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医药用具考

从出土文献和文物来看,西夏时期的医药用具有度量衡器、制药器、贮盛器、服药器和治疗器五类,这些器具根据其使用特点由不同的材质制作而成。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西夏的医药用具较为简单,有很多是由其他器物兼用。西夏对医疗器具的使用虽多与宋同,但从品质、数量、种类来看,其与中原地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医学水平相对落后的实际状况。     

西夏时期敦煌史研究述评

西夏时期敦煌史属于敦煌学与西夏学的交叉研究领域,目前学术界在这一领域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并取得颇多成果。但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西夏何时实际统治敦煌、敦煌石窟中西夏艺术的分期与断代两方面,对于西夏统治时期敦煌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并缺乏系统性。本文从西夏实际统治敦煌时间,西夏统治时期敦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两大方面进行回顾与梳理,总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今后研究的展望。     

西夏佛教艺术中的童子形象

西夏时期佛教艺术中童子形象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不管从莲花中化生的童子还是世俗社会礼佛供养的童子,他们都真实地再现了生命本真,赋予童子更多的意义和内涵。西夏艺术家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地创造属于自己本民族的元素特征,他们笔下的童子有的赤身裸体,憨态可掬;有的扭动身躯、活泼可爱。这些童子形象在西夏佛教艺术中的出现,无论是来自佛教经义,还是世俗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着西夏童子的生活与风貌,让我们更多了解一个神秘的西夏童子世界。     

西夏木板画

1977年以来甘肃省武威上县西郊林场发现了几座西夏墓葬,出土了一批重要的西夏文物。其中葬于西夏天庆七年(公元1200年)的二号墓出土了二十九块木板画。1-7,封三1-5),三号墓清理出二块木板画,(图8、9),更为珍贵,是西夏绘画艺术的珍品,是研究西夏社会生活和绘画艺术的重要资料,在西夏考古工作中尚属罕见。     

从《天盛律令》看西夏皇族

作为现存最完整的西夏法律典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诸多条文均涉及与西夏国家生活紧密相联的西夏皇族。《天盛律令》的颁行是居于西夏国家权力顶峰的西夏皇族所拥有的政治特权、优厚物质生活的绝对保证。律文所体现的西夏皇族的法律特权、经济活动及生活方式集中反映了西夏封建制度与西夏社会的本质。本文以《天盛律令》为中心,拟对《律令》中的西夏皇族史料进行细致梳理和分类研究,以期使西夏皇族的整体面貌更为清晰。     

论西夏的审判制度

西夏的审判制度是西夏重要的司法制度,它直接体现了西夏法制化的程度。本文将西夏制定的审判制度中的审讯和判决分别加以分析后在统合研究。西夏的审讯制度突出的是严格的规范性,对审判期限、证据认定等严加规范。在对案件的判决上,以司法官吏的秉公判断为核心,其目的就在于彰显法律的公正性。西夏审判制度之所以体现出层次分明而又环环紧扣、处罚严厉而又不失灵活的特色,是与其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的审判经验的承袭与运用分不开的。     

西夏境内的汉僧及其地位

西夏是党项羌人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其境内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鞑靼等多种民族。西夏建国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自德明开始,先后六次从中原宋朝求得大藏经,并据之用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进行翻译,现传世的百种西夏文佛经,大部分都译自汉文。西夏境内尽管民族众多,但无疑应以汉族人口居多,在前期的译经及后期的校经施经活动中,都有许多汉僧参与其中,加上中原佛教发展水平较高,故而汉传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史料中对西夏汉僧的记载却远远少于吐蕃僧人。从黑城出土的西夏佛教文物与文献,尤其是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文献的记载,结合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汉僧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既不如回鹘僧人,也远逊于吐蕃僧人,更无法与西夏僧人相比。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由汉人在西夏境内社会地位低下这一因素决定的,其次应与西夏长期与宋朝为敌。西夏统治者对汉人僧侣怀有戒心不无关系。     

西夏的国内外商贸剖析

西夏的商贸,特别是对外贸易比较发达,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术界以前那种认为西夏阻绝东西方贸易和西夏的商业在社会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的意见是没有根据的。本文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西夏的国内外商贸进行全面扫描．供大家进一步研究之用。     

西夏文献中的占卜

不晚于12世纪中叶,党项人原始的占卜术被中原传统的占卜学所取代。存世的西夏占卜文献全部译自汉文,其中对一些专门术语的译法表明西夏人对中原卦名有自己的理解。以干支为依据的"术数"占卜在西夏的流行程度超过了以八卦为依据的"易经"占卜,其对西夏生活的影响比此前估计的要大。     

《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评价

由著名学者朱瑞熙与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合作撰写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成功之作。作者用35万字、以简炼的笔法和生动的语言全面展示了10—13世纪整个中国范围内各民族、各地区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风貌及其发展演变过程,深入分析了不同民族和群体各自的生活特色以及彼此间的互相影响和交融,在许多方面既是对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清理和总结,又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拓和创新。与以往学术界在同一领域的有关研究成果相比,《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以下简称《生活史》)的最…     

