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最后一桩科举舞弊案

周福清与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桩科场案有密切关系,他是我国现代伟大的学家鲁迅的祖父。正因为周福清案发入狱,而导致了周家的迅速衰败,长孙鲁迅的命运也因而发生了根本转折。     

内阁中书周福清——新发现的关于鲁迅祖父的档案材料

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写的《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对我国的档案遗产寄以深切的关注和重视。他尖锐地批评了北洋军阀政府和封建遗老任意偷盗、糟踏档案的行径。他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鲁迅全     

鲁迅与周作人的恩怨

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是两个非常有分量的名字。“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烟花般逝去,惟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２０世纪思想、文化的中心点上。鲁迅（周树人）与周作人是排行老大、老二的亲兄弟,曾经相伴成长,同窗共砚,长大相携赴日,寻求真理,以后都能“辣手作文”,享有盛名。然而,中年反目,至死不相往来,更是成为２０世纪文坛的一大谜案。此后,各奔东西,日行渐远。同为“五四”时期的启蒙者,走出了两条绝然不同的道路,真可谓“才子兄弟,冤家手足”。 一、长兄如父弟相随 周作人是鲁…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始末

读罢本文,让人不禁唏嘘。作为中国脊梁代表人物的一代文豪鲁迅,想不到会遭到亲弟弟如此无情的打击。     

科举与民治

1905年朝廷停科举,旨在为学堂让路,造就新学新知的人才.其时朝野的关注和认知都交集于此,又都止乎此.但由清末到民初,共和推倒了帝制,而与之俱来的则是民初的代议政治有民治之名而无民治之实,以及这种名实相悖造成政象的四面颠蹶直接促成另一种关注,使当时人不得不由古今中西之比探寻民治的本义.而后是已经停置的科举制度又被引来论说古今之政体,并因之移到了那代人的重新认知之中.于是有西方人说的"科举制乃与民主精神深相契合"和中国人说的科举制度"尤为民治".十多年之前深被非议的科举制度遂随后来的眼光之变而内涵大变,褒贬大变.借助于这种民初不同于清末的眼光和认知,一千三百多年间,科举制度以其自下而上的"怀牒自投"和自上而下的"以试为选"维持了一个文官政府的过程,便因之而由一千三百年间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开放,显示出前现代的选官制度里所内含的与现代"民主精神"可以对应的一面.     

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

1905年清廷诏罢科举,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大重要转折.相关史实表明,戊戌(1898年)废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等科举改章措施,虽因政变而曲折反复,但确已在各类科举考试中得到贯彻,不同阶段改革程度虽有变化,却进展缓慢,利弊与前景也众说纷纭.如何创制出适合检验西学的新科举文体,并没有进一步可供采纳和验证的建议.在壬寅(1902年)后科举与学堂并存的两难抉择中,清朝君臣均痛感时不我待,急求速成以救亡图存,未能展示进一步更新前景的科举,最终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没有充分证明自身价值作用的学堂.因此,随着学堂发展不断暴露出问题,被清廷强制终结的科举,便不断产生翻案纠纷.     

祖父的规矩

日后知道,祖父在临终时哪个儿女都不理,只是抱着我的照片一个劲呜呜直哭。就是我念大学第一年寄回家那张,身后是片蓝莹莹的大海祖父是大户人家出身,自小未吃过苦。他的父亲,即我的曾祖,据老一辈的人说,当年是声闻百里为人景仰的硕儒,立世做人莫不讲究一个方正、讲究一套规矩。作为硕儒之后,我的祖父,除继承了满腹诗书之外,老     

朱正鲁迅和周作人是难兄难弟

湖南出版界有两个人物闻名全国,一个是钟叔河,一个是比钟叔河大3天的朱正。他们是《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合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同学,也是《新湖南报》的同事,一起被打成右派,后来在“文革”中又是一同被判刑劳改的难友。更难分难解的是,钟叔河先生研究周作人,朱正先生研究鲁迅,让周氏兄弟以另一种方式齐聚长沙城。     

祖父徐特立与南昌起义

正腥风血雨中入党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到15日,上海工人被杀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失踪5000多人。陈延年、赵世炎等共产党员牺牲。我的大姑妈徐静涵因参加上海赤色工会活动,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在狱中受刑,腿部留下残疾。她的丈夫黄宪章单方登报声明离婚。从此,祖父与我大姑妈失去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祖父     

