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农业租税考--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译释

新发现的部分草书西夏文租税文书表明,西夏黑水城地区有以耕地多少缴纳农业税的固定税制,缴纳杂粮和小麦的比例为4∶1,每亩缴纳粮食地租为1.25升;西夏的“佣”和有地区特点的“草”也以耕地多少负担,农户的租、佣、草账是逐户登记,以迁溜(类似“里”)为单位统计造册;西夏农户还有负担较重的人头税;西夏实行以耕地为标准的实物租税,秋后统一征收,然后入库管理。     

西夏官服管窥

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对西夏官服的情况进行了考证。首先,论述了西夏官服中"汉式头巾"与胡服头巾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胡服头巾为"阔大带"后垂,并提出东坡巾、幅巾等应不仅属于西夏职官燕服的范畴,而是也属于西夏汉人上朝的服装。其次,揭示冠、带中贵金属贵重程度和质量是西夏武职服装"金冠蹀躞带"等级区分的重要标志。第三,根据山嘴沟壁画K1中主尊所戴武弁冠而非佛冠、及手扶抹带而非持经书的情况,推测此图中主尊坐姿人物为世俗官吏,并认为"讲经图"定名不妥。     

论西夏的审判制度

西夏的审判制度是西夏重要的司法制度,它直接体现了西夏法制化的程度。本文将西夏制定的审判制度中的审讯和判决分别加以分析后在统合研究。西夏的审讯制度突出的是严格的规范性,对审判期限、证据认定等严加规范。在对案件的判决上,以司法官吏的秉公判断为核心,其目的就在于彰显法律的公正性。西夏审判制度之所以体现出层次分明而又环环紧扣、处罚严厉而又不失灵活的特色,是与其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的审判经验的承袭与运用分不开的。     

西夏文献中的占卜

不晚于12世纪中叶,党项人原始的占卜术被中原传统的占卜学所取代。存世的西夏占卜文献全部译自汉文,其中对一些专门术语的译法表明西夏人对中原卦名有自己的理解。以干支为依据的"术数"占卜在西夏的流行程度超过了以八卦为依据的"易经"占卜,其对西夏生活的影响比此前估计的要大。     

西夏仪式佛教的图像——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巡行图的几点思考

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北壁两铺大型炽盛光佛巡行图壁画,作为后期重绘的壁画,对其时代的判定有元、西夏两种观点,其中持元代说者以"元代西夏遗民营建"说为代表,但经仔细观察画面细节,作些辨析,持主流意见的西夏说更能成立,而由西宁王速来蛮主导营建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作为炽盛光佛变相的特例,画面反映出来的炽盛光佛巡行和本地僧团送、迎的场面,是重绘壁画时受西夏仪式佛教影响的结果,是西夏佛教重实践、重仪轨的图像记忆。而炽盛光佛星曜信仰浓厚的国家倾向,结合西夏佛教的官方特色,以及西夏时期沙州所处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到西夏人在第61窟的重绘活动,实际有地方官府和佛教界对国家和地方消灾祈福的强烈表达。     

论凉州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

西夏碑是一通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碑文是研究西夏社会的重要资料。同样,被人遗忘的碑座是西夏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狮子、莲花、天马、麒麟组成的独特浮雕图案是碑文内容的艺术表现形式,是西夏社会历史文化的反映。     

西夏石雕艺术的杰作——志文支座

<正>志文支座(见图1),西夏,1974年在西夏陵区6号陵碑亭遗址中出土,现藏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石雕以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且刻有汉、西夏两种文字,反映出西夏时期石雕艺术的独特风格,是西夏石质雕刻中的杰出代表,弥足珍贵。199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定其为"国宝"。支座白砂石质,近似正方体,长68厘米,宽65厘米,高62厘米。正面雕刻男性人像,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     

西夏榷禁制度渊源考

西夏榷禁制度与唐、五代、北宋的榷禁制度关系密切,西夏"巡检"、"三司"、"栏头"、"群牧司"之名移植自五代、北宋。西夏榷盐价格基本与第五琦榷盐改革后税率相仿,榷盐根据不同产地、不同品种定价沿袭自五代定规;西夏榷曲告赏法借鉴自宋,收税职吏"栏头"与北宋后期的栏头更为接近;西夏畜牧榷禁中注籍、号印、禁杀牲畜规定的渊源可溯自唐代。总体而言,北宋榷禁是西夏榷禁制度的主要渊源。     

西夏语“头项”词义考

以往学界认为有关西夏汉文文献中的"头项"意为"头领、首领",也是西夏的一种军事组织,这一认识并不准确。传世汉文西夏文献中的"头项"乃是"头绪、种类"等义,而西夏文文献中的"头项"则是"事宜、事项"的意思,可以用作"同位语"。同一常用词在夏汉文本中词义的不对等,说明西夏语在词义衍生的思维模式层面与汉语是不一致的。     

《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经典研究》评介

《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经典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对将近30种佛教文献的解读和考释,包括五种"拙火修法剂门"、法狮子所传的"那若六法"、十九种"大手印法",以及《亥母耳传记》和《大印究竟要集》。本书指出这些佛教经典的西夏本与汉译藏密经典《大乘要道密集》中汉文本之关系,揭示了元代藏传佛教深刻的西夏背景,把西夏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拓展到了佛教史领域。虽然该书有几例西夏字的通假现象作者未予指出,一些西夏偈颂的断句还有待商榷,但仍不失为一部成功的解读藏传西夏佛典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