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创办广州农运讲习所

1924年4月,彭湃秘密抵达香港,来广州,准备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此时,孙中山正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许多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中共中央委员谭平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     

抗日战争初期章乃器在安徽

著名的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抗日战争初期到安徽临时省会六安,担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同时担任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省动委会)常委兼秘书。他在安徽期间,在解决战时财政困难和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南京沦陷后不久,日军进犯安徽,安徽境内宁芜、津浦、淮南铁路沿线的城镇先后失守,安徽成为抗日前线。国民党安徽省军政当局却纷纷逃避。1937年冬,安徽省政府     

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论析

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本世纪３０年代国民党发动的两个重要的思想统一与“精神建设”运动,两者一脉相承。蒋介石自称新生活运动是“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①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抗战的最大武器”,是“抗战民族的精神堡垒”。~②确实,两个运动都有动员民众抗战的意图,但它们又都有加强思想控制、为国民党一党专制服务的趋向。同时,两个运动无论在其基本的思路上,抑或是其发动、推展的方式、方法上,都存在着诸多弊病,这些也限制了两个运动的抗战动员目的的实现。本文试图从两个运动的发动背景、基本思路、实际…     

柳亚子和谢冰莹：“长者”与“后学”的情谊

初次见到柳亚子 1930年秋的一天,在上海拉斐德路的柳公馆里,阳光从窗户透射进屋．柳亚子正靠在书房的沙发上看报纸。这时．夫人郑佩宜领着高尔柏和谢冰莹走进屋里来。高尔柏是中共党员．为了便于革命活动,后又加入了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东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王征明谈饶漱石与扬帆

王征明1923年4月出生于江苏徐州,1938年1月1日,不到15岁参加八路军学兵队。1943年王征明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侦察科副科长,负责保卫军部情报业务。1949年5月,王征明率人先入上海,会晤国民党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交代陆为我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作好准备。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办公室主任、政保处副处长、处长,并兼上海市委保卫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王征明调公安部二局任职。1954年4月5日,曾是扬帆助手的王征明被秘密逮捕,被     

再论唐绍仪晚节问题

唐绍仪在晚清时期位居大臣,民国初年加入同盟会,为民国首任国务总理,主持过两次南北和议,是国民党中有威望的元老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山县县长。1934年因陈济棠在中山县策动倒唐事件后,遂闲居沪上。1938年1月16日,日本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公开声称要在中国建立与之合作的“新政权”。日方有意让唐绍仪、吴佩孚出山,即所谓的“南唐北吴”计划,欲以此达到以华制华,尽早结束战争的目的。于是劝降活动密锣紧鼓。日方先后由外务省顾问船津、驻沪大使谷正之,满铁参事兼满铁上海社长伊藤、满铁顾问铃江、侵华日军特务机关长楠木、土肥原、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长臼田以及松冈洋右、松井等直接参与这一活动。然而,日本对唐的意图,国民党方面是有所侦知的,国民党驻沪特务不断报告日本的新阴谋。1938年1月12日:“……乙,通过国民党右派拉拢军阀及其军队,使抗日阵线松懈;     

抗战中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八·一三”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军攻占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出逃河内,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国民党内部发生重大分裂。在中国抗战形势非常危险的时候,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２日,蒋介石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本文将简要介绍精神总动员运动的起因及运动开展的具体情况。 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集结全国国民之精神于简单共同之目标,使全国国民于自身皆确立同一救国道德,对国家皆确定同一建国信仰,而国民…     

“查不清”的清查团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开始积极准备接收工作。1946年7月底,由国民参政会、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三方面联合组成的“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成立了。8月,清查团成员分赴各地。     

道德节操 党性之光——纪念张恺帆诞辰100周年

上海西南郊的龙华古镇,以“桃红十里”名擅江南。志乘记载：“每遇桃花盛放,上海士女恒倾巷来游,颇极一时之盛。”十年内战中,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即龙华监狱）设于此,这里成了囚禁杀戮共产党人的血腥屠场,人称“上海的雨花台”。1933年冬的一天清晨,在一间牢房里,被捕前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的张恺帆拖着哗哗铮响的铁镣,爬上双层床上铺,     

略论国民党改组后否认“赤化”的辟谣声明

(一) 国民党改组甫告成功,一场诬陷国民党“赤化”的谣言攻势接踵而来。这类谣言,此前已有,但在国民党“一大”正式实行联俄容共后,受到了新的刺激,更加沸沸扬扬,不可遏止,大有谣言一经传播就会成为事实之势,使国民党人陷入了十分难堪的境地。香港是制造国民党“赤化”谣言的发源地。“那一般蛰居香港受敌党运动的流氓访员更闭门造车,悬空八只脚大造其谣言,……一片闭上眼睛的梦话,不绝的向上海打电”。如上海《新闻     

“五卅运动”何时提出?

