军政府打算武力夺取广州海关至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英国的态度是：赞成按一定比例向滇、桂军阀控制的广州军政府拨付关余,但反对军政府武力攫取海关的企图;广州军政府分裂后,将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掌管,反对将关余分别交给广州军政府中的不同派别;不支持北京政府独享关余;反对北京政府撇开列强,控制关余的企图;军政府分裂后,赞成支付属于北京政府的关余;反对由徐世昌提出、得到美国赞成的用属于广州军政府的关余收买南方舰队的计划。第二阶段,从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到1921年4月列强强行解决关余问题未能成功。英国的态度是：执行敌视孙中山的政策,仍不同意向广州政府拨付关余,对孙中山夺取海关的计划进行武力威胁;不直接与广州政府打交道,以免造成对其承认的印象;准备抛弃孙中山解决关余问题;支持北京政府得到所有关余;后来态度有所变化,赞成关余用于治理西江;最终欲在损害广州政府利益基础上强行解决关余问题,但未能成功。     

论民国初年经济政策的扶植与奖励导向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参政、议政活动，是民初经济政策的综合社会背景的独特部分。以张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策精英”的苦心孤诣，使７０余项经济法规得以出台。政策法规的多项内容中，都体现了扶植与奖励的政策导向。民初经济政策开始了近代化的转变，但其水平仍滞留在产生法规的初始阶段，并不具备近代经济政策根本转变的核心标志——走上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的法制化轨道，离法规完备并以法、依法干预经济仍然有巨大差距。扶植奖励导向与控制聚敛实质是民初政策无从调解、强弱悬殊的矛盾，它是民初政策发育不足和名实不符的根源。     

近代德国传统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融合

在近代史上,德国贵族之所以牢牢地掌握着国家统治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相互融合,利益日趋一致。一方面,贵族在经济上资产阶级化,另一方面,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断贵族化,而且相互之间通过频繁的联姻加强联系。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为贵族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胡适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胡适,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评价:多数持全盘否定态度,如说以他为首领的新月派,“是革命文艺的老敌人”,“一批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或说此时胡适已“由北洋军阀的帮凶,变成蒋家王朝的鹰犬”,“集中反映了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文艺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新月》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人权派”,属于“中间派”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属于“在野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既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也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或认为“人权派”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意志”,“九·一八”后,蒋介石改变政策,胡适才成为蒋家王朝的“御用文人”。有人还具体地论述过这种转变。     

回忆父亲张申府（下）

十年动乱。雪上又加霜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杜月笙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

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杜月笙的表现总体上是积极的。他参与组建并主持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等机构,这些机构在“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凇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杜月笙本人也因此一跃成为上海显赫的地方领袖。杜月笙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呼号慷慨解囊的主要原因是他当时已经是上海资产阶级的一员,在对日关系方面杜月笙的言行较多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愿望,而不是出于帮会的利益。     

《工匠法令》与英国前工业化时期的劳资关系

为应对16世纪中叶人口危机、经济波动与社会变迁引发的劳工问题,英国政府在继承中世纪劳工立法的基础上,于1563年出台《工匠法令》。《工匠法令》授权治安法官推行学徒制、强制劳动、限制劳工流动与厘定工资等核心条款。《工匠法令》顺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切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获得治安法官的积极推行,从而有效化解劳资纠纷与维护社会秩序。《工匠法令》奠定了英国前工业化时期劳资政策的框架,诠释了家长制劳资政策的基本内涵,形成了以治安法官为权力主体的劳资纠纷化解机制,有利于英国社会的稳定转型。     

