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西夏石窟”的年代问题

本文对莫高窟第409窟、65窟和榆林窟第39窟的开凿年代提出了新的认识。作者根据对莫高窟第409窟回鹘文题记的解读,对该窟重修于西夏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该窟是西州回鹘阿厮兰汗在敦煌重修的洞窟;根据对榆林窟第39窟回鹘文题记的解读,指出该窟亦是西州回鹘皇室成员或达官显贵在敦煌开凿的洞窟。以上两个洞窟的重修和开凿年代都为北宋末年。此外,作者根据莫高窟第65窟存留的西夏文题记及与重修壁画间的层位关系等,提出了该窟重修年代不是西夏初年而是北宋末年的新观点。     

礼佛窟·藏经窟·瘗窟——敦煌莫高窟第464窟营建史考论（上）

莫高窟第464窟可以认为是西夏代表洞窟,但其营建史颇为复杂,一直困扰着学术界。经对第464窟历史、考古、图像作全面的分析,发现该窟营建前后经历了多次重修:第一次重修确为西夏时期,改造北朝多室禅窟为一座完整的礼佛窟,但前室未画壁画,为素壁;西夏晚些时候,对前室进行了二次维修,制造出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两个密闭的空间,这两个密闭空间又成为元代中晚期某个时间藏经的地方,使洞窟兼具了礼佛和藏经双重功能。而元代把大量的多民族语言文字的佛经封存在这个洞窟,有可能是作为佛教徒瘗埋的随葬品,从而使得464窟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兼具了瘗窟的属性。     

礼佛窟·藏经窟·瘗窟——敦煌莫高窟第464窟营建史考论（下）

莫高窟第464窟可以认为是西夏代表洞窟,但其营建史颇为复杂,一直困扰着学术界。作者经对第464窟历史、考古、图像进行全面分析,发现该窟营建前后经历了多次重修:第一次重修确为西夏时期改造北朝多室禅窟为一座完整的礼佛窟,但前室未画壁画,为素壁;西夏晚些时候,对前室进行了二次维修,制造出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两个密闭的空间,这两个密闭空间又成为元代中晚期某个时间藏经的地方,使洞窟兼具了礼佛和藏经双重功能。而元代把大量的多民族语言文字的佛经封存在这个洞窟,有可能是作为佛教徒瘗埋的随葬品,从而使得464窟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兼具了瘗窟的属性。     

关于莫高窟第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时代问题——兼及“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关系

莫高窟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修建年代传统意见一般认为是为西夏时期,本作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与看法。并逐一分析了前人所据资料,论证的结果认为无论从遗址花砖、壁画,还是130窟的重修时代,并相关书等均表明该殿堂建筑遗址应为宋时所建。并且通过供养人题记、历代洞窟营建的个人心理因素及曹氏诸节度使大量创建功德窟的事实,进一步表明其为曹氏归义军晚期由曹宗寿所主持兴建。中附带论及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关系问题。     

西夏时期重修莫高窟第61窟原因分析

敦煌莫高窟第61窟(当时称"文殊堂")营建于五代,是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主室西壁通壁绘五台山图,被认为是敦煌的"文殊五台山道场"。西夏统治敦煌时期,重修此窟甬道,新绘制了炽盛光佛经变。对以文殊五台山信仰为主题的第61窟进行重修,反映出西夏人重视五台山信仰的特点,而炽盛光佛也是西夏时期流行的造像题材,说明西夏在重修时也引入了自身信仰的新的美术题材。西夏重修第61窟体现了西夏在洞窟重修方面新旧兼顾的特色。     

西夏仪式佛教的图像——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巡行图的几点思考

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北壁两铺大型炽盛光佛巡行图壁画,作为后期重绘的壁画,对其时代的判定有元、西夏两种观点,其中持元代说者以"元代西夏遗民营建"说为代表,但经仔细观察画面细节,作些辨析,持主流意见的西夏说更能成立,而由西宁王速来蛮主导营建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作为炽盛光佛变相的特例,画面反映出来的炽盛光佛巡行和本地僧团送、迎的场面,是重绘壁画时受西夏仪式佛教影响的结果,是西夏佛教重实践、重仪轨的图像记忆。而炽盛光佛星曜信仰浓厚的国家倾向,结合西夏佛教的官方特色,以及西夏时期沙州所处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到西夏人在第61窟的重绘活动,实际有地方官府和佛教界对国家和地方消灾祈福的强烈表达。     

榆林窟第三窟顶髻尊胜佛母曼荼罗研究

甘肃瓜州榆林窟第3窟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建于西夏中晚期、显密图像并存的窟室。本文主要对该窟顶髻尊胜佛母十四尊曼荼罗展开研究,在分析比对几种汉、藏仪轨文书的基础上,作者倾向于认为该铺曼荼罗与11世纪末法军和巴哩译师所译藏文本《一切如来顶髻尊胜陀罗尼仪轨》最为契合。另外,作者通过对比11至13世纪几种顶髻尊胜佛母形象进而探讨了榆林窟第3窟壁画的绘制年代,佛母持宝瓶手的位置特征或能证明该窟建于西夏乾顺时期(1086-1139)。     

麦积山第100窟调查与年代研究

麦积山第100窟为麦积山石窟早期很重要的一个洞窟,该窟由于有过数次的重修,对之做系统的调查进而分析其始建年代与重修年代,有利于麦积山石窟成组洞窟及年代学的研究。本文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认为该窟与第128窟等为北魏太和时期开凿,北魏晚期对该窟进行了重修,宋代再次重修。     

中国北方草原石窟群——"阿尔寨石窟专家论证会"回顾

内蒙古阿尔寨石窟是长城以北草原地区"硕果仅存的晚期佛教石窟遗迹",特别是窟内现存的彩绘壁画弥足珍贵.该石窟开凿于西夏时期,盛于元朝,至明代还在延续使用,窟内大部分壁画属藏传佛教系统.     

瓜州东千佛洞第5窟西夏供养人初探

东千佛洞第5窟为西夏晚期代表性洞窟之一,以往学者们对此窟很少研究.本文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首次专门考察了此窟西夏供养人图像,并借助西夏学家史金波先生对西夏文题记的释读、翻译和注解考察此窟供养人题记,最后得出结论:此窟是由身为寺主、名叫智远的和尚监督指导,由来自多个不同党项族、汉族姓氏的武官、文官家族的男女成员共同合作出资营造的功德窟.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