皇权与科举——明清恩诏科举广额考论

恩诏广额是明清科举考试中因皇帝特恩增加录取的一次性扩招名额。与生员学额和乡会试中额等逐渐成型的定额不同,恩诏广额是介于成型制度、习惯性规则和统治者的自由裁量之间的问题,显示了君主制与科举制的互动。本文旨在考察明清恩诏科举广额制度的原委及其具体实施和调整状况,以及背后因应的重大历史事件,概括恩诏广额的常例、定额和类型,探究明清两朝恩诏科举广额制度的异同与演变,以为进一步探讨明清科举制度的源流递嬗和明清政治异同,提供一特殊的观察视角。     

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与科举

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和科举的关系,是金圣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关系到对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深层理解,以及对金圣叹文学批评地位的客观评价的问题。 在金圣叹文学批评与科举的关系里,实质上与八股文的关系是问题的核心。在清代,把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与八股文联系起来的议论还没有见到。至多是李渔在《闲情偶记》里指出圣叹无视《西厢记》的戏曲特点时,曾揶揄道：“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味,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味,圣叹犹有待下来。”①明确把八股文与圣叹的文学批评联系起来,并且…     

我的祖父张居仁

正我的祖父张居仁(1885—1938),字子安,山西省平定县小峪村人,生于1885年12月25日。我家祖籍山西省平定县城南庙沟(现庙沟、上庄有其本家),距小峪村五六里路。家有地十多亩,先祖张     

祖父张九皋与张恨水的交往

<正>张恨水最早起步于安徽芜湖,而对他走向文学道路影响最大的人是郝耕仁和我的祖父张九皋。我的祖父张九皋先生与郝耕仁是挚友,张恨水正是通过郝耕仁认识我祖父的。1913年张恨水在上海认识了郝耕仁,并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张恨水说,是郝耕仁改变了他的人生。而祖父张九皋则为张恨水提供了一个起步发展的平台。     

我的祖父冯国璋

1917年7月6日至1918年10月10日任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是中华民国史上的第三任大总统.尽管冯国璋出任国家元首仅仅1年零3个月,但在民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在为写作《冯国璋传》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先后访问了冯国璋的故乡——河北省河间市西诗经村和冯国璋的孙女冯容,谨将访谈要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祖父的农耕人生

<正>深圳诗人黄湾的一首《咏牛》诗：“穿鼻随绳走,乡间暮色低。拓荒星月下,啃草水塘西。乐顶寒风冽,勤将沃土犁。秋收粮万担,功德惠苍黎。”读来让我心头微颤,眼角潮湿,激起了我对祖父的无限怀念。1918年冬天某日丑时,祖父在长江下游南岸的一个村庄出生。祖父周岁时,曾祖父请来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祖父生于丑时,乃牵牛星下凡,为人实诚,任劳任怨,一生劳碌,与牛同命。之所以这么说,     

与科举有关的南京地名

与科举有关的南京地名袁里南京地名,种类繁多,而一部分地名,则明显与科举有关,如贡院街、下江考棚、三元巷、沈举人巷、焦状元巷、朱状元巷、状元境等等。这些地名大都关联着一段故事或一段史料,说来饶有意趣。位于夫子庙的贡院街人人皆知,是因为江南贡院在此而得名...     

论金朝的教育与科举

金朝建立前，尚无完善教育，建立后为适应经济发展、政治统治的需要，在文教方面效法辽、宋，比较重视教育与科举。本文论述了金朝各类学校、学校管理机构、师资、教材、经费和学生来源，以及金朝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发展，科举考试的内容与科举制度的利弊。     

文昌阁与贵州科举文化

屹立于贵阳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是我国千百年来实行科举制度的产物,是贵州全省上百座文昌阁中仅存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它建于十六世纪末(公元150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迄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为保护这一文物,2001—2002年贵阳市人民政府投资1000多万元,经过近两年的大力维修,恢复了昔日的古建筑群和古城墙,并拓宽面积约10000平方米,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和     

辽朝科举与辟召

辽朝前半期官员入仕的主要途径有恩荫、流外和辟召,尤其藩镇辟召、奏荐州县官幕职官广泛流行,估计有许多汉人由此途径担任地方官,从而确保了各级机构所需要的官僚数。因此,可知辽朝的藩镇应具有与唐朝后半期和五代时期藩镇相同的人事权,即这一时期朝廷的人事权受到一定的限制。辽朝后半期确立科举制度之后,朝廷通过任命新取进士为地方官,逐渐将藩镇的用人权收归中央。因此,辟召任官的现象明显减少。可以说辽朝通过采用科举制度实现对汉地的深入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