地方治理与利益诉求:民国初年陕绥划界纠纷研究

陕绥划界是民国初年西北地区省界调整中发生的一起政治事件。上自北京政府、陕绥各级地方政府,下到争议区的伊克昭盟王公、士绅民众,分别从国家政令统一、边疆安全、争议区经济利益归属、基层社会事务决策权归属等角度,围绕蒙陕边界地区的划界问题展开利益诉求。蒙陕边界地带士绅民众在清末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整理垦务时期认购土地,拥有了争议区土地的所有权,其是否会因为政权更迭而发生改变,遂成为陕绥划界纠纷的核心问题。在近八年的纠纷过程中,北京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陕、绥双方)、地方各系势力与两级政府之间展开利益角逐。最终,北京政府让步于既成事实的陕西一方,即移民不可能退回去的事实。而陕北沿边地方政府和士绅利用自身的威望和号召力,对争议区内民众进行宣传和引导,组建利益共同体,维护地方社会事务话语权的“正当性”。     

从禁烟看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内政外交——以浙江为中心的考察

禁烟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始终。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相关政策法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厉行禁烟。在南京临时政府禁烟政策的示范和指导下,地方政府纷纷制定禁烟法规,积极禁烟。浙江军政府在这些地方性禁烟法规的颁布及具体实行的过程中比较有代表性,反映了南京临时政府、地方政权与外国列强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折射了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内政外交困局,以及新旧制度更替之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势。     

清末地方自治新论

地方自治最早产生于西欧，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出的一种与中央集权政治相对立的地方分权思想与制度。这一政治主张在中国最早由黄遵宪在戊戌变法时期提出，但由于变法的迅速破产，未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清廷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后，在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极力主张下，加之清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地方自治成了清廷仿行宪政的重要措施，并在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地方官府直接督导、资产阶级立宪派参与和资产阶级立宪派自发倡办、地方官府认可两种类型。清末地方自治的明显特征是内容上的完整性和实施上的冒进性。     

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

对于参战案的探讨,以往较多集中于府院之争、派系之争、南北之争上,对参战一事颇多贬斥。从外交史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实有必要。欧战爆发之初,北京政府宣布中立。这一政策看似稳妥,但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境况下却蕴藏着危机。虽曾有人提出对德采取积极进取政策的建议,惜未被采纳。1915年末,北京政府暗中与协约国有接洽之举,但在日本的反对下退缩。1917年,转机出现。围绕着中国是继续保持中立还是对德绝交宣战,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将领及社会各界都卷入了争论。总体而言,主张对德绝交的力量超过了主张中立的力量。北京政府不仅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远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以参战为筹码,北京政府与协约国列强展开了并不轻松的谈判。中方的要求获得了部分的满足。可以认为,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而发端。     

维希政府迫害犹太人问题研究

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维希政府成为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的帮凶之一。首先,维希政府诬蔑犹太人,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犹太人的法令;其次,建立了完整的集中营体系以控制犹太人;第三,帮助纳粹围捕了7万多法国犹太人,其中只有2000人幸存。法国普通民众才是犹太人的保护伞。     

抗战胜利后平津两市留用日人政策及社会舆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批日伪产业。为了尽快复工复产，国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留用了一批日籍技术人员。平津地区也相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颁布了专项法规法令，对日俘、日侨进行遣返的同时留用一批有技术的日人，并对留用日人进行有效管理。留用日人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战后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美国、平津地方政府、各企业和被留用日人、普通民众多方利益的不同造成对留用日人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大不相同，在各地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舆论。     

武汉国民政府的农民政策

武汉政府时期形势错综复杂,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农民问题是中心问题.各种政治势力纷纷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并力图影响政府的决策.从政府决策体系和政府过程的角度,对武汉政府的农民政策的变化进行分析,是一种新的研究尝试.武汉政府的农民政策从积极走向消极直至反动,是当时各种政治势力和政治利益博弈的结果.     

陆荣廷与“二次革命”

发生于1913年7月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同以盗国大盗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独裁专制势力的一次重大武装斗争,其目的是要保卫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次斗争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它唤醒了人们对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的警觉,并给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以一定的打击,为以后护国战争粉碎袁世凯的皇帝梦和推翻袁世凯的独裁反动统治起到了准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