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卷一八二“沈义伦任京西转运使”之说更论

《玉海》卷一八二述乾德元年沈义伦为京西转运使,并据以为诸道置转运使始见之资料。综合宋初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沈义伦于乾德元年被命非京西转运使,似当为陕西转运使。北宋初期沿承唐末五代制度设转运使,然实行之初,对应的实际职责显然有别于乾德三年后地方行政长官一职,仅据其名而断定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之转运使设置之始,似亦与宋初史实相去甚远。     

五代巡检研究

巡检作为官称大体始于中晚唐,五代时,已逐渐形成按行政级别分层设置的模式;此外,在盐池产地、交通要道和军队中也大量设置。充任巡检使者的身份地位高低不等,但都由武将充任。五代巡检使所带之兵由几百至几千人不等,甚至有带上万名兵士的;所带兵种有禁军、州兵、乡社兵(民兵)等不同种类。五代巡检作为一种差遣,其设置、任命都体现出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这一制度对宋代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五代宋初的洛阳和国都问题

五代宋初时期的国都建置 ,历来成为史学界所争论的问题之一。日本学者久保和田男的《五代宋初的洛阳和国都问题》一文 ,从郊祀功能和象征性两个方面 ,对这一时期的国都建置做了深入探讨。文章认为 ,在都城的南郊祭天 ,是中国古代国都的重要机能 ,而五代前期 ,各王朝大都在洛阳的南郊举行祭天典礼 ,故洛阳要优于开封。至后周时 ,郊祀则在开封举行 ,遂使开封的国都机能更加完备 ,奠定了宋都开封的基础。又从作为国都的象征性机能这一视角切入 ,论述了由洛阳表现为宅舍壮丽到开封表现出军事武力的都城景观之变化。     

试论唐五代内职诸使的等级化

在宦官政治发达的形势下,唐代的内职诸使制度不断发展。唐代的内职诸使具有使职的特色,除处于最高级别的枢密使和宣徽使,其他内职诸使之间没有形成明确的高下等级关系。至五代,内职诸使之间逐渐形成明确的高下关系,并且随制度的发展更加严密化、系统化。在整个五代的变化过程中,以后晋为界限,前后王朝内职诸使的等级化现象呈现出不同的趋向。后晋之前主要以职务为主,后晋之后则主要以职阶为主。这种变化与整体内职诸使制度的外官化发展存在互动关系,因而体现于内职诸使的外官化过程之中。     

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四)──为他人举行法事活动之所得

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四）──为他人举行法事活动之所得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系指这一时期沙州憎尼通过为他人做法事或依靠其宗教身份得到的经济收入。这类收入是沙州僧尼全部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全面了解...     

士风重建与人物书写:以陶榖形象的塑造为例

陶榖曾先后在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任官,是五代宋初文人的典型代表之一。其性格偏激急躁,追求名利,行事作风为当时人和后世所诟病。然而,陶榖的形象通过史料和文学作品的加工处理而典型化、脸谱化,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其真实面目。通过对陶榖家庭背景和行为的具体分析,可以对陶榖其人有更加真实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认识五代宋初所面临的士风重建问题。     

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三）——大众仓试探

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三）——大众仓试探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系指这一时期沙州僧尼通过为他人做法事或依靠其宗教身份得到的经济收入。这类收入是沙州僧尼全部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当时僧尼的经济...     

"维制"与宋初政治格局

宋初惩唐末、五代之弊,以维制思想立一代兵制和官制,从而在政治制度上为宋初构筑了维制的政治格局,重建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促进官僚体系的发展,加强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并给边疆形势和政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宋初妇为舅姑服制的变革

在宋代五服制度中,妇为舅姑三年之制不同于唐、五代的正式礼法,这一变革始自太祖诏令,并被采入《开宝通礼》,后随《五服年月敕》《天圣令》以礼典敕令的形式颁行天下。但妇为舅姑三年之制的源起还是在唐、五代,舅姑与子妇对等报服之后,妇为舅姑三年之制就自下而上地渐由时俗之礼而见录于《书仪》《书仪镜》等书。也由此可知,宋初统一服制的首部礼典《开宝通礼》,其服制之源并不只是盛唐之礼,最终的定制是根据宋初现状情势对唐礼及五代礼选择和调整的结果。     

论宋初兴文教抑武事的形成

宋初统治者吸取了五代时期武将得宠骄行所形成的君弱臣强的教训,改变统治策略,确立了“以文化成天下”的国策来巩固政权。作为为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国家文教政策则通过“兴文教”和“抑武事”的两个方面具体贯彻统治意图。一方面通过重振儒术和完善科举制度,用以提高文臣地位;另一方面又将“抑武事”作为达到长治久安的手段,对军事将领施以压制和打击。由此形成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文武分途的情景,在极大地提升了文臣地位的同时又使武将精神状态发生变化,造成了国家军事发展长期赢弱的恶果。