西夏遗民余阙对魏晋六朝诗歌的接受

西夏遗民余阙是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杰出代表。受到元代社会背景、文化熏陶以及文人交游等多维度因素影响,余阙在诗歌中表现出对魏晋六朝诗歌强烈的认同感,其诗承继魏晋风骨,规仿六朝风韵,熔炼吸收魏晋六朝诗人的作诗法度,吸纳意象和语言风格,在元代诗坛别具一格。论文详细探讨余阙对于魏晋六朝诗歌的多方面接受,楬橥余阙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在元代诗坛的重要意义,希望能为西夏文学研究,构建多民族文学交融的"中华文学史"添砖加瓦。     

西夏陵管理处藏西夏弩机再考证

目前学界认为西夏陵管理处藏的西夏弩机与史料中记载的西夏神臂弓上“铁为枪镗,铜为机”的构造完全吻合,是西夏神臂弓上最重要的部件。本文对此件弩机进行再研究,认为其造型与文献中所载西夏“神臂弓”后部所装置的“蝎尾形牙发”相同,但应非实物,推断其功能应不具备实用性,为随葬之用的明器。此件西夏弩机的发现为西夏武器军备和丧葬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论西夏偈颂的诗化——以西夏文《贤智集》为例

西夏持续不断的译经活动以及大量汉文佛经的翻译,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已经诗化了的汉文偈颂对西夏偈颂翻译的影响。这种影响进一步延伸至偈颂的创作领域,但并未偏离偈颂的一般范式,而是依循着偈颂基本的特性又有所发展。《贤智集》中的三篇颂所展现的诗化现象,是偈颂文学在持续交流活动中被西夏继承于书面的产物。     

西夏碑(石)刻述要

西夏遭到蒙古毁灭性的打击后,人民流散,城池沦为废墟,遗迹、遗存屈指可数。加之宋、辽、金修史,也刻意跳过西夏这一段历史,致使西夏历史几乎不被后人所知。清嘉庆著名学者张澍发现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通过这块夏汉文合壁碑的碑文,揭开了西夏文字之迷。自此,西夏历史文化才犹如一方初遭洞开的迷阵。因此,西夏文物考古资料,特别是有文字记录的碑刻就显得特别重要,它犹如一卷卷石刻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籍的不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书法艺术价值,成为揭开西夏历史文化神秘色彩不可或缺的实物佐证,具有丰富的史料、文物价值,对考证史籍、辅翼方志、存史资政具有重要意义。     

西夏官服管窥

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对西夏官服的情况进行了考证。首先,论述了西夏官服中"汉式头巾"与胡服头巾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胡服头巾为"阔大带"后垂,并提出东坡巾、幅巾等应不仅属于西夏职官燕服的范畴,而是也属于西夏汉人上朝的服装。其次,揭示冠、带中贵金属贵重程度和质量是西夏武职服装"金冠蹀躞带"等级区分的重要标志。第三,根据山嘴沟壁画K1中主尊所戴武弁冠而非佛冠、及手扶抹带而非持经书的情况,推测此图中主尊坐姿人物为世俗官吏,并认为"讲经图"定名不妥。     

从贺兰拜寺沟方塔西夏文献纸样分析看西夏造纸业状况

1992年秋 ,宁夏贺兰县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献 ,为西夏纸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本文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检测分析报告 ,通过外形观察、显微镜及电子显微镜分析和能谱分析 ,对 7个纸样进行了检测 ,得出结论认为西夏的造纸技术 ,与当时中原地区的造纸技术大体一致 ,远远超过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 ,达到了较为先进的水平。第二部分是结合有关文献 ,论证了西夏用纸多属西夏后期所产 ,并对西夏发展造纸事业的动因、西夏对造纸业的管理、以及西夏纸的多样性进行了分析。从而证明西夏在 1 1至 1 3世纪的社会发展中 ,在为印刷术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 ,在造纸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党项与西夏女性人物汇考

本文搜集整理出唐宋以来党项、西夏史籍、类书、文集、墓志铭等汉文资料中所见136名党项与西夏女性,从姓氏、社会关系、封赠与事迹、史料来源等方面予以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党项与西夏妇女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问题。     

西夏牲畜小考

西夏小型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共收集词语七百余条,内容涉及西夏社会各个方面,主要牲畜有马、牛、骆驼、骡、羊、(羊古）（羊历)、山羊、绵羊、猪、狗等。西夏百科全书《海》载其牲畜主要有马、骆驼、牛、犛牛、山羊、羊等。西夏仁宗天盛年间颁行的军事     

从西夏铸币看西夏与宋辽金关系

西夏王朝皇帝在位时先后铸造西夏文、汉文钱币14种,这些钱币的铸造与西夏统治者的治国政策关系密切。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对西夏铸币与当时的民族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西夏渠头诸问题述论

天然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水利灌溉对西夏的重要性。渠头作为管理西夏基层水利事务的“胥”,在巡视监察灌渠、分配送水溉田等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西夏文法条的重新译释,可以进一步廓清西夏渠头的承充人户。从法律规定上看,渠头多为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地主和富户,而于实际差充中,以上人户可能均是作为各出役单位而令其私属代为服役。同时,西夏中后期部分差役专令有物力之地主、富户承充,其中以土地为主的资产又起着重要的衡量作用。渠头职责庞杂,役期颇长,几无廪给,是一个沉重的差役负担。西夏中后期渠头这一差役与作为夫役的春夫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可并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