最早提出“五卅运动”概念的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五月三十日反动派枪杀学生市民造成了流血惨案,次日,《民国日报》在第十版“本埠新闻”栏内以《昨日南京路之大惨剧》为题向全国人民披露了惨案的真相。六月二日,《民国日报》在第三版以《各地学生加入“五卅”运动》为题报道了南京、无锡、苏州、松江等地学生集会、游行、     

1928年醴陵大屠杀目睹记

1927年秋天,贺龙、叶挺率领的“八一”南昌起义部队,以雷霆万钧之势,越过福建汀、杭,战领广东潮、汕,分路向海丰、陆丰一带前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迅调大军,由水陆两路,来包围工农红军,工农红军与之激战兼旬,终以敌众我寡,伤亡惨重,乃由朱德(当时朱任第九军副军长)率领余部,向江西井冈山转移.这时,湖南攸(县)、醴(陵)、萍(乡)、浏(阳)4县的农民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蓬勃的发展,声势浩大.那时我和师长周逸群(周任工农红军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我任该师参谋处长兼炮兵营营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转战至潮、汕,失败后,转回上海,周留上海,我从上海潜回湖南,由刘鸿甫介绍至醴陵南乡、泗汾任工农红军攸醴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因此我也参加了醴陵的农民运动.后因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军,进犯醴陵苏区,我家房子被毁,三兄遇害,     

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其时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在发生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孤岛“时期的军统局策反委员会

策反委员会在危难中建立 １９３９年８月,潜至上海法租界领导国民党方面地下抗日斗争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在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汪逆恐怖政策,日益加厉”,因此请求中央“速派妥员来沪主持肃反工作,鼓励民气,坚强阵线。否则阻碍甚多,工作不易开展”。 就在这前后,专门在上海“孤岛”主持这种“肃反工作”的军统局高级骨干、即将与戴笠结成儿女亲家的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竟也投降了汪伪,不久还当上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和平救国军”总指挥！ 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鉴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潜伏于…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述论

1927年3月成立的以上海金融界人士为核心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其性质和作用有一变化过程。该委员会最初只是蒋介石委派的筹款团体,尚不具有政府机构的性质;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它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行政机构,通过筹集垫款和发行二五库券,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巩固提供了最主要的财政基础;从5月底起,委员会的财政行政机构性质不复存在,专事二五库券的发行及相关事项,直到8月委员会结束。就整体而言,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是蒋介石政权初建、政府结构未臻完备阶段的产物,其所发挥的作用是暂时性、过渡性的,但却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工商界之间最初和最主要的中介环节,并使二之间的关系在磨合过程中得以维系。     

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

在孙中山作和国民党“一大”件中,确实没有“三大政策”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所包括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又确实都来源于孙中山,是在特定环境下,从特定角度对于孙中山晚年思想和主张的一个比较精炼的概括。一个哲人的身后常常有无尽的关于这一哲人的争论。“三大政策”概念的提出,发端于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的批判。它有一个长达一年有余的熔铸、提炼过程,在此期间,跨党的中共党员沈雁冰、施存统、陈独秀、周恩来,国民党左派柳亚子等人,以及国民党上海左派组织、黄埔左派学生、中共广东区委、中共中央等都发挥过作用。     

商震建国后的两次归国观光

1947年5月,国民党著名将领、曾担任蒋介石总统府参军长的商震被派往日本接任“同盟国对日本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兼驻日本代表团团长。他虽身在日本,但注视着蒋介石在他挑起的内战中,军事上惨败,经济处于崩溃状态,政治上孤立;并且亲身感受到,自己虽是“同盟国对日本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但“弱国无外交”,一切都得听任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颐指气使,屈辱得很。在这种情况下,商震认为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对它不再抱有幻想,毅然于1949年3月辞去“同盟国对日本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兼驻日代表团团长职务,留住日本,转而从事房地产和进出口商务了…     

1927—1937年国民党“中政会”刍议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亦称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直属机构。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中政会”在国民党统治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是国民党在“以党治国”旗号下沟通党政联系,实现其对政     

顾顺章组建“新共产党”的前前后后

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在国共两党斗争史上,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先生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世人称做“第三党”),从事反蒋活动,其经历已广为人知。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亦曾有人野心勃勃地试图组建一个区别于中共的“新共产党”,试图走一条既别于国民党也别于中共的第三条道路。此人就是中共党内的大叛徒,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顾顺章,又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县白杨人。其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顾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